黄保才
五月的仙居麦田，麦子刈割不久，成片丰收的气息漫过土围墙。在下汤遗址考古站，仲召兵的指尖抚过九千年前的席纹陶盆，那些嵌入陶胎的经纬，像被时光尘封的密码，在他掌心一一解开。
初见这位80后考古学家，很难将他与十年田野考古的风霜联系起来。黑框眼镜后的目光沉静如古陶上的红衣，说起遗址里的陶片却忽然亮起来：“你看这筒形罐的镂空，多漂亮的设计，先民的审美一点不输给现代人。”他捧起碎陶片，像在拼凑一部被岁月揉皱的史书。那些与黄土浑然一体的残片，经文物修复师指间的手术刀轻轻剥离，渐渐显露出红衣陶的温润肌理，你会感受到万年前先民烧制陶罐时的炙热。
十年前那个偶然的决定，让仲召兵一头扎进这片被误判为七千年的下汤遗址。当北大实验室测出九千年前的碳十四数据时，他蹲在探方里盯着那层带着上山文化特征的陶片，忽然读懂了2.5米地层里藏着的文化长卷——从万年上山到跨湖桥，到河姆渡，再到好川四个文化时期，六千年文化遗存层叠如书页，在浙东南的丘陵间写下中国最早的村落史诗。让他激动的除了精美的陶器，还有“三重聚落结构”的发现：中心台地的红烧土广场，外围环壕的防御智慧，器物坑里碎陶片的神秘仪式，勾勒出早期社会的清晰轮廓。
仲召兵的考古理念，暗合着中国考古学从“器物考古”向“社会考古”的转型。他摒弃了传统的器物类型排比，转而用科技手段编织历史的经纬：植物考古从碳化稻米中测出70%的驯化率，动物考古从猪骨形态变化推断家畜饲养的起源，地质考古则复原了当时的气候环境。
“考古人的快乐，在于能触摸文明的胎动。”他蹲在器物坑旁，指着那堆被砸碎的陶片，“你看这个20多件陶器的坑，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贵族墓’。”风穿过田野掠过他的刘海，带着远古的气息。这些年，他用科技考古的“放大镜”，从碳化稻米里读出70%的驯化率，从石磨盘残留物里复原先民的食谱，让万年时光不再是模糊的剪影。
5月中下旬，下汤遗址考古团队还发现迄今为止埋藏器物数量最多的器物坑，内置约40件形制各异的陶器。这一发现使得仲召兵的研判离预想又近了一步。
仲召兵的考古实践，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独特的启示。在当今快速变迁的时代，下汤先民面对环境变化时的从容适应，为我们应对生态挑战提供了历史镜鉴。毋庸讳言，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至今尚未破题。
采访团队离开时，他又走向遗址深处，身影一如既往地坚定。那些被他拂去黄土的陶片，终将在遗址公园的展柜里重新绽放光芒。而他留在探方里的脚印，早已与万年时光交织成线，在这片恒定的土地上，续写着文明最质朴的注脚——原来所谓永恒，从来不是瞬间的绚烂，而是千万个平凡日夜的坚守与凝望，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精神。这种匠人精神，蕴藏在许多考古学家身上，须仰视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