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汪蕾
2月18日，正月初二中午，57岁的厨娘陆时花和23岁的儿子蒋国豪正在后厨忙碌，5个灶台同时开工，蒸腾的热气弥漫开来。当天，他们要操办将近60桌酒席，服务东阳市画水镇黄田畈村永乐自然村10多个大家庭、五六百人的新春团聚，母子俩从凌晨4时起就开始筹备。
“海参羹可以上桌了，羊排拿过来。”陆时花指挥着3名帮厨全力备菜，硬菜小炒陆续上桌。“6个冷盘、16个热菜，荤素搭配，东家啥也不用管，只管吃好喝好。”
从正月初二到初八，陆时花的日程全部排满。每桌888元的价格，在这个春节档期为她和团队带来不错的收入。后厨之外，12名50多岁的本村妇女穿梭席间，端菜、倒茶、收拾——她们是团队的“固定成员”，春节期间每人能拿到300元一天的工钱。
这看似寻常的新春乡村聚餐，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乡村经济微循环图景。“请乡厨上门做家宴”正成为一种新年俗，而隐藏在这一桌桌乡宴背后的，是一个正在被激活的乡村消费市场和就业池。
当天中午，永乐自然村民蒋宝明设宴7桌，往年都是在自家操持新春团圆饭。他说，要在家做出六七十人的饭菜“实在费时费力”，大家只能“挤在一起站着吃”，吃不完的剩菜还要“热了又热”。
一顿家宴，曾经全家齐上阵，如今则请专业厨师上门掌勺。宴请的人家解放了双手，免去了备餐的辛苦，免去了外出订餐的麻烦，可以有更多闲暇时间和亲朋好友围坐一起聊工作、谈生活。从外地赶回过年的蒋宝明侄女蒋文静说，与在家吃饭相比，在崭新的村大楼里与家人、乡亲齐聚一堂，不仅是家庭聚会，还能见到很多儿时伙伴。
年轻人外出工作返乡时间短，不愿把宝贵假期耗在厨房里；留在村里的长辈年事渐高，难以应付几十号人的备餐重负。传统的“全家总动员”式宴请模式面临挑战，看准这一商机的陆时花在乡厨市场兴起时便置办了整套移动厨具，从灶台、蒸箱到餐具、桌椅，一应俱全。今年，她更是花4000元租下村大楼整层大厅，将其打造成春节期间固定的宴席承办地。从流动摊点到固定阵地，这不仅是单个乡厨的升级，更是乡村服务产业走向专业化的缩影。
另一方面，消费升级带来观念的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更追求吃好、省心。从浙江商贸学校烹饪专业毕业，在酒店学习后回村接班的蒋国豪，既是学徒，也是师傅，他带来的不仅是专业的烹饪技术，更是标准化的服务和“一站式解决”方案。
如果说陆时花和儿子是乡厨经济的主角，那穿梭其间的12名服务员则是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配角。55岁以上、女性、农村户籍、灵活就业，在传统的就业市场中，她们往往是“边缘人群”。但在乡村家宴的特殊场景中，她们找到了既能兼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的“家门口就业”机会，闲时在家，随叫随到，收入可观。
记者了解到，永乐村大楼大厅，平时可作为婚丧嫁娶办席场地，本村人使用免费，外地人租用或商业用途则可增收。4000元的租金既是陆时花的成本，也是村集体的收入，虽然金额不大，但代表了农村公共空间的资产化运营新趋势。
放眼浙江全省，这种模式已日趋成熟。早在2018年，浙江便启动农村家宴放心厨房建设，鼓励村（社区）利用文化礼堂、公共服务中心、居家养老中心、村活动室等场地，改造提升为家宴中心。家宴中心既能通过场地租赁、服务收费等方式，为村集体增加收入，又能提升公共空间的利用率和村民的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