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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变局下 上海如何成为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开路先锋

  6月10日至11日,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

  这也是时隔6年,陆家嘴论坛再次将论坛主题锁定在金融改革与开放。2015年,第七届陆家嘴论坛主题为“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与扩大开放”。

  全球大变局下,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有何新内涵?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又将在新一轮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啃下哪些“硬骨头”?

  全球大变局之“变”

  “过去的六年是极速变化、超预期的六年,全球经济的常态就是‘常变常新’。”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对澎湃新闻表示,大变局主要受到全球贸易冲突、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动荡、新冠疫情和全球新供给冲击的连番影响,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运行的基准参数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关于未来的求解也会发生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于泽则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大变局的重要特征是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打破了传统西方势力一枝独大的局面,但逆全球化力量导致全球收益分配问题日益突出,加上全球疫情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也放大了各种全球结构性问题。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伊德还指出,影响大变局的因素还包括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后遗症以及全球化单边主义的盛行。

  上海高金学院副院长严泓对澎湃新闻表示,金融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是应对国际大变局很好的抓手。他进一步指出,改革与开放必然是相辅相成的,改革不彻底的开放会带来对现有体系的很大冲击,开放可以更好促进国内的金融改革,使得中国经济体系与全球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化解一些比如经济脱钩或者金融脱钩的危险。

  于泽则表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改革之一,在全球大变局下更是要定调坚持改革与开放,同时也要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带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求解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新内涵

  全球大变局的金融改革与开放有何新内涵?

  程实表示,改革开放再出发,关键在于改革的改革和开放的开放,它们将创造新的发展动能。他指出,“改革的改革”包含三个转变:从释放红利到创造红利,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完善国家激励机制;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通过提振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从增量调整到结构调整,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并重,平衡好增速与增质。“开放的开放”亦包含三个转变:从较低层次到更高层次,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从商品输出到信用输出,完成金融开放,并获取全面市场经济地位;从被动跟随到主动引领,为全球发展和世界秩序塑造做出积极贡献。

  在乔伊德看来,大变局下的金融改革开放有三层新含义:第一,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需要,因为金融供给侧改革还没有完成,融资结构仍旧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才存在差距,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开放吸引外资,增补短板,强化金融市场的韧性。第二,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需要商品循环和凝聚着商品的生产要素的循环,金融是资本很重要的一个生产要素。第三,进一步金融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地缘政治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于泽则指出,面对科技进步、高质量发展和国际大变局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构建现代金融体系。首先,需要进一步建设好现代中央银行,需要进一步理顺货币创造机制,构建符合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有弹性的货币体系,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其次,建设好现代资本市场体系,市场化、法治化进程还需要加快,构建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谱系。最后,建设好现代金融主体,进一步充实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券商、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资本金,加强金融机构的治理体系完善化,做大做强机构投资者,加强金融知识教育,提高居民金融判断力。

  在金融开放上,于泽表示,要进一步适应我国国内要素禀赋的变化。我国已经从单一劳动充裕国家逐步走向资本要素充裕型国家,需要通过金融开放有效利用好国内资本,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金融市场带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严泓提出,为了将金融体系提升到全球化水平,需要提升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性、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以及有效性,同时金融机构需要作为诚信金融的引领者,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使得金融机构与国际领先的金融机构处于同一个竞争水平。

  上海如何成为开路先锋

  2020年11月12日举行的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上海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处于引领中国金融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核心地位,发挥率先垂范的先锋作用和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程实说。

  于泽表示,上海是新发展格局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关键是继续发挥好金融要素和科技要素市场建设,成为开放的平台,带动沿江经济带发展。他还表示,上海可通过构建更加现代的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全球化财富管理中心,以金融资源连接国内外经济循环。

  在金融改革开放领域,什么是“最重的担子”“最硬的骨头”?

  乔伊德表示,人民币目前还不能完全自由兑换,而人民币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至关重要。他认为,上海应积极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在推动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的过程中积极先行先试,创造经验,同时防控好风险。

  严泓也认为,将来上海要真正建成一个像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程实指出,上海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必须有所作为,也可以大有所为,“可为之事,可以总结为十五个字‘敢为先、重基础、广蓄力、促协调、强信心’。”

  乔伊德提出,上海特别是临港新片区,应对离岸金融先行先试,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教训。

  严泓建议,上海临港新片区提出要建立国际资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离岸金融的模式创立一些国内资产交易平台,以此与国际先进的交易机制和模式接轨,吸引最顶尖的金融机构参与。

  于泽认为,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可借力数字人民币。以数字人民币为载体开展资本项目可兑换,非常有利于在新技术条件下稳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不过,乔伊德指出,数字人民币会给货币的跨境使用带来便利,但不能改变根本性的跨境能否使用的问题,必须有制度安排,不能过分夸大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上的作用。

  为科创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全球大变局下,金融如何支持科创企业显得尤为迫切。中国以间接金融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应该如何变革才能达到支持科创企业的需要?

  严泓指出,科创板的设立,为中国的科创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也给现在还达不到要求的科创企业一个努力的新路径。与此同时,科创板通道也会促使风险资金进入到初创企业初期的发展。

  于泽表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力:第一是完善科创板。进一步提高科创板流动性,将科创板真正变成科技企业价值发现的交易场所,实现金融和科技企业的双赢。第二是要充分建设高标准科技要素市场。通过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市场会自发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金融服务科技企业。

  面对科创企业的高风险问题,乔伊德认为,市场应存在容错机制,纠错的机制。

  程实认为,在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依托上海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持续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鼓励发展新型金融业态,推动符合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模式创新。

  “随着芯片、5G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主赛道,以及数据、技术上升为新一代生产要素,上海亟待立足全国半导体产业中心的特殊优势,重点推动相关的金融资产和产权类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及国际上的互联互通,进而在国际要素市场形成有效对接,一方面增强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为‘中国智造’注入金融活水。”程实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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