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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递出刀,三十年后砸手铐:南京大学“唯论文”的困局与救赎

  2026年5月29日下午,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会议室内,一场没有传统毕业论文答辩环节的博士答辩正在紧张进行。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了最终结果:“根据答辩委员会对实践成果的评审意见及答辩表决结果,一致认为该同学所提交的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

  全场响起掌声。这名博士生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2025年施行以来,南京大学第一个不写传统学位论文、直接用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南京大学首位“无论文博士”。消息传出,舆论为之侧目。但一个更为吊诡的历史事实浮出水面:三十年前,正是南京大学率先从国外引入SCI论文指标,开启了中国大学以论文数量论英雄的时代。三十年后的今天,这所亲手递出量化快刀的大学,却不得不亲手砸碎自己打造的金手铐。

  钥匙的制造者:量化之门

  1980年代末,中国高校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几乎集体失语。彼时国内学术界缺乏客观有效的科技评价体系,南京大学作出了一项至今仍在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决定:率先从国外引入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指标,作为教师职称评审和博士生学位授予的评价标准。有曾担任国家科技部负责人的学者后来回忆,国内最早认识和使用SCI统计指标功能、认识到中国的基础研究必须与国际接轨的,正是基础研究较强的南京大学;上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物理学系率先提出,搞基础研究一定要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要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要有SCI论文,以此作为衡量教师科研成果和水平的标准之一。

  这把钥匙迅速打开了量化评价的大门。上世纪90年代起,SCI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成为中国考核评价学术成果的主要标准。“这项改革对于当时还较为封闭的国内高校来说,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有南大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后来总结,“SCI论文指标凭借其透明、简单、客观等优势,迅速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对推动南大等国内高校科研成果走向国际舞台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前述曾担任国家科技部负责人的学者也评价道,南京大学当时起了一个带头作用,早期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效果比较明显——上个世纪末,当国家的基础研究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但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还很低的时候,有必要通过国际学术平台把成果推介出去。

  但一座“唯论文”的黄金牢笼也同步拔地而起。过度追求SCI论文数量的现象逐渐显现,科研工作出现了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简单的量化标准演变成“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痼疾。在此后的三十年间,论文至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闭环——期刊版面明码标价,引用数据肆意灌水,灰色产业链遍布其中。而当造假论文被撤稿后,中介甚至还能提供“无痕撤稿”服务,在帮助撤掉论文的同时抹除撤稿痕迹,构成了一条从伪造到“洗白”的完整黑产链条。

  失控的刀与南大的困局:论文泡沫、黑色产业链与始作俑者的反噬

  在量化指挥棒下,“不发表,就发臭”早已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悬在每个科研人头上的真实枷锁。资源分配的逻辑被扭曲到了极致:一些高校专门成立ESI学科建设会,推出高被引论文写作攻略,并对高被引论文每篇另奖励2万至6万元,成为热点论文另奖8万元甚至更多,高校内部的排名游戏在金钱驱动下烈火烹油。更魔幻的是,高校甚至公开鼓励教师“战略支援”,相互引用刷数据,以拉高ESI排名。

  论文泡沫之下,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已悄然成型。2025年10月,有媒体记者卧底进入两家论文中介机构,其负责人称,该公司去年累计为客户运作发表论文13万篇,年收入超8000万元,客户大多来自有评职称需求的教师和医生群体,其中医护客源占比在50%以上。公司印发内部资料登记近110个“合作期刊”,其中一些与机构“独家合作”的期刊,论文不经机构投稿就不会被录用。另一家中介机构的内部资料则记录了一条“写稿-造数据-代发”的完整流水线:写手团队大量炮制论文,临床数据全靠编造,从代写到代发的全产业链运转已异常完备。

  2026年2月,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发现两家公司提供论文代写代投服务,涉事企业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并吊销营业执照,相关主管部门对涉事人员处以警告、年度考核不合格等处分,并取消其三年内申报科研项目、评优评先及职务职称职级晋级资格。然而黑产的触角并未就此收敛。各大中介不但推出“AI代写+人工降重”标准化套餐,借助大模型批量生成论文初稿,再由枪手简单替换降重,一篇万字论文的成本可被压缩至500元以内;另一方面,撤稿也成了一门全新的生意——“无痕撤稿”服务应运而生:中介宣称可以在知网、万方等平台“无痕撤稿”,直接在检索页下架、隐藏客户的学术文章,从代写、代发到撤稿,全产业链运转已异常完备。

  在这种畸形的激励下,数学公式里的几个百分点比学生的吃饭问题更重要,比国家重大攻关项目的实效更重要。而那条不区分“自引”和“他引”的ESI排名规则,又给了论文灌水行为一个极为宽阔的后门:有的高校将本校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鼓励全校老师优先引用;甚至鼓励其他学科的科研人员集中针对某个“潜势”学科发表论文,为提高排名作贡献。

  而南大自己,正是这场量化游戏的始作俑者。在亲手打开这扇量化之门近三十年后,南京大学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在国际排名游戏里,自己正在被“反噬”。在华东五校竞争中,南京大学在各个版本的排名榜单里时常被戏称为“华五守门员”。根据2026年ABC中国大学排名榜单,南大位列第七,在华东五校中排到了末尾,这在当时是第一次出现。在量化赛道上,南大被一些体量更大、扩张更快的理工医强校超越。在“唯论文、唯排名”的数字游戏中冲得越凶,就越容易被数字绑架;当数字不能持续领先时,“看上去什么都干不过了”便成为必然的结局。这把当初由南大递出的量化快刀,如今正失控地割裂着整个学术体系,而南大自身也深陷困局——它既是持刀人,也是被刀所伤者。

  圣殿漏水:顶刊光环的暗面

  论文泡沫的泛滥,已经开始倒灌至科研顶峰的“金字招牌”。

  2026年4月起,有自媒体博主连续实名举报多位教授在《自然》及子刊发表的论文涉嫌数据造假。5月26日,新华社对此进行了专题调查报道。报道披露的数据显示,此次被举报造假的高层次学者合计超过15名,涵盖院士候选人、杰青、长江学者等多个头衔。

  一些造假手段之粗糙,令人惊愕。“一整列数据的末尾数字全是5,两列数据之间精准相差0.3,还有的数据小数点后时而一位、时而两位……”这种“明显不是真实实验得出的数据”,竟来自一篇“长江学者”团队的《自然》论文。小鼠的体重数据同样“诡异”:通常实验室称重仅需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而该论文中的196只小鼠,只有一只体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其余全部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有受访科研人员直言,这明显不符合真实实验数据应有的随机波动。

  5月6日,同济大学公布了调查处理结果:被举报人职务被免、岗位连降两级,论文第一作者被解聘,涉事论文正式撤稿,校方公开致歉。这是本轮学术打假首个落地严厉问责的案例。紧接着,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多位“大咖”学者也被公开举报,相关高校已启动调查程序。

  有受访科研人员向新华社点破了一个现象:“越是‘大咖’,越容易对论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失察失管,‘他们太忙了,甚至连手下做的是什么都不一定清楚’。”新华社的评论说得很直白:“保学校名声,最好的方式不是遮掩问题,而是严肃处理问题。对造假者最严的处理,才是对学校声誉最好的保护。”

  自救:这所始作俑者决定砸碎金手铐

  面对自己被量化游戏反噬的困局,南大决定自己动手。

  2014年,南大提出“做问题导向的原创研究”;2018年,提出构建“三位一体原创驱动式”科学研究新模式,以基础研究为根本,向创造技术和成果转化延伸拓展。在这一过程中,SCI论文指标不再是“王道”。南大完善科研创新激励办法,由过去简单的工分制变成主客观评价相结合的形式,论文在量化评价环节中的权重从原先的80%降低到50%以下,而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形成高价值自主知识产权等权重,从原来的不足10%提高到25%以上。有南大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坚持质量与贡献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人才培养贡献,这些理念决定南京大学的科研评价必然不以SCI论文或量化指标为圭臬。”

  进入制度层面的保障后,南大开始了实际落实。2026年5月29日,南大首位不以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顺利完成答辩。他是一位非在职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自入学起便深耕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扎根工程一线。他的研究成果——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PCCP安全监测技术与设备,已部署在南水北调工程、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甚至远销欧洲斯洛文尼亚。

  前期大量工程实践与项目成果无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充分呈现。恰逢2025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他的导师坦言:“大家以为实践成果不用发高水平论文就容易,其实更难,没真实应用成果根本做不到。要用户出应用报告、第三方检测、成果鉴定,这些造假不了,可靠性必须过硬。”这名博士生也直言,实践成果答辩挑战性远高于传统论文:“这套设备应用在国内多个重大水利管线,要去现场铺设设备、和业主沟通推进项目,花在一线的时间远多于实验室。”答辩现场,专家们的提问全是工程上的真问题:技术路线比较、现场复杂干扰如何剔除、能否在钢丝断裂前通过监测变形提前预警等。评审专家认为,技术从理论到功能应用形成了较好闭环,符合水利行业工程应用前沿。

  连锁反应:一场无法撤回的系统性纠偏

  南京大学不是孤例。

  此前,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校均迎来了首位“实践博士”。进入2026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也相继培养出了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2025年,中南大学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研究生获授博士学位;西北工业大学构筑了工程博士特色培养体系,将论文和实践成果产出在国家重大需求和重点型号上,其培养体系被教育部简报刊发,并作为人才培养典型案例分送至有关部门及全国高校。南京邮电大学也在2026年5月迎来了本校首位“实践成果博士”。国家层面连续数年发布破除“唯论文”导向的重磅举措,严令科技评价不得将论文数量与资源分配直接挂钩。科技部还会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抄袭剽窃、伪造数据、买卖论文等行为,严肃开展调查和处理。

  从功利化的“发论文”到回归重实干的“解决问题”,全社会的学术评价逻辑正在被一点一点拧回原位。而南京大学——那个三十年前递出量化快刀的始作俑者,如今正背负着“掉价”的嘲讽,一锤一锤地砸碎自己打造的那副金手铐。这把曾经失控的刀,终于在阵痛中开始被重新握紧。

  重要声明:

  本文基于公开新闻报道、政府通报、学术机构公开发布的信息以及权威媒体调查报道撰写,所有事实、数据及引述均已注明出处或明确指向可查证的公开来源。文中涉及的个人案例(南京大学首位“实践成果博士”)来源于该校官方网站及多家权威媒体报道,未对任何个人进行未经核实的负面描述。本文不构成对任何单位、个人或学术成果的法律定性,亦不用于商业用途。文中观点仅代表基于公开信息的分析与评论,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如文中信息存在不准确之处,相关权利方可联系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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