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振才兄相识，算来已有二十余年。那是一次寻常的聚会，彼时我正在鼓楼区委党史办帮忙撰写《湖南路：一条全国文明街的诞生》等文章，他供职于南京市委党史办，常来区委走动。他长我五六岁，说话爽直，有着北方汉子的豪迈，待人接物却又谦逊温和。一来二去，便熟络了。
其实写作也好创作也罢，都是件自讨苦吃的事，肖振才写作之勤奋，成果之丰硕在文坛是有目共睹的。
二〇〇五年的一天下午，他带着一叠厚厚的书稿来找我，是那部后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智大勇：周恩来在1946》。洋洋四十余万字，我接过来，沉甸甸的。那之后我们之间的交往更深了一层，我也因此对他的文字工作有了更多关注。
(《大智大勇：周恩来在1946》出版后引起外国历史研究者深度关注)
大约是前年，振才兄又抱来一摞手稿，说是退休后写的散文，想结集出版，书名也想好了，叫《并非别风淮雨》。我翻看目录，五十余篇文章，分作“行走故里”“世语新说”“旧朋新友”“旅行笔记”“随笔与纪事”等几个部分，约莫五十万字。这分量，对于一部散文集而言，不算轻了。
书名取得有意思。“别风淮雨”典出《文心雕龙·练字》，《尚书大传》作“别风淮雨”，《帝王世纪》则写作“列风淫雨”，原是字形相近传抄致误的例子。刘勰说“列”“淫”于义为当，“别”“淮”于理则乖，但后一种写法反倒新奇。振才兄取“并非别风淮雨”为题，意思大概有两层：一是说自己的文章并非那种故弄玄虚、以讹传讹的东西；二是说虽为散文随笔，却也不肯在考据上马虎，这倒是符合他几十年做党史研究的脾气。
说来也怪，振才兄的人生经历实在驳杂得很。早年在煤矿当过工人，做过国有煤矿的党支部书记，后来转行搞金融，当银行的总经理，竟撰写出国内第一部关于股票投资指南的书，算得上是国内股市投资研究的先行者之一。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家典当行，也是他参与创办的。再后来调入党史部门，专门从事研究著述，上级领导指定他担任南京大屠杀丛葬地调查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撰写的那份调查报告，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至今读来仍觉震撼。
这样一个人，到了退休年纪，不写回忆录，不写金融史，倒是拿起笔写起了散文，而且一写就是五十万字。这中间的道理，值得琢磨。
振才兄的散文，最见功力的是那些写人记事的篇什。他写母亲，写故乡，写旧友，笔触是收着的，不滥情，不铺张，却自有一种沉实的力量。
《发黄了的婚约》是一篇好文字。写母亲九岁时因战乱随全家逃难至南屯村，舅舅将她许配给父亲做童养媳。舅舅一家离开时，“她伤心地啼不成声，眼睁睁地看着舅舅、舅母的背影远去，一口一声地叫着‘哥哥，不要丢下我’‘嫂嫂，带我回凤阳’”这样的文字，没有亲历者转述的细节，是写不出的。振才兄写到这里，并不接着发挥，只是平平地叙述下去：母亲从此很少再回南屯村，在她眼中，老家是受苦受难的化身，是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气的地方；而父亲后来将党组织关系迁回老家，积极参与村中工作，引导青年农民外出务工。同一片乡土，在父母心中竟是两副面目。振才兄并不点破什么，读者心里却都明白了。
这种克制的笔法，大约是长年做史料工作养成的习惯。尽管早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但撰文著述仍然重考据，党史研究讲究言必有据，下笔须有出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不尚空谈、不务虚辞的文风。这种文风移到散文写作中，反倒成了优势。当下的散文，太容易流于两种毛病：一种是滥情，恨不能将每一丝感受都放大成惊涛骇浪；一种是炫技，在语言的花腔里打转，却忘了要说什么。振才兄的散文不在此列。他的文字是朴素的，有时甚至略显笨拙，但正如宗璞所说，“美文不在词藻，如美人不在衣饰，而在天真烂漫舒卷自然之中”，这种朴拙之中，自有一种可信赖的力量。
写人之外，振才兄也写了不少游记和读书随笔。《双墩觅古》《涉故台探幽》诸篇，看似游记载录，实则贯注着他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关切。他写双墩遗址，写垓下古战场，不单是描摹景物、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真正沉下去，考其源流，辨其沿革，最后发出“如何在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现代化中国的同时，树立起文化自信，让古老文化真正活起来”的追问。这种追问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建立在他对遗址现状的细致观察之上的。读这类文章，能感觉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意识。
还有一类文章，是振才兄的独到之处。他写秦邦宪、孙津川、姚佐唐、宋绮云等党史人物，凭借多年积累的史料功底，补正了以往研究中的若干缺漏。这些文章放在散文集里，多少显得有些“跨界”，但细想之下，散文原本就是最自由的文体，叙事、议论、考据、抒情，原不必拘于一格。振才兄将学术研究的功夫化入散文写作，反倒拓宽了散文的边界。
我尤其留意到他写落第书生的一组文章。唐伯虎、吴承恩、吴敬梓、魏源、冒辟疆，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赫赫声名的人物，当年都曾是科举考场上的失意者。振才兄将他们的人生轨迹梳理出来，不是为了发“科举误人”的牢骚，而是要给今天的青年学子另一种看待成败的眼光。“明朝官场上少了一个有才气的官吏，文坛却多了一个‘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这话说得平实，道理却不浅。当下的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每年高考、公考之后，总有一些年轻人因一时失意而走极端。振才兄从故纸堆里翻检出这些旧事，大约也是希望告诉读者：人生的路不止一条，此处不通，别处自有天地。
这部散文集里有一篇后记，振才兄写道：“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为了梦想而奋斗，而坚持。”这话朴素，却是一个七旬老人历经世事之后的心声。他写这部书稿时，已经退休多年，既不为职称，也不为稿酬，纯粹是“抒己之怀”。这样的写作状态，反倒最接近散文的本意——自由地表达，真诚地书写。
说起来，振才兄的散文并非没有可议之处。有些篇什的铺陈略显繁冗，有些地方的文白夹杂不够圆融。但这些都是小节。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有一种当下文坛稀缺的品质，那就是“实”——内容扎实，情感真实，文字朴实。这种品质的养成，与他几十年的史学训练有关，更与他跌宕的人生阅历有关。他当过矿工，下过矿井，知道地层深处的黑暗与艰辛；他搞过金融，办过典当行，见识过金钱世界的光怪陆离；他做党史研究，调查南京大屠杀丛葬地，触摸过民族记忆中最疼痛的伤口。这些经历叠加在一起，使他的散文有了厚重的底色。
曹聚仁先生论文章，讲究“文如其人”，认为文章的高下，说到底是一个人的胸襟与识见决定的。以此衡之振才兄的散文，庶几近之。他不是那种在书斋里凭空想象生活的作家，他的文字是从生命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带着泥土的气息和生活的温度。
读罢这部书稿，我想起一件事。那年振才兄找我商议《大智大勇》的稿子，临走时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写东西这件事，真是一辈子丢不掉了。”说完笑了笑，转身走了。现在想来，那笑容里有几分自嘲，也有几分认真。
这部《并非别风淮雨》，大约就是他“丢不掉”的明证了。
(在与国外历史专家交谈后，肖老师特意让笔者坐在客人身旁合影，后排左一为肖振才先生)
李风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资深编辑、文学读评人、《风宇书评》等书评栏目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