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2月3日讯(记者 周林怡 金春华)生活在都市，噪声常常不请自来：车流“呼呼”的穿梭声、工地“砰砰”的打桩声、邻里“哐哐”的装修声……穿透墙壁门窗，钻入耳膜。
前不久，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5)》显示，2024年，全国噪声投诉总量约589.5万件，比上年增加18.9万件。《浙江省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5)》则显示，2024年全省设区城市共受理噪声投诉件33.3万件，其中社会生活噪声、建筑施工噪声相关投诉占比较高。
噪声污染，不仅是烦心事，更是关乎公共健康、居住品质与城市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题。
面对这道考题，最近，《浙江省噪声污染防治办法》公布，绍兴、衢州等市，杭州富阳、宁波镇海等区县陆续发布或开始实施新版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这相当于画出了“声环境地图”，将城市划分为居民文教区、工业区、交通干线区域等不同区块，并规定相应的“音量上限”。
这张“声环境地图”，能否助力破题噪声治理这一全球性困境?现代城市又将如何设置声音边界?
城市需要一张“声环境地图”
打开杭州市拱墅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一幅清晰的“声景规划”呈现眼前：不同色块标注出5类声环境功能区，都明确了适用的昼间、夜间的噪声上限。比如，浅绿色为1类声环境功能区，即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等需要保持安静为主的区域，昼间不得超过55分贝，夜间不得超过45分贝——这大致相当于两人轻声交谈的音量。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区划图。”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拱墅区分局党组成员郑雷斌表示，“它是噪声治理的依据，更是区域内道路规划、产业布局和社区建设必须前置考量的‘声音说明书’。”
“声环境地图”的出现，源于日益紧迫的噪声污染难题。专家介绍，短时间的强烈噪声可能直接损伤听力，而长时间暴露于强噪声环境中则会带来失眠、焦虑甚至更深远的身心危害。
2022年6月5日起施行的噪声污染防治法将噪声明确划分为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与社会生活四类，并提出相应防治要求。但由于缺乏更具操作性的工具，叠加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噪声导致的矛盾纠纷仍然居高不下。
在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生活着十余万常住人口。全球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中国轻纺城坐落于此，金柯桥大道、于越快速路等多条主干道川流不息，各种声源在此碰撞、叠加。
“每天都要处理噪声方面的警情。”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柯桥派出所民警沈卫峰深有体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噪声日益多元化，而人们对居住环境品质需求也在提升，对噪声问题愈发敏感。民警们只好加强日常巡逻，做好劝解、调解等工作。
而噪声的瞬时性、流动性等特点，也给执法带来难度。
“经常是居民投诉后，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时，声音已经没了或变小了。而且，在缺乏监测数据固定证据的情况下，常常只能以劝说、调解等柔性方式来处理。”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焦一多律师接触过不少此类案例。
“声环境地图”随着城市的发展更新迭代，但在实施过程中又遇到很多新问题——
很多老城区的用地功能高度混合，商业、居住、交通干线交织，噪声源复杂，地图难以精细覆盖；新城区虽似“白纸”，但难以科学预测未来噪声源及其影响；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内，如何既保障产业发展空间又兼顾生活配套区的安静，更是规划中的经典难题。
“城市功能区变化很快，居民小区周边的商业会从无到有，越来越热闹，有些道路的车流量会因特殊情况迅速饱和，原本制定的方案就得及时调整。”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污染源监测部有关负责人说，这就需要一个在源头上就能精准控制并能有效应对状况变化的工具。
为噪声治理提供操作手册
新版“声环境地图”如同一份份详尽的操作手册，为不同区域量身定制降噪策略提供参考基础，推动治理从粗放走向精细化。
这份“量身定制”，靠的是新一批方案在范围和精度上的升级。对比旧方案，新版地图将新建成区、规划重点发展区域等纳入区划，实现中心城区全域覆盖。例如，杭州市临安区“声环境地图”2025年版相比2018年版，1类区由3个变4个，总面积增加了2.08平方公里；3类区因青山湖科技城等新兴工业平台的崛起而翻了倍，达到6个，总面积从5.18平方公里增加到23.68平方公里。
变化更在于内部的精细再造。新版地图根据用地性质变化和噪声敏感程度，对部分区域的功能类别进行了升降或细化调整。有些地方将居住与商业混杂的区域进行更清晰的界定，或者将工业区内的居住用地单独划定，执行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各地在调整中，充分认识并遵循了‘以人为本、精准防控、动态适应’的理念。”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污染源监测部有关负责人说，综合分析各地的新方案不难发现，随着城市扩张，1类(居住文教区)和2类(居住商业混杂区)面积占比有所增加，“这一方面印证了各地城市化率在提升、经济发展稳定有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噪声控制能力在增强。”
然而，精细的图纸要转化为有效的管控，必须突破“监测难”的瓶颈。
“过去功能区声环境主要靠手工监测，一年测四次，难以捕捉噪声的瞬时变化。”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污染源监测部工作人员介绍。如今，这一短板正被技术补上。全省11个设区市已建成并投用162个功能区声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可以实现每秒采集，并与国家平台实时联网，向公众开放，织成了一张精密的“感知网络”。
这张动态监测网络与静态分区地图相结合，让治理要求得以具体化。比如，《浙江省噪声污染防治办法》中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保护要求，从建筑隔声设计、道路交通建设等长远规划，到垃圾收运、宠物管理等日常活动，都设置了明确的降噪约束。
焦一多评价，细致的规定，有利于基层执法，也更能从源头上对噪声污染进行控制。
地图的生命力，最终体现在能否改善居民耳畔的真实感受。在宁波市江北区前江街道星旅城小区，居民最近察觉到汽车鸣笛声少了、渣土运输车声音也变轻了。
“这块区域南邻高架、西靠商业中心，噪声曾是明显的‘硬伤’。”星旅城社区党支部书记辛岗说，新版“声环境地图”实施后，区里和街道指导社区，通过加装隔音屏、优化车辆通行路径等一系列措施，将该区域环境噪声平均降低了约10分贝。
这种“硬件改造，靶向消音”的模式，正是将地图上的分区，转化为居民家门口可感知的宁静。“我们利用区级财政，结合小区自有资金与‘微改造’项目，对噪声问题突出的小区进行‘一点一策’的改造。”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江北区分局副局长冯昊介绍。为陡坡减速带加装橡胶垫以减少车辆颠簸巨响，对电动车充电棚进行隔音降噪处理……目前当地已完成40多个“小而精”的改造项目，覆盖7个小区。
构建“刚柔并济”的噪声治理体系
面对“源头杂、取证难、约束弱”的治理难题，单靠技术或道德约束显然难以根治，城市需要探索“刚柔并济”的治理体系。
智慧管理的出现，被业内人士视作非常“硬核”的一招。
在全国噪声地图应用试点建设城市常山县，一套噪声地图管理信息系统已于2025年初步投入运行。它不仅直观展示声功能区划、实时呈现部分自动监测点数据，还能将居民投诉精准标注在电子地图上。
“有了这套系统，噪声‘看得见’了，哪里在监测、数值是多少、哪里投诉多，一目了然。投诉受理、派发处置、结果反馈也可在同一平台流转，提高了效率。通过叠加分析监测数据、投诉点位、功能区划和声源分布等信息，我们还可以提前判断噪声污染热点和主要矛盾，推动噪声管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判的转变。”衢州市生态环境局常山县分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这套系统已广泛应用于重大活动噪声保障、建筑施工噪声监管、规划建筑物噪声预测评估、广场舞噪声选址与管理等多个场景。
每个人既是噪声的发出者，也是受害者。专家建议，应当引入更多柔性智慧，让公众也成为治理参与者。
“《浙江省噪声污染防治办法》将于3月1日起施行，我们在抓好执法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做好普法宣传，引导社区通过居民公约等做好源头管理。”沈卫峰说。
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道庆隆苑小区居民余卫萍是社区舞蹈队的领舞。她说，以前在空地上跳舞，音乐声经常被投诉。如今，街道在明确功能区划要求的基础上，不仅引导舞蹈队制定了自律公约，还装上了定向音响，将声音牢牢控制在特定范围内，“音乐仍在放，但投诉没了。”
祥符街道还推出了一个公共参与的创新性平台——“静音一码通”系统。居民只需手机一扫，就可随时反馈噪声问题、参与静音倡议。系统实时接收后，不仅自动推送给物业和社区快速处置，还会向提交人发放由周边联盟商户提供的静音激励券，实现正向循环。
调研中，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从整体规划到具体项目落地，都能感受到兼顾刚性约束与操作灵活已成为噪声治理的一项共识。
“比如杭州钱塘、萧山等地在土地出让环节，除了传统的容积率等指标，若地块临近交通干线，就会将明确的防噪声要求写入出让条件；在小区内部规划时，也会通过设置公寓区、利用长廊进行空间隔断等设计来降噪。”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有关负责人介绍。
如今，浙江多地依据“声环境地图”探索推出了多种宁静区域：杭州市上城区、绍兴市柯桥区、义乌市先行先试，依法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强化声环境保护。全省各地各类“宁静细胞”不断生成：宁静小区、宁静公园、宁静工地、宁静工厂……这些宁静区域的建设结合各类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让群众随时可以静下来。
地图有了温度，最终才能承载并守护生活在其中的人对宁静的真实渴望。
据悉，“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实现县级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自动监测网络全覆盖，推广常山县“噪声地图”试点经验，积极拓展“噪声地图”项目建设覆盖面，为规划审批和源头预防提供“决策地图”；构建覆盖更广、感知更智能的监测物联网，借助AI等技术，探索区分交通、施工、社会生活等噪声类型，提高溯源和治理效率；深化噪声治理平台与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融合；拓展公众参与和惠民服务应用，开发面向公众的噪声地图查询服务……
噪声治理的终点，并非追求绝对的安静，而是在城市空间中，以耐心协调需求、建立机制，让每一种合理的声音找到其应有的边界与分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