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泰州的历史星空上涌现出无数志士仁人、良臣名将，北宋名臣范仲淹就是这群星中的一颗耀眼明珠。那篇《岳阳楼记》中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无人不晓，但追根溯源，这一思想的形成最早却是在泰州。
范仲淹的一生，勤政爱民，刚正廉洁，三起三落，矢志不渝。一千多年前，有一条阻挡海潮入侵、捍卫百姓家园的堤堰，始终牵动这位北宋年轻官员的心。他是如何排除万难，重筑起这项伟大工程的呢?
本期城史将带你一起走进千年捍海堰，寻访这座“海防长城”的前世今生。
唐代筑下百里皇岸
成为捍海堰的前身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既是一种变通方式，也是一种生存方式。
在古海陵这片土地上，五千年前的青墩人就已熟悉海的脾气，依靠东海的丰饶，去海边捕鱼为生。西汉时，吴王刘濞召来各地流亡人口，聚集在海陵沿海一线煮海为盐，为吴国积攒了大量钱财。
唐代，泰州盐业已相当发达，全国设盐监十处，海陵是十监之首，俨然为东南产盐重镇。其境内大小盐场众多，享有“吴盐胜雪”的美名。
南唐，泰州因盐业而兴，所谓“咸鹾赡溢(咸盐富足得流出来)”，故而升格为州。从此，泰州作为一个产盐的城市声名远扬，盐业也成为泰州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然而，哺育海陵百姓的大海有时也会偶尔任性，露出它狰狞的一面。每当海潮泛滥，海水倒灌时，“潮涨十丈当其冲”，“新鬼故鬼相间鸣”，百姓饱受其灾。
唐朝大历年间，一位名叫李承的高级官员来到海边，见此情形，心中忧虑，回去后起草奏折报告给朝廷，陈述了百姓遭受海潮侵袭一事，并首次提出“筑大堤拦海潮”的伟大设想。
鉴于百姓安危与产盐重地双重考虑，唐代宗李豫同意李承在海边建筑捍海堰的想法。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一条长百余里，北起楚州高湾，南抵海陵县境的捍海堰就筑好了。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从此，广袤的苏中东部平原上，横亘着一道气势恢宏的“海防长城”，将滔滔潮水拦截在大堤之外。
捍海堰筑好后，“屯田瘠卤，岁收十倍”(《南唐书》)。于是，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寓意好听的名字“常丰堰”。
在民间，人们为感谢皇恩、纪念李承，也将此堤称为“皇岸”、“李堤”。
筑大堤所挖成的人工河流，就是今串场河的前身。串场河沿线是苏中最早“煮海为盐”的地带，串通着近20个古老盐场和盐仓。
然而，经过两百多年的风吹雨打，至宋代初期时，捍海堰已经多处发生坍塌，不能发挥防御海潮的作用。
探访海边百姓疾苦
忧天下立志重筑堰
宋太祖开宝年间(968年—976年)，泰州知事王文佑曾增修捍海堰。但因堤小不固，海潮长期冲刷，时常溃决，逐渐失去防洪作用。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一位职位卑微，却同样心系百姓安危的年轻官员来到泰州东海边。经过三年走访调查，当他发现“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废旷久”，且百姓常常遭受秋涛袭扰，遂下定决心要在唐堰基础上重新建起一座千年不倒的拦海大堤。这位官员就是范仲淹，后来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此时的范仲淹36岁，可谓年富力强，朝廷给他的官职是“监泰州西溪镇盐仓”。这个官职为盐官专属，级别比县令略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征收西溪盐税。
然而，“忧天下之忧”的范仲淹却将目光放到更远的地方，跳出西溪，跳出泰州，从整个海防大局出发，想修一座“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海防工程。
正如他在《西溪书事》中写道：“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图。”宏伟的蓝图，就这样在他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当年李承初建常丰堰时，还顶着“淮南节度判官”的乌纱帽。可范仲淹当时只是一名小小的盐官，他能成功吗?摆在他前面的一道道难题，他能克服吗?
范仲淹将初步设想写下后，上报给南都学舍时的同窗好友、时任江淮制置发运副使的张纶。在报告中，他针对当初李承所筑常丰堰“垒土而成”极易坍塌的弊端，特别提出要“迭石重筑”。
上呈报告后，没想到有些人却直言他越职行事，还有些人认为修堰虽可挡住海水，却不利于排除堰内洪涝积水。范仲淹道:“我乃盐监，百姓都逃荒去了，何以收盐?筑堰挡潮，正是我分内之事!”并对积潦问题予以反驳：“涛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获多亡少，岂不可乎?”
最终，张纶力排众议，积极支持范仲淹重筑大堤的设想，并上报北宋朝廷。很快，朝廷批准了该请示，指定由他负责这项工程，并升迁范仲淹为大理寺丞。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秋，为便于行事，张纶推荐范仲淹知兴化县事“专掌役事”(宋·张磁《仕学规范》)。知县，宋代以朝廷大臣到地方兼领一县之长，称“知(主持)某县事”，简称“知县”，管理全县的行政，有的还兼管军事，官秩多是七品。从此，范仲淹离开了奋斗四年之久的西溪。
现在，人们从范仲淹在西溪留下的众多诗歌不难看出，他的确是一个胸怀天下的青年：“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咏蚊》)。”也可以看出他对西溪有着很深的感情：“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西溪见牡丹》)。”
修堰受阻遭“三难”
仁宗下旨暂停筑堰
范仲淹上任兴化后，在张纶、滕宗谅等官员的支持下，征集了泰州、通州、楚州等地四万民工，准备向海潮发起历史性的冲击。但由于条件所限，如何确定海岸线的具体位置，便成为他遇到的第一道难题。
一天，范仲淹去海边勘察。在渔民家中喝水时，偶然间看到猪桶内沿漂着一圈淡棕色的稻糠，这一寻常现象启发了他。于是，在每月初一、十五涨海潮的这两天，他发动沿海盐民将稻糠撒入大海，稻糠顺着潮水冲向海岸，退潮以后，就留下一条弯弯曲曲的稻糠线，这就是海潮的最高水位。范仲淹令民工沿线打桩，最终完成了海岸线的测定工作。
定线，这才只是一个开始，更难的工作还在后头。
据《范集·泰州张侯祠堂颂》载：“(捍海堰)起基于天圣三载(1025)之秋”。及至隆冬，雨雪连旬，潮势汹涌。恶劣环境成为筑堤的第二大难题。史载，范仲淹与同在泰州担任军事判官的滕子京常“同护海堰堤之役”，与民众同甘苦，共患难。
然而范仲淹与百姓的热情干劲，却未能感动上天。正当他带领民工夜以继日的修堰时，一场暴风雪和海潮突然而至，堤坝工地上的好多民工来不及撤退，就被无情的海水吞噬。范仲淹后来在《胡公神道碑铭》中回忆道：“雨雪大至，潮汹惊人，而兵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
庆幸的是，滕子京恰好当时也在场，他沉着镇定地站在大堤高处，给民工讲解护堰利弊，坚定了盐民修筑大堤的信念。
在《滕君墓志铭》中，范仲淹动情地写道：“(滕子京)与予同护海堰之役，遇大风至，即夕潮上，兵民惊逸，吏皆苍惶不能止。君独神色不变，缓谈其利害，众意乃定。”患难中见真情，范仲淹与滕子京也因共同经历这次患难定下了一生的情谊。
事后，范仲淹抚慰百姓，阐明利害，鼓舞斗志，还拿出自己微薄的官俸作为补贴筑堤的费用。在他的感召下，民夫复出，情绪高涨，工程进展迅速。海滩工地上，人们冒着严寒，挖土、挑泥、运石、打夯，人山人海，号声震天，场面又热闹了起来。
然而第三大难题也就随之出现。那些起初对筑堰持反对意见的人，正好抓住这一次机会上报朝廷，说筑堤是不祥之兆、是逆天之为，并将死难者人数刻意夸大，想以此达到停止修堰的目的。这也成为范仲淹未能完成捍海堰的最终原因。
不明真相的宋仁宗听说海难事故后，错误地认为事态严重，遂下旨暂停筑堰，同时派遣两淮转运使胡令仪进一步考察工程能否继续进行。
张胡复堰终于成功
百姓立下“三贤祠”
胡令仪曾在北宋淳化年间(990—994)担任过海陵、如皋知县，深知建筑大堤意义深远。他到泰州之后，范仲淹就陪他去海边巡视。
当胡令仪看到海潮汹涌，良田被毁的情景，不禁叹道：“余昔为海陵宰，知兹邑之田，特为膏腴。春耕秋获，笑歌满野，民多富实。今苇苍茫，无复遗民，良可哀也!”范仲淹点点头，再三拜托他回京争取复堰之事。
停工期间，范仲淹作了一次两浙春夏之行，在杭州、诸暨等地，他与胡则、林逋、唐异等人相聚，并留下《赠余杭唐异处士》、《寄西湖林处士》、《唐异诗序》、《越上闻子规》等诗文。
回至兴化县衙，等待的结果却令范仲淹非常失望。尽管胡令仪“抗章力请其成”，宋仁宗还是为平息反对者的声音，将范仲淹调离兴化，改徙监楚州粮料院。一场海难风波引发的朝廷之争，至此才算了结。
北宋天圣四年(1026)八月，范仲淹母亲谢氏去世，范仲淹不得不回河南商丘丁忧守制，并于三年后葬母洛阳万安山。离别兴化之前，他写信给时任江淮制置发运使的张纶，反复陈述“复堰之利”，并表示若再有事故，一切后果由他承担。
张纶被范仲淹的执着所感动，遂三次上表朝廷，请求复堰，并表示愿意亲自担任总指挥。
天圣五年(1027)，宋仁宗任命张纶兼任泰州知府。那一年的秋天，张纶督率兵夫修筑捍海堰堤于“通、泰、海”三州之境。
倾注全部精力的张纶，夜以继日奋战在工地上。经过9个月努力，至天圣六年(1028)春，一条自小海寨东南至耿庄，长181里、基阔10米、高5米、台阔3米，堰身为砖石垒砌的捍海大堰终于竣工。为吸纳潮水方便漕运，还特意在运河内设置水闸，让堤外堤内水能够根据需要实时互通。
捍海堰重修之后，逃难的2600多户难民又重新回到了他们的家园，恢复生产劳动。从此，人们以捍海堰为界，堰东海滩用来煮海为盐，堰西围起来的百余里泻卤之地都被改为良田。百姓农事、盐课两得利，再不担心受到海潮袭扰。
史载，堰成之后百姓心怀感激，“民为纶立生祠”。而胡令仪在报批、抗章力请方面也贡献巨大，并自始至终关心捍海堰工程进度，故而人们又将范仲淹、张纶、胡令仪三人一并立祠祀之，称为“三贤祠”。
范公美名传颂千年
古海堤已作公路用
后来，人们越发怀念范仲淹的首倡、起基之功，又因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堪称一代名臣，故各地纷纷建祠纪念范公。一时间，阜宁、兴化、盐城、东台、海安、如皋一带都建有范公祠。司马光《涑水记闻》中记载：“兴化之民，往往以范为姓。”
岁月沧桑，朝代更迭。元朝成宗大德五年(1301)，捍海堰再次颓坏，“民饥死流亡者半”。时任兴化县令的詹士龙组织9郡民工，历经16个月，对捍海堰进行大规模的维修扩建，扩建后的捍海堰从100多里延伸至300多里，蔚为壮观。
史料显示，“范公堤”的名称在宋元两代尚未曾出现。直至明代才将捍海堰改称“范公堤”，并广为流传。最先出现“范公堤”名称的，或是在明成化十三年(1476)，高宗本所立的《修捍海堰记》碑文中。
明代，官府对捍海堰有过三次维修，分别为：万历八年(1582)巡盐御史姜壁，万历十年(1584)总漕都御史凌云翼，万历十五年(1587)巡抚都御史杨一魁。他们或请或奏、或总其役，均为维修捍海堰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雍正十二年(1734)，河督高斌续修范公堤。乾隆、道光、同治时期，又屡次对捍海堰进行了维修、增展，使其总长近500里。
尽管前后筑堰、修堰的人很多，但后人提及最多的却是范仲淹。清人程岫写有一首《谒范文正公祠》诗，具体道出其中缘由：“一时勤劬万世利，纵有阻者应避嫌。”“范公官小志则大，决谋无待询龟占。”……
“西塍发稻花，东火煎海水。海水有时枯，公恩何日已。”如今的范公堤早已失去它的海防作用，成为老204国道的一部分。但范仲淹“官小志大”的忧乐情怀，已是横亘在历史深处一道最美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