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了12项战略任务，其中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专章部署。这再次向外界说明，中国坚持互利共赢，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站在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5周年的节点，浦东如何深化改革，推动高水平开放?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
记者：浦东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承载着国家多项重大战略，您如何看待其过去五年在开放发展中的基础优势与实践成果?
刘春生：浦东的独特优势首先体现在战略叠加的先天条件上。它同时承接了《引领区意见》《浦东综改试点》《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三项国家赋予的战略任务，尤其是自贸区历经十年发展后，还承担了延续性的开放探索任务，这种战略密度在全国范围内都较为罕见。
过去五年，浦东依托长三角制造业核心区的基础，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上成效显著——像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等与制造环节紧密相关的服务领域，已经形成了与产业需求高度匹配的生态全链条服务体系，这也是浦东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同时，浦东在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作用上持续发力。虽然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每一步都触及核心利益，推进难度显著加大，但浦东在跨境贸易便利化、制造业服务业外资准入等领域仍有突破。
不过，也要看到，当前国家层面的战略红利和政策先导不再集中于单一区域，北京的“两区建设”、深圳的国家战略布局都在分流资源。这种“各地开花”的平衡态势，也倒逼浦东在开放中更注重差异化探索。
记者：当前，北京、海南、大湾区等都在推进高水平开放，上海和浦东如何在竞争中找到自身独特定位，避免同质化?
刘春生：不同区域的开放路径，本质上是由自身产业基础和功能定位决定的，“产业+开放”的深度绑定是上海和浦东的优势。上海的开放，必须紧扣“制造业根基”和“国际经济中心”的定位。
上海周边的苏浙地区有大量工业企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旺盛，这为浦东乃至上海的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展提供了土壤。“园区+平台”集聚，让浦东在智能制造与生产优化、供应链优化与电商服务、国际贸易与物流等方向形成了“服务本地、辐射全国”的能力。
此外，上海在金融开放上虽有先发优势，外资银行、保险、证券机构的引进力度较大，但目前仍面临审查严格、负面清单落实难等问题。未来，能否在规则衔接上突破，比如简化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审批流程，将成为上海金融开放的关键突破口。
还要注意来自海南、大湾区的差异化竞争压力。海南依托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等制度，在个人和机构的跨境资金流动上更为灵活。大湾区则在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上对跨国企业有吸引力。相比之下，上海的开放不能再依赖政策红利，而应聚焦制度型开放的深度。比如，在数据跨境流动中，针对工业数据、消费数据、金融数据的分类监管，形成可复制的规则，这才是上海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记者：当前中国企业出海需求旺盛，但也面临资金出境难、海外市场不熟悉等问题。上海和浦东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方面能发挥哪些作用?
刘春生：现在企业出海已经从“被动突围”转向“主动布局”，各地面向企业的出海培训越来越多，需求之迫切可见一斑。上海和浦东作为企业出海的重要枢纽，有三大服务方向可以发力。
第一，解决“规则认知”痛点。可以联合商会、专业机构，针对重点市场梳理出海指南，帮助企业规避“开门迎客，关门打狗”的陷阱。
第二，搭建“政企协同”平台。可以打造更高效的出海服务站，对接大使馆、海外商协会资源，在企业“走出去”的全过程提供“娘家人”般的服务，企业在海外遇到经营纠纷时也能及时提供帮助。
第三，配套“金融+服务”生态。可以推动本地银行与外资机构合作，针对制造业企业的海外并购、跨境资金结算设计专属产品。同时，引导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本地化的合规、税务服务，形成出海全链条支持。
记者：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外资流出与企业出海并存。上海和浦东要保持开放势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何突破?
刘春生：首先是制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很多开放政策停留在文件层面，缺乏具体案例和细则。这不仅仅是上海和浦东面临的挑战。背后原因可能包括审批流程不清晰、部门间权责不明确等。
还有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比如数据跨境，很多数据都被认为是敏感的，国外对于体系能否兼容也存在顾虑。但如果开放停滞不前，我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的人工智能企业、互联网企业终究是“瘸腿”的，可能失去更广阔空间和市场。
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重拾改革开放初期的勇气。同时，要注重规则的包容性。比如在数字贸易、科技领域协同开发等方面，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纳入规则设计，形成区别于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这也是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可以发力的方向。
此外，还要进一步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制定政策前多倾听企业诉求，让企业成为推动开放的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这样的开放才能更具生命力。(记者 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