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四年的早春，一则消息在全国新闻界、文学界悄然传开：甄为民先生于二月十九日在南京逝世，享年九十七岁。这位曾经领衔创作《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革命老人，带着他跨越两个世纪的传奇人生，静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那一刻，我想起了他的忘年交、报告文学作家夏学海，想起了他们之间那段关于雷锋精神传承的交往。
说起来，夏学海与甄为民先生的神交，始于数年前的一次次精神对话。夏学海是一位长期深耕报告文学领域的作家，从《草根书记》到《龙腾四海》，从《为了金兰》到《将生态蓝图绘到底》，他将目光始终聚焦于普通人身上那些不普通的思想光辉。而甄为民先生，这位十四岁参加新四军的“红小鬼”，十五岁入党的老革命，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双枪记者”，正是他心中那座仰之弥高的精神丰碑。
(写作《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时的甄为民同志)
夏学海曾对我说起，他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时，便被那种穿透时空的精神力量深深震撼。那是一九六三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通栏标题近整版的位置，发表了甄为民与佟希文、雷润明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那篇报道，连同第一版的相关综合新闻、评论员文章和第五版的《雷锋日记摘抄》，第一次以空前的规模向全国人民介绍了雷锋的光辉事迹。学海说，那是一种“点燃”的力量——仿佛一把火，从字里行间燃起，照亮了一个时代，也照亮了他日后数十年的创作道路。
真正让夏学海走近甄为民先生的，是他对雷锋精神当代传承的执著追寻。夏学海长期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正能量挖掘，他写《草根书记》，写那些在基层默默奉献的党员干部；他写《老兵仁心》，写百岁新四军老兵周仁甫的人生传奇。在他的笔下，雷锋精神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融入普通人日常坚守的血肉之躯。正是这种创作取向，让他与甄为民先生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
那些年，夏学海通过多种渠道，间接就雷锋精神的弘扬与写作问题向甄为民先生请教。每一次交流，都得到甄老的肯定与赞赏。甄老从这位后辈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书写雷锋时的那份赤诚——不为名利，不尚浮华，只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格叫崇高，有一种活法叫奉献。
二〇二六年六月，学海终于有机会前往江苏省钟山干部疗养院，拜访甄为民先生夫人史越峨同志。那是一次期待已久的会面。夏学海带去了自己新近出版的作品集，史老则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重的《沧桑漫记》，郑重地题签后赠送给夏学海。这本书，是甄老与夫人史越峨合著的，记录了他们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和人生感悟。夏学海接过书，感到手中捧着的不仅是一部著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托付。
在疗养院那间简朴而整洁的会客室里，夏学海与史越峨同志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谈。史老虽已年过九旬，但思维清晰，谈吐从容。她回忆起一九六三年那个冬天，甄为民同志接到《人民日报》的约稿任务时，是如何夜不能寐、反复思量的。她说：“当时我们都在新华社辽宁分社工作，老甄是副社长，我是记者。他跟我商量这事，我说，雷锋这个战士不简单，他的事迹不是编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我们要做的，不是拔高他，而是把他心灵深处那些闪光的东西挖出来，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可学的雷锋。”
史老还说，在那篇通讯的写作过程中，她全程参与了讨论，并提出了不少完善和润色的意见。“老甄他们采访了很多雷锋的战友和领导，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我们反复讨论，到底应该突出什么?最后一致认为，要突出雷锋的‘平凡伟大’——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每一件都透着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这种忠诚，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融化在他的一言一行中的。”
夏学海后来对我说，那次谈话让他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新闻工作者的使命”。甄为民和史越峨夫妇，都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编稿子的记者。甄老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一名随军记者，亲历过苏中反“扫荡”、高邮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斗。高邮战役被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他作为随军记者，跟随主攻部队攀云梯登上高邮城墙，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胜利的时刻。史越峨同志也是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二十世纪50年代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倡导节约用电的评论和关注环境保护的通讯，60年代又率先报道了辽宁工人技术协作活动，将工人群众中蕴藏的创造精神推广到全国。
夏学海感慨地说：“甄老和史老那一代新闻人，是用脚板跑出来的、用战火炼出来的。他们的笔，连着土地，连着人民，连着时代的脉搏。所以他们写出的雷锋，才能那么真实、那么感人、那么有力量。”
通过多次间接交流，夏学海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感到，寻访雷锋的足迹，不仅仅是去重温一篇经典报道的诞生过程，更是去体悟一种精神如何在一代代人中传承、生长、开花结果。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这种体悟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
二〇二三年三月，夏学海的长篇报告文学《老兵仁心》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周仁甫，是一位百岁新四军老兵，与甄为民先生有着相似的革命经历，却走上了另一条奉献之路——战后他选择从事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四所中学的校长，创造性地开展以诗育人的教学模式，离休后又义务担任门卫、花工，自掏腰包三十多万元修建纪念碑亭，九十三岁时与红十字会签订遗体捐献协议。
夏学海在创作《老兵仁心》时，秉持的正是甄为民先生当年书写雷锋时的理念——从心灵深处挖掘，让精神成为榜样。他前后用了数年时间，积累了两百多万字的写作资料，四次走访周仁甫工作过的地方和相关知情人，与老人及其家人深入交流。他说：“写真人真事，最怕的就是拔高。一拔高就假，一假就没人信。甄老当年写雷锋，核对事实用了多少心血?周总理都专门指示‘事实一定要核对好’。这就是我们的榜样。”
《老兵仁心》出版后，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许多读者说，从周仁甫老人身上，看到了雷锋的影子——不是外表上的相似，而是精神上的相通。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人。夏学海用他的笔，为雷锋精神在新时代树起了一座丰碑。
夏学海曾经总结自己的创作心得，核心有两点：一是“真实”，二是“藏”。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信马由缰的创作是对报告文学的亵渎；“藏”则是要求作者适当留白，把褒贬藏在叙述之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思考。他说：“大约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报纸副刊年会上交流过一篇论文，叫《皮里春秋写人物》。皮里春秋是成语，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言论，面上不作评论但内心有所褒贬。写报告文学也要有这种‘藏’的功夫，为读者留下体悟的空间。”
这让我想起甄为民先生当年对那篇雷锋通讯的处理。全文没有一句华丽的口号，没有一处刻意的煽情，只是老老实实地讲述雷锋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战友们怎么看他。然而正是这种朴素，产生了最强大的感染力。好的报告文学，从来不是作者跳出来告诉读者“这个人多么伟大”，而是让读者自己走进去，感受到“这个人真的伟大”。
甄为民先生一生低调，从不居功自傲。他十四岁参加新四军，十五岁入党，亲历抗战最后一役，采写雷锋事迹影响几代人，创办江苏省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晚年与夫人合著多部著作，九十七岁高龄辞世。这样的人生，堪称传奇。但他在世时，从不主动提起这些。夏学海说，甄老晚年住在疗养院，生活极其俭朴，每天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偶尔与来访的后辈聊聊往事，说得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些牺牲的战友、那些平凡的好人。
二○二四年一月，史越峨同志代表甄老，将珍藏了五十九年的一九六三年二月七日的《人民日报》捐赠给新华日报报史馆。这份报纸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全面地介绍了雷锋同志的先进事迹，成为报史馆的重要馆藏。一个多月后，甄老与世长辞。新华社辽宁分社发来唁电，高度评价他“为党的宣传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特别提到那篇通讯“为当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为雷锋题词，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工作。这一长篇通讯已成为辽宁分社新闻报道史上的一座丰碑而载入史册”。
夏学海得知甄老去世的消息后，沉默了很久。他对我说：“甄老走了，但他点燃的那把火还在烧。我每次提笔写那些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时，都会想起他，想起他说过的话——‘雷锋的先进事迹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撼和振奋，也是精神上的一种洗礼。采访和写作雷锋事迹，也是一种财富，现在叫获得感’这种获得感，我也有。”
如今，夏学海依然在报告文学的道路上深耕不辍。他写《草根书记》，写基层干部的坚守；他写《龙腾四海》，写普通人的奋斗；他写《老兵仁心》，写老兵周仁甫的传奇人生。他始终相信，这个时代需要雷锋，需要雷锋精神，需要有人用笔去记录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灵魂。
甄为民先生曾经说过：“我入党八十多年了，从一个普通的学生，一手拿枪一手握笔，能亲自参加抗战最后一役，能书写雷锋，能为党的事业奋斗一辈子，我觉得特别幸运，心里特别高兴。”这话朴素，却让人动容。幸运，是因为参与了一段伟大的历史；高兴，是因为没有辜负那个时代、那份初心。
夏学海也是幸运的。他与甄为民先生的交往，是一次精神的寻访，更是一次薪火的传递。他寻访的不仅仅是雷锋的足迹，更是那种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正如甄老所愿，正在一代代人的笔下、心中、行动中，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甄为民先生若在天有灵，看到后辈们依然在循着他的足迹前行，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雷锋精神长存，是因为书写雷锋精神的人，心里都有一团火。那团火，从一九六三年的冬天燃起，照亮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天空，也将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作者简介：心 辰，笔名：心辰、海妍；文史专栏作者、从事艺术品研究保护工作、著有文史类散文、随笔等散见各类报刊、新媒体平台、参与写作出版图书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