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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首次召开社会工作会议,透露哪些信号?浙江又做得如何?

  11月5日至6日,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召开。

  这是中央首次召开社会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当下,社会工作已成为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标准配置。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浙江省、广东省、陕西省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交流发言。

  中央为何高规格部署社会工作?做好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又是什么?浙江又做得如何?

  一

  这几年,社会工作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

  之所以“热”,是因为这项工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结构变化明显——城乡界限趋于模糊,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利益诉求日趋多变,价值取向丰富多元。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系统的复杂程度与不确定性,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一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则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二十大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战略部署中,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工作有关任务。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则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社会工作领域改革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等一系列部署。

  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

  以组建社会工作部为例,2024年1月12日全省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后的第2个工作日,浙江省委社会工作部就挂牌了。3月8日前,11个设区市均挂牌成立了市委社会工作部;到3月底,全部县(市、区)的党委社会工作部挂牌并实质运行,速度位居全国前列。

  不仅如此,除了杭州、宁波两个副省级城市外,浙江其他9个设区市和所有县(市、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均由党委副书记担任,体现了浙江各级对社会工作的重视。

  二

  面对新形势,必须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中央社会工作会议上,有一项内容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那就是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

  这几年,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并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蓬勃兴起,聚集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大量以灵活就业为主的新就业群体。

  这些群体流动性相对较高、灵活性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群体,既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对象,也是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

  对平台经济发达的浙江而言,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不仅能够加强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也能通过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促进这些组织健康发展。

  一些行动已经展开。

  比如,运用多种方式收集和解决新就业群体的诉求。

  10月25日,一场恳谈会在衢州市滴滴服务站举行。衢州市相关部门的处室负责人,和8名网约车企业负责人、网约车司机代表坐到一起,听取他们对全市网约车司机关心的车辆保险、社保缴纳、平台派单、平台规则等提出意见和诉求,并一一答复。

  活动看似平常,却拉近了党委政府与新就业群体的联系,让越来越多的新就业群体感受到温暖。

  在衢州乃至在浙江,这样的恳谈会是了解新就业群体诉求的一环。在浙江,线上通过“民呼我为”码、“企呼我应”码,线下借助小哥驿站、企业社区等服务阵地,有效畅通新就业群体的问题诉求反映渠道。同时在不少地方,这些问题诉求的解决还会有类似“好差评”的评价机制,让新就业群体自主评判服务质量。

  更多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暖心之举,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发生。

  有的地方关注他们“舌尖上的幸福”,开放社区食堂、党群服务中心等,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推出实惠套餐。有的地方安排空间设置“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医疗、便利服务等支持。还有的地方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基层治理,鼓励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基层治理的短板漏洞,并对新就业群体中佼佼者进行表扬。

  今年9月29日,浙江省召开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座谈会。

  会议提出了多项要求,包括筑牢服务阵地、畅通诉求渠道、完善保障机制,持续引导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积极推动新业态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等。

  三

  社会工作面对群众广泛、联系群众密切、服务群众直接。

  随着人民群众的需求越发多样化,社会工作尤其是推进基层治理时,面临的情况也更加多元。

  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对此专门要求,扎实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做好人民建议征集,发展志愿服务事业。

  实现这些目标,关键在人。

  这一点,诞生于浙江的“枫桥经验”有着最为直接的体现。“枫桥经验”发展到今天,一大鲜明特色就是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激发社会各方面参与基层治理的活力,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制度。

  多年来,浙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汇聚社会各方面力量。这其中,既包括新就业群体,也包含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

  首先来说社会组织。

  这些年,浙江一直在扶持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等社会组织,发动他们参与基层治理。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全省有6.97万家社会组织,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 24.4 万余家,数量居全国前列。

  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诸如“红枫义警”“武林大妈”“海岛渔嫂”“天宁评谈”等一批在全国都有知名度的基层治理范例,诞生在浙江城乡社区,并逐渐走向全国。

  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在浙江也随处可见。

  2024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阶段,浙江的报考人数达到30.4万,比去年增加6.4万,占到全国近六分之一。

  报名火热的背后,是浙江各地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真金白银的支持。在宁波,取得社会工作师资格证的,可以获得最高5000元/人的补贴;在金华,考取高级社会工作师证书的,奖励更是高达一万元。而在浙江的一些县(市、区),只要能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并被聘为专职社工,每个月都能获得200元到600元不等的津贴。

  这样的投入,让“考证”在社区工作者中蔚然成风。截至目前,浙江持证社会工作者27.5万人,居全国首位,占到全国的近五分之一。

  有了更多专业力量的加入,儿童福利、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社区矫正等发生在基层、亟待在基层解决的问题和诉求,得到更为精准高效的化解。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一支队伍同样活跃在浙江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那就是志愿者队伍。

  目前,全省有注册志愿者近2000万,活跃志愿者近1200万,占常住人口18%,远高于全国6%的平均水平。

  这些志愿者广泛参与基层乡村振兴、邻里守望、平安建设、文化惠民等工作,成为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解决具体民生问题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明确指出,做好社会工作是全党共同责任。当更多群体、单位、部门参与这项工作,发生在社会角角落落的民生关切才能更快地得到回应,基层才能更具生机和活力。(潮新闻 记者 陆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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