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引子
2020年10月19日，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站在外滩金牛广场，手执牛角，心中浮想连翩。这位老人就是我，一个76岁的老者。金牛是美国华尔街上的复制品，由我和胡锦星、朱裕华牵头从原创作者意大利著名雕刻大师处引入。(我担任中意交流协会副主席)2009由我们联系上了“铜牛”作者阿图罗·莫迪卡”并一併前往上海，在访沪期间寻找到了灵感，创造了“外滩金融牛” 此牛重2.5吨，长5.2米高3米，线条深邃，肌肉结实、牛眼圆睁，头部转向右边牛尾，则卷曲上扬，呈螺旋状，蜿蜒指向天空，四肢强健有力，牛气冲天，成为上海金融广场的重要标志物。金牛的所在地原先是赫德铜像的所在地。赫德乃英国人，是中国第一任总税务司。在赫德的把持下，中国大量的财富流失，使中国陷入贫穷落后的泥障。英美帝国主义者被扫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赫德的铜像被砸得粉碎。如今竖起了金牛铜像。这表明从今后中国会牛气冲天，毅然地屹立在东方，迎着朝阳，中国人民过着美轮美奂的生活。我面对看浦东，高耸入云霄的大厦映入眼帘，不禁心潮澎湃，那里曾是一派田园风光，曾几何时。已成为世界著名的金融圈。我曾为开发浦东吹响第一声号角，这是我感到自傲的地方。脸转问朝南看，那里是老城廂，南市区，我的大姑母，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党员，在那里开设了一家织布厂，内有职工数百人，布机四百台，那里曾是中共开展活动的据点。脸转向北，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显然入目，这是我的老友同济大学张振山教授受江泽民的委托设计的。我的脸再转向海关大楼，听着那悠扬的海关大楼的钟声，思絮不住地涌现。那里是我工作二十一年的地方，也有太多的回忆。下起了小雨，我站着纹丝不动，我不知道我的脸上淌着的是雨水还是泪水，我迷茫了，我仿佛是一个铜铸的人，一动不动地站着，站着。我的思绪回到了六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有着类似的场景。
第二章：祖父、父亲的海关情
1954年，阴历9月14日：我已十岁(虚龄)，家父黄冲前领着我来到外滩，站在江边，面对着海关大楼。家父对我说，你的脚底下原是英国人赫德铜像的所在地，他是中国第一任的海关总税务司，经他的手，中国大量的财物滚入帝国主义者的怀抱。如今解放了，这个殖民者的铜像被推倒了，人民解放了。说着说着他的脸凝重起来，仿佛回到了昔时的回忆之中。过了好一阵子，家父又说：“可惜我也从这栋楼中被赶了出来。”我问他是什么一回事，家父说：“这栋楼对我说来，太有感情了，我14岁时来到上海，上海这座城市对我说起来，既陌生又熟悉。”说着说着，往事一下子湧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仿佛一下子话匣子打开，不可关闭。以下是关于家父对于往事的记载：
1904年家祖和徐锡麟兄弟四人一起东渡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大为赞叹，认为非要革新，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1905年他再次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习。1904年家祖在东京一家客栈，与秋瑾等十位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结盟、成立三合会。然后又参加绍兴的“大通学堂”的组织筹建工作。秋瑾当时担任刺绣老师，家祖担任体育教员。徐锡麟后来去安庆警察学堂担任负责人。秋瑾和王金发负责大通学堂工作，家祖则在上海四马路租了房子，专门负责运输军火等物资，并负责筹款。所以徐锡麟在安庆举事起义被害，秋瑾也遇难，王金发踰墙逃脱，家祖因身在上海，幸免遇难。家祖在上海和陈光甫一起创建“上海银行”，可以说他是上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他和秦润卿相熟，秦润卿历任上海钱业公会理事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家祖的亲家童春，其大女儿嫁给了高荫嘉。高荫嘉手提一个小包裹，还有一把油纸，伞来到上海。家祖把他介绍给秦润卿。高荫嘉在钱庄以及在银行打拼，最终脱颖而出。短短的十来年时间，他独立门户，自已开了一家钱庄，接着在四川北路与天津路的交叉口、又开了一家钱庄，后来又开了“大胜银行”。到1920年他已是银行界中颇有名望的金融家了。1917年家父经家祖的介绍进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练习生，担保人是盛丕华(1882~1961)盛丕华在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环龙路老渔洋里二号创办《新青年》杂志社，众望所归，一大批有志青年聚集在他的麾下，此时老漠渔里二号还成立了“外国语学社”。家父和家伯都是“外国语学社”的成员，共计四、五十人，内中有陈延年、陈乔年、刘少奇、萧劲光、何长工、郭静唐兄弟，四、五十学员，有一部分人居住在老渔洋里二号，打地铺。另一部人，如刘少奇、何长工、萧劲光等住在老渔阳里附近，再有一部分人如郭静唐兄弟，家伯、家父等人就居住在高荫嘉的钱庄内，吃住都在钱庄，在当时叫作“孵豆芽”。因家父在证券物品交易所工作，手上存些积蓄，家伯向家父借了一些银元。家伯的手头十分宽松，总是做“大佬倌”，请外国学社的同学一起吃饭，开销颇大。把家父的积蓄不久就化个精光、家父心中十分不爽，但碍于面子，也不便多言。而家伯却落了个慷慨大方的好名声，大家把他当作孟尝君，岂知家伯是慷家父之慨。那时外国语学社学员学的外文是俄文、法文、日文。其中还有世界语，他们认为今后世界一定会大同，大同世界一定要使用同一种语言，便于交流。在中共党史中，把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学习世界语这一情况给遗漏了。那时外国语学社的学员还推崇一种无政府主义，陈延年、陈乔年就是典型人物。家伯经家祖介绍，和邵力子相识，成为邵力子得力的助手。邵力子鼓励家伯去俄国留学，家伯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负责人以及在北京的何孟雄于1921年4月份一起去东北，准备去俄国，在途径东北满州里关隘时，被张作霖抓获，家伯看见先过关隘的人被抓，而且还被砍了脑袋，头颅挂在城头上，他把路条吞入肚中，及时逃脱，回到上海。先行过关隘的何孟雄被捕后送至北京，6月份由北京大学作担保被释放，这时陈独秀感觉由陆路进入俄国太危险，所以第二批刘少奇、肖劲光等人是由海路，经海参威进入俄国。家伯回到上海，由邵力子指派由他代替邵力子出面做具体的创建“上海大学”筹备工作。上海大学的原址在如今的威海路，后来搬至闸北青云路，那时陈独秀也从老渔洋里二号搬出来居住在龚家宅路193号。前门是龚家宅路，后门是虬江路。193号旁边也是一栋坐南朝北的西洋风格的带院子的建筑，这栋建筑在敌伪期间是汪伪的警察局，许多爱国志士在此蒙难。抗战后成为海关宿舍，我小时候曾居住在该栋房子内。龚家宅路193号始建于1913年，带有明显的英国安妮女王时代的建筑风格，起先由李鸿章的后人居住，后来家道中落，把这栋建筑抵押给高荫嘉所开的银行，最后被高荫嘉收为己有。陈独秀离开老渔洋里二号，由家伯推荐免费居住在龚家宅路193号。由于陈独秀没有收入，所以家伯常常慷慨接济。那时家父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劳动大学教书。此外还在日本人开设的“内外棉纱厂”及“康元制罐厂”兼职，暗中从事工运活动。家伯向家父借了五百块银元用于革命活动以及接济陈独秀。家父常在我面前提及此事，他向家伯要回所借的银元，家伯说：“都用掉了，要还从拳头上来还”。家父也只能怏然不作声了。关于陈独秀居住在龚家宅193号事，根据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上海中共党史学会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博专家王菊如先生提供的讯息，证明陈独秀应该是居住在该处，因为他采访过当年参加三次武装起义的纠察队员，据他们介绍，他们送陈独秀回家，陈独秀总是在铁路处告别，在铁路旁有一条小街，只见陈独秀一转眼就不见了，应是闪进了小街。另外陈独秀常去武进路的俄国革命人士的居住处，武进路和龚家宅路相距很近，走路仅几分钟即可到达。王菊如先生一直认为陈独秀的住处就是在铁路旁的一个既隐蔽又不显眼但是居住环境尚好的地方，这栋房子恰好符合条件。这栋房子的三楼，解放后由高荫嘉儿子高旭昌居住，底楼和二楼成为“少年活动馆”。如今龚家宅路面临拆迁重建，此房屋是否保留尚不清楚。高旭昌是天原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因姓高又是高高工，所以人称高高高工，前面加三个高字唯有他一人，他是李政道的同班同学。后来家伯一直追随邵力子，在其身边工作。邵力子当上了国民政府宣传部长，家伯也在宣传部工作。邵力子参加国共和平谈判，留在了北平。家伯留在南京，南京解放，家伯回到家乡浒山，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余渣残孽，1955年被抓，判刑入狱。邵力子始终感到有愧于家伯这位学生，所以每月寄三十元给家伯，稍作安慰。家父和家伯参加了1920年成立的“左派激进党”，此乃中国共产党前身，至今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尚不清楚上海的党小组的前身究竟取什么名称，其实查一下当时日本警视厅的档案。也可证明是“左派激进党”。这一点也是复旦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光辉告诉给我听的，和家父所言相合。家父当时和刘少奇、何长工、萧劲光等人颇熟。到1921年初，家父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后在江湾的劳动大学教日文。学员均是共产党人，所以家父和共产党人一直有交往，上海劳动学院创建于1927年，后与农学院在1928年合併成立劳动大学。1932年并入国立上海商学院，即如今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1925年鲁迅去劳动大学讲学，那时家父和鲁迅相识。鲁迅的日语口语并不十分流利，不像家父会说一口道地的日语，家父所讲的日语。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这是中国人在讲日语，还当他是日本人在讲自己国家的母语。后来鲁迅介绍内山完造给家父，家父和内山完造经常来往，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在日车东京开设内山书店，1979年我通过二姑父童玉民和内山嘉吉取得联系，我和童玉民姑父一起著作的用日文书写的“气功治癌功法”在内山书店出版，这是后话了。家父在1930年考入海关，当时海关招收精通日文的关员，他考日文为满分，考英文是由英国人读一篇“天方夜谭”的文章，考员要立即写出来，家父得到60分，勉强及格。当然也通过了英语的口试，三千名应考的生员中只录用六名，他成了六名幸运儿之一。从此他进入海关工作，以下是载登于“上海老年报2016年5月3日的文章”题目是《家父搭救丁海关》。
1937年，抗战在上海打响后，党中央派刘晓、刘长胜等从延安到上海，把原来的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改为江苏省委。 他们决定张执一、朱学范、陈家康、余念一等人参加“江浙行动委员会”。张、陈、余三人加入洪门五圣山，朱学范则利用杜月笙的恒社，把战略物资包括西药，偷运给驻扎在江北的新四军。洪门邱子佩在上海山东路开设的新昌报关行，就是该行动委员会的一个秘密据点，是通往江北的交通站。在海关总税务司署工作的家父和邱子佩相熟，也知道他们的工作，对战略物资出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海关总税务司署将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岸的详细情况密报给重庆。经盟军缜密分析研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从而使日寇蒙受巨大损失。日寇恨之入骨，认定是“间谍”行为，制订了抓捕方案。代理总税务司的丁贵堂、代理副总税务司的张勇年成了日寇的眼中钉。1942年，丁、张出差至北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海关总税务司署开始只知两人失踪，后经了解得知他俩被关押在北平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执一、陈家康找到家父黄冲前，要求他出面帮忙。
我祖父黄广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和徐锡麟有刎颈之交，和松冈洋佑(日本甲级战犯，曾任外相)是同学。凭着这点关系，家祖父在北平开设的北方书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电影《沙家店粮站》曾以此为素材，作者俞林是我五姑父)。丁、张两人被关在监狱的一个多月内，受到辱骂、殴打，仍不屈不挠，始终不承认是“间谍”。日本宪兵队在无证据的情况下，经我祖父出面保释，将他们释放。丁贵堂出狱后，以旧病复发为名，回东北老家养病，后到达陪都重庆。
抗战胜利后，张勇年出任上海海关关长，为报搭救之恩，他给家父连升两级。
上海解放前夕，丁贵堂毅然宣布自己决定留沪，积极协助上海市军管会，顺利地接管了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由于他熟悉海关事务，毛泽东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曾直呼他为“丁海关”。”
后来家父调至青岛工作。那时青岛已被日本侵略军佔领，因为家父是留日学生，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所以日本人对家父比较信任，许多事情都是由家父独当一面。这样家父一手遮天。可以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事。在青岛有一位做西药生意的上海人，名叫陈懿桢。(他后来也回到上海居住在武进路，他是一个发了财的商人)和家父交朋友。他要家父帮忙，给山东解放区输送西药、尤其是配尼西林。家父利用职务的方便，给一批又一批解放区的急需药品放行。当时粟裕感到家父能冒险做大义之事十分感动。就由后勤部送给家父二船红枣。家父坚决不收。后来因情面难却、把这二船红枣送至家祖的“北方书局”(北方书局的楼上居住着北方城市工作部刘仁部长。)所得钱款充作党的活动经费以及支持有志青年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来粟裕又委托后勤部送了二船草纸，也送至北方书局。家父认为这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乃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而那个西药商人陈懿祯从中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家父只是在解放后，再次遇到陈懿祯，才方始明白内情。家父在青岛，居住在海関分配的宿舍，地处青岛市中心的周村路，是一栋独立的花园洋房，在刚进海关时，他的薪水是每个月200块银元。海关有规定，每二年进升一级，加五十元。海关的人员有许多是英美人，也有白俄以及无国籍人士。无国籍的关员也享受与英美关员一样的待遇。相同级别的关员，外籍关员的待遇是中国籍关员收入的一倍。所以中国关员据此力争，成为海关官员屡次罢工的一个理由，要求中外官员享受公平待遇。1944年，家父从青岛调至杭州。居住在与西湖毗邻的开源路，也是一栋独立的花园洋房。在杭州海关，家父可谓权力甚大。因为他的早稻田大学同学在杭州担任日军宪兵司令。宪兵司令对家父言听计从，所以家父也能壮胆放手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浙东三五支队在四明山打游击，家父的好友郭锦唐是浙东游击司令部秘书长兼三五支队司令。他得知家父在杭州能一手遮天。所以委派家父的外甥女胡冠球前来我家，长期居住。这样我家就成为一个地下联络点。大批三五支队急需的物品，由杭州运至四明山。当然均是由家父暗中庇护才得以成功的。那时家父和日本宪兵司令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他对宪兵司令直面谈相说“你们现在还是困兽犹斗，眼看马上就要兵败如山倒了，你还在用大量的炸药，掘山开洞，储备军用物资，还是省省吧!不要枉费心机了。把省下来的炸药留下来给我们中国人用吧。”那个宪兵司令也知大势已去，表示出一付无可奈何的神态。家父乘机劝告他要善待被捕的抗日志士，以期留条后路。那个宪兵司令要求家父任杭州市长，这样就可以由家父善待抗日志士了。家父说:“目前杭州还是你们日本人佔领，我出任市长不成了傀儡?而且还是汉奸，胜利了，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所以他严拒了，但是他希望宪兵司令关照杭州伪市府，要心中明白，不可下毒手。
杭州光復了，沙文汉通过他的哥哥哥沙孟海要求家父向日本宪兵司令代递信息，即日本兵向浙东游击队投降。沙孟海是一位大书法家、大学问家。他是家祖的学生，毕业于家祖创办的三山学堂以及锦堂师范学校。沙文汉的女婿邓中和，后来担任商检局副局长，想不到和我成为同事。家父接到这一任务。通过外甥女和郭锦堂取得联系，三五支队从四明山下山进入杭州，接受杭州日军的投降，接受了大批物资。后来国民党军队奉命赶赴杭州。部队司令是我表姨父袁惠。家父知道后，要求袁惠以整顿国军的军纪、军风为名，延缓进杭州，以便谭启龙、郭锦堂可以携带大批物资从容不迫地撤退。袁惠拖延了一个多月方始整队入城。此时三五支队早已退至四明山，袁惠的司令部设在八木公司，即如今的解放路百货公司。袁惠对日本宪兵司令向新四军投降一事，是心知肚明的，也没有追究。谭启龙解放后担任 浙江省、四川省的省委书记，他的儿子谭大军和我在1979年成为朋友，他的妻子王英，是我在机电一局情报研究所的同事。
家父在杭州海关工作时还做了一件事，就是介绍周恩来的嫡亲表弟王贶甫进家祖开设的绍兴大明电气公司工作，王贶甫到了发电厂，大力发展地下党员，大明电气公司成为绍兴的一个共产党的活动据点，解放后，王贶甫成为绍兴市的市长。
第三章：家父在江海关
1946年初家父从杭州海关调至上海海关，这因为张勇年担任江海关关长(上海海关俗称江海关)张勇年不忘家祖的救命之恩，一下子给家父提升二级，成为江海关的高级职员，同时是江海关中的红人。说及家父是江海关的红人，还有一桩事情是促成其成为红人的原因。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把孔祥熙手下的庭柱扬子江公司的总经理汪子健抓进了大牢。这是因为蒋经国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讲他屯积物资、哄抬物价，捣乱经济。杜月笙说他的儿子只是小巫，那大巫就是扬子公司。结果蒋经国把汪子健抓了。汪子健系国民党元老神州日报创始人汪彭年的儿子，也是我的五姑父。这下捅了马蜂窝。宋美龄出面，蒋介石下令释放汪子健。汪子健为了孔家尝到了铁窗风味，更为孔祥熙器重。说及杜月笙，使我想起了另一桩事，我的六姑婆作为填房嫁给了江南首富崇明人王清穆，王清穆和清末状元张謇为同榜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商部左丞、立宪会会长，建造苏杭铁路的苏路，浙路则是由家祖协助汤寿潜建筑的。王清穆有一个弟弟名叫王清旂，乃是沪上青帮龙头老大，比杜月笙高二辈，杜月笙在高桥举办“大寿”宴会，六姑婆带了家母和三阿姨一起去祝贺，杜月笙给六姑婆行跪叩大礼，家母和三阿姨站在六姑婆身旁欣然接受。可是过来一会儿，三姨夫拉了三阿姨要去杜月笙处行门生跪叩之礼，原来三姨夫开了一家“三星煤球厂”，颇具规模，且担任上海煤炭同业会常务理事，在南京东路的日昇楼即如今的永安公司有七间办公室。搞煤炭行业的人必须有黑道作保镖，所以拜杜月笙为老头子，三阿姨在六姑婆身边是大小姐，比杜月笙高一辈，但是跟着三姨夫却成了低一辈的小媳妇，这件事一直引以为笑话，我从小就一直听家母、姨妈、三阿姨谈及，三姨夫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蒙古人德德玛就是三姨夫发现其有唱歌天才，精心培育，在世界声乐界享有声誉。三姨夫的弟弟是地下党，化名为万里，解放后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其妻子是音乐学院附小的钢琴教授，培养了许多钢琴界的尖子人物，在世界比赛中获奖。我同学陈渝生的父亲陈烈川是“大美晚报”记者，在大美晚报刊登了“金元券”的真相，产生了上海滩抢购黄金的风潮，造成蒋家王朝在经济上的崩溃。蒋经国拔出了枪，威吓陈烈川，要枪毙他，陈烈川大义凛然说道：“督察长(当时蒋经国的头衔)你有手枪，我身后有四万万同胞。”结果蒋经国只能收起手枪。后来陈烈川在解放后成为新闻界的接受大员，新闻日报的副总编。由于汪子健成为孔家的红人，孔二小姐对一表人材的汪子键格外青睐，两个人有了暖味关系。这时我的五姨黄亦维(当时沪港著名的女媛，红歌星)风闻汪子健和孔二小姐的风流韵事。在香港吞服了四十八粒安眠药，一缕香魂飘向九霄，留下一个儿子名叫汪羿，如今定居在澳大利亚。五姨一死，非同小可。沪港二地均出“号外”，五姨的遗体由专机运回上海，在静安寺公祭，万人前来瞻仰遗容。据家父介绍盛况空前，可与阮玲玉送葬相仿。因为家祖远在北京，女方出面的代表乃是家父，所以地下党知道家父在蒋家王朝中也有关系。这时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是乔石、潘汉年、张执一等人，海关的地下党负责人是贾振之、黄春辉、罗汉槎。黄春辉是海关的茶房，即专门为家父办公室泡水，打扫卫生的雇佣之人。但是他却是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成为上海总工会副主席，后来调至提兰区当副区长，提兰区和虹口区合併，他成为虹口区劳动局局长，官越做越小，在1960年，黄春辉和我碰面，得知我家情况。他介绍家父从事日文科技翻译工作。因为家父不具备科技知识，最后黄春辉也爱莫能助)罗汉槎和他的爱人汪莤是家父、家母的结婚介绍人之一。他是江海关内班的帮办，那时海关分成indoor和outdoor，(即内勤和外勤)，同样级别，内勤的“外快”要比外勤少多了，但是薪水要高得多。外勤有额外奖励，有一个外勤人员在货轮上检查，看见几十张铜床，他无意之中用钎子在铜床架上敲几下，发现声响不对，铜管子是实心的，结果发现铜管内塞满了走私黄金，按照规定，他可以获十分之一的奖励，他一下子成了一个大富翁。但是做外勤的也颇有风险，经常被人“栽荷花”即被人绑架，身背大石头沉入池塘，或者成为“抛江猪”，即成为抛入黄浦江中的江猪。那时海关是金饭碗，家父的月薪每月可高达三百美金，所以有些关员作威作福，家中开饭了，要女厨弹钢琴，表示开饭时间到了。还有些关员要厨师准备好一周的菜谱，每天烧菜要根据菜谱所列的菜肴，证实所烧的菜和菜谱相合后，方始允许开饭。家父母的结婚介绍人罗汉槎，居住在自购的花园洋房中，佣人成群。房间内红木傢俱各种设备齐全。家父说当时按照他的级别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阔绰的地步。直到解放后才知这都是共产党出的钱，那里是地下党的据点，佣人均是地下党员。罗汉槎解放后担任上海财经学院教务长(现财经大学)我的大表姐王素瑾，那时就在该学院学习。罗汉槎在抗美援朝时担任彭德怀的英文翻译，俄文翻译是毛岸英。罗汉槎把大表姐带到身边，也在司令部工作，美空军轰炸，毛岸英不幸牺牲，而在他旁的大表姐幸免遇难。因为她保护珍贵资料有功，受嘉奖。后来她和陈秉权喜结良缘，陈秉权曾是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大表姐在中央统计局担任领导工作。而罗汉槎却没有这么幸运，因为他和彭德怀走得太近，结果在1959年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送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死在农场。其女儿发疯，家破人亡。家母说她和汪茜、王兰徽等人和费孝通是小学同学，她们又同是匡亚明的学生，(匡亚明是原南京大学的校长)在同学中间要祘费孝通地位最高，汪茜的命运最惨。
海关的地下党了解家父的情况，所以样样公开活动均由家父出面，家父隐隐地也知道地下党在利用自己，他也愿意为党做些工作。只是彼此心照不宣，不把纸戳穿。遇到海关罢工抗议蒋介石的黑暗统治，总是家父出头露面，第一个带头罢工。张勇年关长知道，也无可奈何。国民党特务把家父作为眼中钉、肉里刺，非要铲除家父不可。家父上了他们暗杀的黑名单。知情人偷偷告诉家父，家父不以为然、只是一笑了之。他心中自有打算，因为家祖是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家中的背景使他有足够的胆子带头和国民党斗。所以他虽上了黑名单，但是特务始终没有对他下毒手。
到了蒋家王朝即将垮台之时，家父检查到了运往台湾去的珍贵文物，其中有如今陈列在台北故宫的“翡翠白菜”和“冻肉”。所以家父一直在讲他亲手接触到这二件稀世文物，他又得知有大量的黄金从中国银行运出去。在货船上，经他检查，得知是黄金，黄金又从货船运到重庆号巡洋舰上，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给茶房黄春辉听，这样共产党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努力策反重庆号船长林遵，结果重庆号起义，这一批黄金回到了人民手中。到1980年，我和东海舰队卫生部长的女儿一起参加“市翻译培训班”学习。得知林遵的女儿林瑶卿尚未结婚，我介绍了上海航空发动机厂的工程师给林瑶卿。我成了林遵女儿喜结良缘的媒人。可惜得很，不但十八只蹄膀没吃到，连一粒喜糖也没有吃到。因为他们不办喜酒，旅行结婚。家父在上海海关工作，居住在杨树浦的海关宿舍。 宿舍内一座大操场 ，大门的左旁有一个小土丘，内有防空洞。前面的小洋楼是家父和一些高级职员居住的，后面接近江边的是低级职员和关警居住的平房。在1949年5月，大操场成了国民党青年军的驻军处，架起了“六0炮”和对岸的解放军开火对抗，十分激烈。青年军的军官骑着高头大马十分神气，可是不久就灰头丧气地溜走了，迎来了解放军。
在操场上搭起了舞台，表演节目，表演结束后，我感到很好玩，也爬上了舞台，在舞台上滚来滚去，一件新衣服竟撕破了十几个洞，没法补，只能扔了。由于战火刚结束，家父没有去上班，就组织关警一起去黄浦江的江边，打捞浮在江面上的屍体，如果是仰面飘来的，则是女屍，脸伏着的则是男屍。我随家父一起去看打捞屍体，分辩江边上飘浮过来的究竟是男屍还是女屍，不多一会屍体就成一大堆，至今这情况还是历历在目。解放军接管江海关，江海关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在这之前，在上海的总税务司李度给每一位关员发遣散费，说：“今后不会和外国人做生意了，海关派不上用处了，所以发遣散费，每人二两黄金，二十个银元。”家父带头拱走李度，说你的名字叫little、气量也是little,little的中文名字叫李度，家父说李度讲的是遣散费，为什么不按退休金，一下子发清、每个海关关员如果是退休，可以有二万银元的养老退休金。家父对李度说 “你拿了多少钱，自己心中有数，你是在打发叫化子呀!” 解放后第一任的海关总署署长是孔原，江海关的关长是贾振之，海关总署在东北成立了“干部培训班”，作为海关的骨干力量，予以培养。贾振之、罗汉槎、黄春辉鉴于家父在解放前的表现，调家父去东北。人事干部和家父谈话。家父因为家母有年迈的母亲，孩子又小，不习惯东北的生活，所以不愿意去。那个人事干部做事也颇粗糙，说革命干部不服从分配就不能工作了。家父一气之下就提出了辞职。这样家父在1953年离开了他工作几十年的海关，我们的家也从虬江路的花园洋房搬了出去，这件事我一直等到1988年和贾振之碰面才弄明白。那时要引进外资，我有一个朋友意大利人麦肯球，他有朋友在意大利开药厂，欲投资几千万美元，和上海信谊药厂搞合资，中意双方都是由我牵线。谈判已到了草签合同的地步。我请来了时任副市长的谢丽娟和上海市贸促会会长贾振之，请他俩在草签合同时作证。会后我问及贾振之会长：“可知黄冲前”，贾振之说“知道呀，可惜后来他不知去向了。”我告诉贾会长我就是黄冲前的儿子，说及家父在解放后的遭遇以及在1978年给平反了。贾振之告诉我，当初是为了培养家父，谁知家父脾气太梗直、火气也大，一碰就闹僵了，竟然辞职，不辞而别。等他知道后想把家父调至海关的财务处，以便和他所学的专业结合起来，发挥他的长处。岂知本已成舟，辞职报告人事部门已批准了，本来是一桩好事.结果反而搞砸了。往事如烟，但是确不如烟。家父的辞职离开海关，对一个家庭带来多大的影响，给他的人生道路带来多少曲折知磨难。贾振之本意是为了家父多少年来对革命工作的贡献，作一个回报，想不到事与愿违，所以贾振之甚有感触。这使我认识到党对一个人的成绩是记下一本账的，记得清清楚楚的，但是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了误会，从而铸成大错。这也不能怨天尤人，就像那桩合资办药厂的事，后来也给搞黄了。信谊药厂的王惠民厂长在1989年5月份底了意大利，他竟然叛逃了，整个上海医药代表团偃旗息鼓，打道回府，合资项目也泡汤了。因为所有信谊药厂参加项目谈判的人都是王厂长的亲信、自然都退出谈判小组，合资项目无疾告终。
家父在1954年阴历9日14日带我来到海关大楼局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是从这栋大楼中出来的，这栋大楼给我留下多少深刻的回忆，真想再回到这栋大楼去，那怕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一会儿也好。”他对我说：“海关大楼六楼有可以看到江边风景的办公室，是总税务司的办公室，以前是华人关员不能入内的地方。在抗战后，此处是丁贵堂、张勇年办公的地方。我有幸 在那里，丁贵堂和张勇年接待了我，并向我致谢，我是受宠若惊。”家父还对我说：“如今我希望你能步我的后尘，也能在这大钟下工作。这就是我的心愿，你若能成功进入，也就是在行孝。”家父还告诉我说：“养父母是行孝之一种，但是最大的行孝，就是实现父母的愿望。”我那时就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能代替家父踏进海关大楼，以圆家父的宿愿”。
第四章：我的海关情
1984年这一愿望实现了，吕文涵接到调令，到商检局担任负责人成为统管人、财、物的副局长，我是他从机电一局调进商检局的唯一的一个人，以前我从事翻译、情报研究工作，这次成为一位商检人员，步入了海关大楼。 从此后我每次去苏州凤凰山给父母上墳奠祀，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对家父说：“我已经实现了你的宿愿，你可安心了。”因商检局后来改成检验检疫局又和海关合并，我则成了海关退休人员，所以这里写下了《我的海关情》。
1984年我由机电一局情报研究所调至商检局，在这之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我进行了宣传和报道，我已经出版了十部书，其中有企业管理丛书，如“全面质量管理手册” 、“TQC七种工具”、“SN比一种新的数理统计方法”等。我成了最早宣传推广企业管理方面的先导者。并且撰写了“发动机的清洁度”的论文，此论文经标准化室的技术员修改、由他在全国汽车行业大会上宣读，一炮打响，他由此一下子从技术员，没有经过助理工程师这一级，直接进升为工程师。另外，我成了“世界经济导报”的业余记者和翻译，在导报上发表了数十篇颇有份量的文章。并且通过上海科技情 报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多达五十万字的“世界大企业三千家”，此书作为引进外资时查阅的资料。另外，还出版了“最新塑料模具手册”，此书成为天津大学工科类的教材(这情况后来是由九三学社的同仁俞梅琳说及)讲她在天津大学读书时，在上关于塑料模具的课程时，就是用这本书作教科书。另外作为“科学画报”的特邀翻译，每一期均有我的重头文章。其中我发明的“冷风扇”引起了轰动，如今市面上的冷风扇就是根据我的设计思想生产的。 我撰写的“男脑与女脑”荣获全国科普一等奖，由此我被评为上海优秀科普作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话说太监”的书，出版量高达一百三十万册。另外，还出版 了“柑桔的栽培”、“情报研究和情报科学”、“中小企业如何利用情报”等书。并且在上海由我牵头成立了“上海创造学协会”在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了“创造学丛书”，其中“创造学概论”、“创造学六十种技法”、“文职人员的创造力”、“逆向思维法”。等书是由我编写的。为开拓莘莘学子的思路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为工农兵在创新改革的道路上竖起了指路标牌。同时我还是“上海特异功能协会”的发起人。后来这学会竟然得到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三钱的支持。但是在李昌和于光远的打压下被迫解散了。在1984年，我的几个姑母、姑父都又重新担任要职。俞林成为江西省宣传部副部长，小姑妈夏立平(从事地下党时改的姓)成为党史研究室负责人，陈独秀研究会会长、大表姐夫陈秉权为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第一书记，主持日常工作。连襟的父亲王树人为中宣部副部级干部，王树人又给我介绍了当时的上海的风云人物，龚心翰、周瑞金、陈至立、黄菊(黄菊是王树人楼下的邻居，由王树人向中央推荐，在机电一局扶摇直上)，因为吕文涵喜交朋友、得知我有许多亲友是风云人物，而且相互间又有交叉，例如他在长春第一汽车厂担任“专家办公室”主任，江泽民是动力处副处长。我岳父和江泽民在电气科学研究所有五年时间成为同事，江泽民担任所长，岳父是财务处长。吕文涵的要好朋友刘吉，当时是上海科技协会副主席，而我表姐王素钊是组织部长。我又把后来的大众汽车公司第一任的董事长仇克介绍给吕局长，吕局长到北京就去总工会和我大表姐夫碰面。所以我和吕局长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青睐于我，所以把我从机电一局调至商检局。我虽然感到我在机电一局风生水起，如鱼得水，但是人逢知音，能不相随?何况家父要我进海关大楼的宿愿可以实现，这使得我也愿意进商检局，以实现我的孝道。
一进商检局，吕文涵局长要我进工会工作，他是局里人、财、物的负责人以及兼管工会，工会主席老董，是我表哥高旭昌的要好邻居。董主席也有意我接他的班，吕局长说：“你进工会，和全总可以直接联系，把我局的工会成为全国的标杆，我脸上有光!”我则说：“我如果进工会，我一定会和你对着干!”吕局长大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我说：“你是局长，是行政领导，如果我是工会主席，我就要站在的职工的立场上和你力争职工的权利，势必成为对立派，我不会任你摆佈。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吕局长想了一会认为也对，说：“到时候，你和我是直接上下级，未免不会引起矛盾，你的脾气太刚太直，到时候连朋友也做不成了，还是算了吧!”他又问我“想去什么岗位工作?”我回答：“本人散漫惯了，喜欢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又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既然如今成了一个公务员穿上了制服，还得要守规矩，还不如沉到底层，做一个可以专研业务的外勤人员吧!我没有做官的命，也没有做官的念头。”“其实我进商检局主要目的还只在于要进海关大楼，以圆家父的宿愿。于是我就进了当时专业程度最高的验残科，那里需要通才，在各方面都要具备一些知识，熟称万金油，而这行当对我说来最恰当不过的了。到了验残科，第一桩事情就遇到了最早的中外合资施贵宝药厂的设备验收。我到地处闵行的现场检验，发现全是从墨西哥拆过来的二手设备。我从侧面了解到了情况，知道这个美国人的妻子是台湾人，本来在墨西哥开厂，感到中国是块投资热土，就把墨西哥的厂拆迁到上海。我在鉴定书上从实陈述。岂知得罪了医药公司的金总经理。他硬要我改写鉴定书，我不肯。结果也不知怎么地，这件事由同科的董士友解决了，董士友成了施贵宝重要的座上客，施贵宝成立大会，当然我被遗忘了。我也不在意，很有可能处领导认为我这个人比较难搞。正好那时全国要开展危险品开验工作，北京总局来了一位陶处长，他看上了我，我和他一起开展全国性的调查，这样我成了商检局开展危险品工作的第一人。请来了日本专家八十川。在常州红梅公园，召开第一届危险品培训班，我担任八十川的翻译。后来八十川到各地视察了解情况，均是由我陪同。我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二本专业书“危险品的测试”“危险品的分类”。八十川成为我的要好朋友，直到2012年我的一个北京朋友黄素庄来上海，带了她的英国朋友麦克，麦克要求我和胡锦涛的堂弟胡锦星碰头，希望胡锦星写信给黑龙江省省长栗战书，希望和大庆油田取得联系，在大庆成立石油交易所，后来黄素庄通过我和栗战书碰面。她和栗战书的大秘王战军成为好朋友。而我跟麦克也成为朋友，通过聊天。方始知道麦克是全世界制定危险品标准的第一人，八十川是他的学生，而八十川是我的引路人，这样我这个六十多岁的中国第一人和八十多岁的世界第一人碰面了，我等于是徒孙，遇到了师祖，这也成为中国商检史上的一朵奇葩，可作为一桩趣闻。
1984年调至商检局，吕局长总是和我利用午间休息一小时的时间，一起去外滩散步闲聊。一天他十分不快地对我说 “今朝真倒楣，弄得我心情十分懊恼。”我问他是什么事。 他说：“一清早上班，我看见一对老人跪在办公室门口， 他俩看见我，就跪着拉着我的裤脚要我开恩，一把鼻涕一把泪，我连忙扶起他俩。原来他俩的儿子闯了祸，恳求钱局长，钱局长说这件事不属于他管，要新来的吕局长处理，因为他负责人、财、物，所以把烫手山芋扔到我的头上来了。”我问“什么事?”吕局长连声说：“还是不要问了，这件事我管不了，也不能管。”吕局长说罢，连连唉声叹气。我说：“有什么事会这样使你不快的呢?”他说：“你知道吗?长者给比他年龄小的人下跪，年纪小的人是要折寿的。”我讲：“你还是这般迷信。”吕局长说：“迷信是小事，麻烦还是大事。”。我讲：“怎么啦!”吕局长说：“他们两位老人说如果这件事不解决，天天一早就以要来办公室向我下跪，你讲烦不烦。”这下吊起了我的好奇心，非要问个明白，弄个清楚。吕局长详述了事情的原委：“在商检局的食堂内有一个炊事员穿了商检局的制服和其当轮机长的弟弟弄来了船，到外轮偷油，时间长了，作案次数多了，终于有一次失手，给抓了。那个炊事员竹筒子倒豆，全部交待，这下可好，金额大了，结果法院拟定炊事员判死刑，其弟弟判死缓二年。即刻要宣判执行了。他们的父母知道了， 心急如焚，一心盼望局里出面挽救两人的性命，不然的话，他家就断种绝嗣了。那个钱毅也真是的，他讲他是技术型的局长，管不了这种事，只有吕文涵可以解决，因为他是市里面派下来的干部，各方面兜得转，所以烫山芋摔了过来。我刚来，什么事情都不清楚，叫我怎么办?” 我一听此事非同小可，就对吕局长说：“先静下心来，慢慢分析。你去了解过吗，这个人平时表现如何?”“可以，大伙对他的影响满好的，认为他这个人满老实的。”我说：“老实老实，会捉老鼠的猫是不声不响的，大家想不到他会闯下这么一个泼天大祸，不过这个人竹筒倒豆子，许多案子都是他主动交待的。应该坦白从宽、不至於吃花生米吧。” 吕局长说：“无可奈何，金额太大了。到了这个份上也没有办法了。”我说：“难怪两个老人家要跪在你面前，而且要天天来。以自身比他人，置身处地想一想天塌下来，两位老者有失明之痛，还不是希望有一线生机?”吕局长说：“若说一线生机还是有的，那就是我要麻烦多多。”我说：“此话怎说?”吕局长说：“我要去找市委组织部长陈尧，他从前下放到内燃机研究所，接受监督劳动，我是所办公室主任，关系颇好。后来他的入党介绍人胡耀邦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尧就当上了市组织部部长。只有我去找陈尧，要他向司法局、检察院、法院打招呼，说不定可免去死罪。我只是自己在私底下琢磨，成不成功。还说不定哩!” 我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你尽力了，就祘不成功，也可直面两位老者，说出真情。这样做乃是积德之事，晚上睡觉可以睡得稳，睡得熟。”在我的力劝之下，吕局长本来就有的慈善之心，这下更加坚定了，在他不懈的努力下， 最后食堂全体同志出面写申请，局党组集体讨论，出函保这对兄弟，终祘保住了性命，被判了有期徒刑，至今已数十年过去了，他们兄弟俩应该刑满释放了。可能他俩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那天在外滩散步闲聊中挽救了失足人的性命，挽救了一家人家。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一个小人物从中起着微薄的作用，使生死的天平从死中倾斜到生。这是我一直感到快慰的事。吕局长把石斌介绍给我，她是新四军的老干部，上海曹荻秋市长的妻子，上海海关副关长，她和我成为朋友。我的九三学社的同仁俞天白是一位著名作家，他要写一部关于上海金融界的小说，希望我给他介绍一些金融界如银行以及与其有关行业的领导，以便他收集材料，作为他写作的素材。我给他介绍了我的岳母，她在交通银行担任三资科科长(负责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资来科加工)以及我的同学交通银行领导朱世贤，还介绍了石斌关长，石关长给他许多有关海关的资料，我还给地介绍了吕局长以及上海保险公司何静芝总经理，在我的帮助下，他终于完成了“大上海的沉没”的小说。在一篇文章中他提及了我，说我给他带来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在上海滩金融界的风云人物鼎力相助，他根本写不出能与三十年代茅盾写作的“子夜”相媲美的小说。在当时呼引起了文艺界的轰动，好评如潮。石关长和我一直来往，她的几个女儿和我也有往来。后来石斌离休了。居住在湖南路，由于儿女和她居住在一起，她的居住条件颇差。她得知我和胡锦星有关系，是其助手。于2010年来找我，要胡锦星代她反映家中确实情况给胡锦涛，希望解决。某些事看起来是小事，但是胡锦涛鞭长莫及，爱莫能助。想起来作为一位新四军+的老干部，不要说她是曹市长的妻子，就祘局级离休干部也应该有所照颜。最终我只能向石斌关长道歉，这“解决不了”四个字真是难以出口。
在从事危险品包装的工作中，可谓成绩显赫，成果累累。建立了危险品实验室、研制了跌落机、制定了标准法码。从而使危险品实验室成为一个全能型的实验室。因为研制成功跌落机，使其成本只有正规的作为商品销售跌落机价格的十分之一，所以受到各企业及用户的赞叹，为此受到商检局的嘉奖。撰写了“危险品运输的合理化建议”的论文，即采用“组合包装”的形式解决了许多危险品不能出口的难题。为此这篇论文，成为交通部、铁道部、商检局、海事局，全国包装总公司联合颁布的论文一等奖，到天津去领奖。以往“过氧化二异丙苯”的包装是用铁桶，由我设计包装的款式改为纸箱包装，使全国各生产该产品的企业每年可以获利三千万元。为油漆包装进行多项研试，荣获三项专利，其中一项专利还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为是和青浦的华新制罐厂合作，由该厂上报科技部，所以获奖第一人是该厂的厂长，私人老板出了钱。自然要出风头，我成了第二人选。为花露水出口，因为传统花露水瓶的瓶颈细长易碎，不能出口，为此化大力改进了包装，获得成功。还为家用化学品厂研制出全国第一款的“摩丝”，这“摩丝”两个字也是我首创。
为此中国包装报在1999年12月24月专访了我，写了专题报道，把我誉为“改革包装的米丘林。”在80年代我做了一件值得一个人永远纪念的事情，那就是我为开发浦东吹响了第一声号角，在2004年写下了一篇我为吹响魔笛的浦东出过力”的文章。以下是中国包装报刊登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我为吹响魔笛的浦东出过力”。
“廿年前浦西像是一位端庄典雅的处女，外滩的万国建筑堪称世界之最，而浦东却像是令人感慨素面朝天的村姑，千古不变的仟佰垄地，正反两面，反差如此之大。
廿年后的今天，浦东焕然一新，成了风情万种的摩登少女，从延安东路高架的下匝道处，极目了望，高楼摩天，芳草如茵，绿树成荫，江水涟漪，这里成为世界最美的靓点。
小时候从童话故事中得知世界上有一种魔笛、纯洁的仙子吹奏魔笛，笛声会变成鲜花、财富和智慧，今天浦东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那么是谁吹响了魔笛。这是党中央作曲，上海千万人民吹响的，吹响这篇乐章的第一声是上海九三学社。
80年代初，在当时的汪道涵市长的指示下，上海九三学社所属“战略研究所”，在王纲怀所长的领导下，编写了一系列开发浦东的论文，整编成册后。由汪市长转交中央最高领导。从此拉开了开发浦东的序幕，吹响开发浦东第一声号角。我当时是九三外贸支社的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有幸成为该研究所最年青的特邀研究员，参与编述，当时参与此事的有许多学者、名人，如刘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祥(外经贸部副部长)，浦东开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然而当初为之呐喊过的人已寂然无声了﹣﹣此后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开发浦东漠不关心。他们仍在密切注视着浦东日新月异的变化。为它成为美丽的热土而欢欣鼓舞，九三战略研究所在完成它的 历史使命后，就销声匿迹了，研究所同仁也各奔东西。
九十年代初，成立了浦东新区，掀起了开发浦东第一次浪潮，我利用海外关系，联系泰国正大集团和台湾广华电子有限公司在施湾镇(如今机场镇)投资100万美元，成立了中亚电源有限公司，这棵中外合资幼苗如今己成为参天大树，年产值逾亿，今人欣慰。也是在九十年代初，应市府邀请，一行日本专家对外高桥进行考察，编写了长达60万字的外高桥港区规划书，市规划局的一位同学黄晓华邀请我翻译此规划书，在60天内完毕。作为翻译快枪手，按质按量如期完成，如今去外高桥港区，吊车林立，铲车飞驶，宏图变现实，不禁心潮澎湃。如今这份规划书盖上"绝密"字样，连我去查阅也属不可能之事了。
十五大前夕，外甥女婿(台湾人)的朋友系台湾高雄港港务局局长，兜圈子经新加坡来沪洽谈合资事宜，欲在外高桥港区投资15亿美元，由我介绍，市府领导，港务局领导接待， 双方谈判融洽，孰料内容被列为“十五大”宣讲材料，要求保密的内容外泄，高雄港务局长，作为台湾的五等文官只能作罢。
如今浦东繁华如锦，美伦美奂，平地起高楼，成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一块投资热土，世界第一条磁悬浮列车，亚洲第一高楼已在建成。所有这一切均源自善于描绘巨帧的大手笔，远远超过我等当年提倡开发浦东的雏型，如今开发浦东已产生联动效应。同支社成员景莹调至南汇区任文教副区长，如今南汇区已划入浦东新区，我等有幸参观正在不断建设中的“一滴水工程”。
使我深深感到如今的浦东开发远远超过了当初我提出设想的蓝图，我为浦东骄傲，浦东如今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就有我一份功劳。”
钱毅局长在大同大学读书，和我岳父是同学，钱毅很欣赏我，约我去他家，要把我调至科技处，并且答应给我高级工程师职称 ，我是一个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不肯坐办么室，不愿坐班制，仍然想做一个普通的商检人员，所以钱局长认为我有点傻，不识抬举。后来，吕文涵副局长调至约旦当商务参赞，赵国君局长约我在大楼的底层食堂谈了近二个小时的话，因为她的上师大的同学袁文才，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袁文才向她很郑重地介绍我，认为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赵局长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努力一下，担任科长，然后提升为处长，做一个从政的干部。我对赵局长说，我不是一个做领导的料，也从来没有想当领导，老实讲在学校里连一道杠的小队长也没有当过一天。天生是一个平民百姓的料，此间乐不思蜀。还是埋头搞危险品检验吧!赵局长认为强扭的瓜不甜，也就作罢。
吕局长从约旦调任回国，李岚清副总理是吕局长50年代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同事。李副总理要吕局长去负责WTO，吕局长要我和他一起去北京，我搞不清什么是WTO，听到要在北京工作，头都大了，连声说：“不去，不去”。吕局长听说我不愿和他搭档，感到在约旦，多年飘泊在海外照顾不到家，如今又是孤身一人去北京，我又不肯陪伴他，所以回绝了李副总理。等我后来明白 WTO真正的内涵，想去已来不及了。因为尤永图已上任了，我坐失良机，同时也连累了吕局长。在商检局工作二十年风风雨雨往事如烟，往事又不尽如烟。有些事还是历历在目，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回忆以往的事总是带有一丝丝的苦涩和细细的甘甜。反正是五味杂陈，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从何结束，很快到2005年我成了一个退休的职员。
第五章：我的退休生活
我的退休生活，十分精彩，可谓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有时如旋风般地、让人目不暇接。照道理退休生活应是以空闲之身过着饴孙之乐的日子。可是我却忙得不可开交，甚至每天按排得十分紧凑，比上班更忙。
在2005年以前，我写了一本“风水心理学”，用传统的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解释风水，用现代心理学来解释风水。从而破除风水术士、堪舆家的迷信。此书一出版即获好评，复旦大学心理系系主任孙时进聘请我为复旦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客座教授、为MBA开课。交大、同济，华纺，华师大均请我去讲课。有一次胡锦星请我们一批复旦的客座教授吃饭，在席间他突然倒在地上，引起一片惊慌。我上去一问，知道他的胃病犯了。我扶他坐在椅子上，在他近督脉的肩胛下方的胃俞穴处放气，不到五分钟，他打了几个呃，居然神奇地不痛了。这下他和我交上了朋友，我送给他几本我著作的书!其中有一本是散文集，名叫“沪滨偶拾”。 他的夫人何珍玉看到了其中的一篇文章：“根的故事”是叙述我岳父家的故事。何珍玉看到这篇文章大为激动。原来她家和我岳父家是老邻居，三代要好朋友，在清末就一起开厂。她家开的是蜜蜂牌绒线厂。我岳父家开的是袜厂。胡锦星夫妇来到我家，正巧我请了上海评弹团秦建国团长夫妇以及二十来个票友，在我家聚会。胡锦星夫妇参加，真是蓬壁生辉，我在家里的大厅，开了三桌，几十个人济济一堂好不热闹。
这时我的朋友朱裕华从意大利回来，因为他娶了意大利威尼斯省长的女儿，所以发迹了、成立了“法拉利俱乐部”、“意中交流协会”、“意大利宋庆龄基金会”。我拉胡锦星参加了，并由他担任名誉会长，他们要我在上述三个组织担任副主席。我是法拉利俱乐部的副主席，但是却骑一辆老坦克。讲给别人听，人家都会笑掉牙。后来又成立了“中意交流协会”，我又拉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龚心翰参加。拉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王生洪参加，如今这些组织的影响足够大了。只是朱裕华有些私心，未免有负面的信息传到我的耳中，所以职务还在，但是实际上我已不大参与其中活动了。
2007年我和爱人陪胡锦星夫妇一起去安徽绩溪扫墓，因为担心墓地年久失修，胡锦涛特意关照胡锦星，祖墳是否需修缮，最好找一个懂这方面知识的人一起去。我在胡锦星祖父胡炳衡的墓前一看，墓地的风水甚佳，墓前一块五六百平方来的开阔的场地，前面是龙溪，明堂面对着如龙游般的溪水，左右又有两座山对峙着，这叫左拥右护。而且墓地已由绩溪政府出面整理修缮，无需再动土，所以我的风水方面的知识没有派到用处。
2008年6月1日成立了上海增爱基金会，我动员我的朋友永达公司的张德安捐献了二百万元，这样增爱基金会的起步注册资金由二百万元改成四百万元。成立大会在东郊宾馆召开。我请来了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夫人陈香梅女士担任顾问。还 请来了17位将军、龚心翰、徐鳞、杨晓渡、谢丽娟等省部级领导出席。当场动员各企业捐献一千五百万元支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地震的災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从小师从书法大师沈尹默，后来又在班主任张政平(系中国书法纂刻大辞典执行主编)的指导下习字。所以练字长达七十年，因为生性鲁笨，长进颇慢，但是乐此不疲。在增爱基金会担 任文化艺术中心主任，在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书画院担任院长，在中国将星翰墨书画院担任顾问，在中国书画年鉴担任艺术委员，同时在上海名家艺术联合会担任顾问、理事，在检验检疫局的书画比赛中获奖，在中纪委举办的“清风杯全国书画比赛”中获二等奖、我的书法作品内容由于都是自己写的藏头古风诗，所以被众多名人喜爱，其中收藏我作品的有习近平、胡锦涛、胡启立、陈至立、刘延东、成思危、栗战书、顾浩、龚心翰等人，奥巴玛还特意委托他的弟弟狄耿思奥巴玛请我书写我自已创作的古风诗，我的作品在中国抗日纪念馆收藏(抗战史诗是长二百米的长卷)收藏我作品的单位有上海一大纪念馆，上海志愿军广场(志愿军颂，长五十米)王羲之纪念馆(收藏五幅作品)。奉贤区博物馆、保定小莲庄以及二十余家寺庙。
在慈善拍买会上，我的作品一幅竟高达二万元，当然希望得到我的墨迹的人颇多，润笔费都以红包递送，有八千、一万的，也有 数千的，我对润笔费多少毫不在意，只要对劲，常常是免费赠送。如今在河南省省府悬挂着我的作品，在胡锦涛的书房上也悬挂着我的作品，他家的茶叶品牌“胡源泰”三个字是由我书写，意大利的中文报刊“新华时报”四个字的报头也是我写的。在退体的十几年来，我在各处讲课，到学校、去企业，下社区，到处有我的足迹，在复旦、同济、交大、华纺、华东化工、上海理工、上海大学授课，为百联集团、华阳街道、崔山路小学讲党课题目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上海航空学校、江南路小学、高桥小学、川沙中学、崇明中学、澄衷中学、上海中学等数十座学校讲解德育，多次去戒毒所为吸毒人员讲解 “孝道”。生活的色彩班斓多姿，生活的乐趣盎然。
2004年4月份，我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组织“海洋高峰论台。”在华东政法大学举办，经过三天的讨论，又去舟山海军基地及舟山群岛实地考察，经过七天的会议，形成一份文件，参加的有胡锦星，会后的文件由他交给胡锦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糜振玉将军，由他和北海舰队司令王继英交给中央军委，由江泽民的顾问高恒交给中南海的江泽民办公室，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滕滕，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国光等人交给国务院，文件的主要议题是目前中国的海洋由八个部门管理，当时称做八龙闹海，群龙无首，不能形成合力。提议应成立海洋部，至少成立海洋总局。这样把海关、海巡、海事、渔政等合併成为统一领导，能出重拳的权威组识。另外强调中国的领士不只是九百七十万平方公里，应该加三百万海域，总面积应为一千二百万，所以应该立法，至少应有“海岛法”这样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在钓鱼岛，南海群岛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有法可依。很有可能这一文件起到了作用，在二00八年通过了“海岛法”成立了海洋总局。
最近近十多年，我的生活已转向，专门研究洪门和红楼梦，每天深夜二点钟起身，研究红楼梦，一天要面壁十几个小时，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然，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至今已书写了一千三百万字，其中“洪门风云”二百五十万字，有关红楼梦的专著。多达十五本。其中有些内容可以称为石破天惊，有一千多个确实证据证明曹雪芹系冒辟疆的笔名、冒辟疆著作了红楼梦、多尔衮是由冒辟彊和董小宛设计毒死的，董小宛入宫，她就是董鄂妃、董小宛之妹董年进京，用狸猫换太子之计，使冒辟疆和董年所生的儿子康熙成为顺治的儿子，从而康熙登上皇位。所有的每一切都在“旧纸堆中觅新趣”寻找到证据，成为爆炸性的材料。前江苏省委副书记、中央侯补委员顾浩称赞我的文章，也认可董小宛是董鄂妃，冒辟疆是红楼梦的作者，此乃是石破天惊之声。冒辟疆是洪门的始祖乃是爆炸性的原子弹，因为如今全世界有二千多万的洪门昆仲，论证了冒辟疆是洪门的首创者，那么冒辟疆的故乡江苏如皋就成为全世界洪门昆仲朝拜的圣地麦加。而论证了康熙是冒辟疆所生的儿子，那是爆炸了一颗氢弹，因为明末清初的历史将要改写，至今为至，南明的历史在史学界上一直存在许多疑团，成为解不开的结。存疑已近四百年，总不致於一代又一代地连续下去。恐怕今后再也没有人能解剖历史的真相了。而我是年愈古稀之年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竟然“老夫聊作少年狂”。过上了一段疯狂的日子，也可以说这乃是人生一段最平静的日子，天天如苦行僧一般，面壁七年，终获硕果。 往日如梦、似幻、若雾、像云。如烟一般地聚集，又似烟一般地散去。只有抓住每一刹那的呈现，把其一一细微地记载下来，留给后人的是可供参考的文献，也不枉为此生。最令人宽慰的是复旦大学基因测试中心发表论文，证明爱新觉罗是蒙古人不是满族人，冒辟彊是蒙古人，康熙是冒辟彊的儿子。一个人的人生如在山顶上向下滚的石头，这石头越滚越快。三十而立，仿佛还在眼前，瞬间到了不惑之年，转眼又是“半百不祘夭”之年。六十花甲之年尚在眼前，一心想饴弄子孙、不料又过了令人难忘的五彩缤纷的十年，刹那间，即将到古稀，面壁七年就如达摩祖师一般，挥翰弄墨七年所写下的文字，累计多达千万，如今第一本红楼梦的专著将在江苏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后相继出版，其中冒辟疆编年诗文解析、红楼梦大揭密，冒辟疆和康熙，如何读懂红楼梦，将成为石破天惊的力作。尤其是“如何读懂红楼梦”这部长达三百多万字的著作，可谓是我呕心沥血之作。红楼梦共一百廿回，每一回有十来个情节。这一千多个情节都和冒辟疆、董小宛、董年、顺治、康熙所经历过的事情一一相对应，成为铁证，不用再怀疑了。另外写了一百廿集的电视剧本，许多演艺界的人士在和我洽谈拍摄问题。康熙是冒辟彊和董年所生的儿子，历史将要改写。经过长达七年的沉默，我又活跃在社会场合，我黄伟民又回来了，再过十年，就是过米寿(即八十八岁)希能过白寿(百字少一横为九十九岁)最好能过茶寿(即一百零八岁，茶字分解为二十加八十八，因为“米”字可分解为二个八字加一个十字)这样我还可以为社稷多作一些贡献，为华夏大地多发一份光、多发一份热。
作者简介：
黄伟民，1945年生于杭州，男，汉族。出身于红楼梦研究世家。
黄伟民六岁始从父亲学习日文、英文、古文。1967年参加工作，曾在上海市机电一局担任日文翻译，科技情报研究；1984年在上海检验检疫局(后归属海关)从事危险品包装检验工作，被誉为全国危险品包装第一人，并被《中国包装报》称为“改革包装的米丘林”，有多个项目获得部委嘉奖。
1980年参加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经贸会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并任九三学社社史研究员、九三学社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是最早提出开发浦东倡议者之一。1990年被评为上海优秀科普作家。曾任上海增爱基金会创会理事、文化艺术中心主任，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团长特别助理。现任上海市人类学学会荣誉理事。已出版著作近四十种。
黄伟民六七年来潜心如派红学研究，先后著写关于“冒著红楼”论文十多篇，其中有《<红楼梦>大揭秘》《古宫词与红楼梦》《中国具有马克思主义扎根发展的肥沃土壤》《冒辟疆著作<红楼梦>的若干力证》，即将出版的《冒辟疆编年诗析注》。还有《与胡适、周汝昌、刘心武的时空对话》《<红楼梦>中诗词解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