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泽湖，这片镶嵌在淮河下游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浩渺水域，自古便是自然与人文激烈碰撞、深度融合的场域。对洪泽湖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多聚焦于水利工程、漕运交通、灾害治理等具体史实考辨，或将其置于运河文化、江淮地域文化的宏大叙事中作为局部呈现。其特点在于实证性强、议题分散，积累了丰富的水利史、环境史与地方社会史资料；然而不足之处亦很明显：系统性、理论自觉性与文化整体性观照相对缺乏，洪泽湖作为独立文化单元的主体性与独特精神内涵未能得到充分提炼与阐发，“湖”的文化本体论意义常被“河”“运”的功能性叙事所遮蔽。在此背景下，“运河枢纽洪泽湖文化丛书”的编纂出版，无疑是推动该领域研究走向集成与深化的标志性努力。
这套丛书立意高远，体系初具。《百里画廊三百首》精选历代诗词，捕捉洪泽湖的时空意象与审美风貌，所收录的诗词，“体现了史料价值，更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备鲜明地域特点、时代特色，文学性强，耐人品读”[1]，是感性的文化导览。《淮宝县大事记》则以严谨的编年体例，梳理特定行政区域的历史脉络，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石，“有的成果补史著记载之阙，有的成果详史著记载之略，有的成果纠前人记载之失，有的成果综学界研究之得，还有的成果运用新理论，独创新见新说”[2]。二者一文艺一史实，构成了理解洪泽湖文化的经纬。而《赋韵洪泽湖》居于其间，承上启下，别开生面。它并非简单的文学作品汇编，而是以“赋”这一兼具铺陈叙事、体物写志功能的传统文体为枢纽，在辞章华彩与史实考辨的张力中，建构一种立体的、富有弹性的洪泽湖文化阐释范式。本文拟在丛书整体价值的观照下，重点剖析《赋韵洪泽湖》的创作特色、学术理路及其对区域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一、个人化赋学实践与地域文化的系统性文学转译
在洪泽湖文化研究的学术版图上，一种独特而珍贵的研究向度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即以在地学者个体生命经验与学术积累为基础，通过系统性文学创作进行的地域文化整合与表达。这种将浩渺湖山、千年文脉、百态民生熔铸于统一文体风格与个人化视角下的文学书写，尚不多见。
夏宝国所著《赋韵洪泽湖》，正是这种形式的重要尝试。这部涵盖八章近七十篇的个人古体赋合集，绝非简单的文学吟咏，而是一位深谙地方文史的学者，以“赋”为经纬，以“韵”为气脉，对洪泽湖文化空间所进行的一次极具自觉意识的系统性文学建构与学术性书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内容的广博与情感的深挚，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从“内部视角”出发，融通文学创作、历史认知与文化认同的独特地域文化研究范式。
《赋韵洪泽湖》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个人创作”的统一性与“系统架构”的全面性。夏宝国以“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等传统古体赋为主要形式，将洪泽湖的文化生态分解为“人文晨曲、河湖礼赞、乡镇街道、文化名村、风景名胜、红色文化、美食文化、水利经典”八大板块。这一架构本身即是一种文化认知的体现：它超越了按时间线性排列或单一主题分类的常规模式，转而从文化功能与空间属性出发，构建了一个共时性与历时性交织、自然与人文互嵌的立体网络。每一章，都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意义场域；每一篇赋，则是这个场域的文学性聚焦与升华。
这种个人化的系统性书写，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将散落于历史文献、方志档案、口头传说与现实景观中的洪泽湖文化“知识”，转译为具有统一美学风格与情感温度的文学“文本”。例如，“河湖礼赞”“风景名胜”篇中对淮河、三河闸、塘埂、闸坝的赋咏，并非仅止于工程形制的描述，更将历代治水的智慧、人水相争相融的悲壮历史、以及工程所承载的民生期望，注入铺陈扬厉的辞章之中。当《周桥大塘赋》中写道：“‘束水攻沙’，陈潢远虑兼纳谋划；情系使命，林工则徐素服督修”[3]。这既是文学意象的营造，也是历史经验的浓缩，赋予了冰冷的水利工程以温热的生命记忆与精神品格。作者的个人身份——既是文史专家，又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承载者——确保了这种转译并非外在的、猎奇式的观照，而是内在的、带着理解之同情的表达。
二、 “赋”体复兴与当代地域文化书写的文体自觉
选择以“古体赋”作为全书统一的表达载体，体现了作者深刻的“文体自觉”。在当代语境下运用一种古典文体进行大规模创作，本身即是一种文化姿态。赋体“铺采摛文，物体写志”[4]的本质特征，恰与洪泽湖文化的丰富性、驳杂性与史诗性高度契合。其空间铺陈能力，适于展现湖区的广袤地理与星罗棋布的乡镇村落(如“乡镇街道”“文化名村”诸篇)；其博物穷览的倾向，便于囊括物产、美食、风物、民俗等文化细节(如“美食文化”“人文晨曲”诸篇)；其“劝百讽一”或“曲终奏雅”的结构，则能为历史事件与现实景观注入反思与感慨的深度(如“红色文化”“水利经典”诸篇)。
夏宝国对不同赋体的灵活运用，展现了其驾驭传统形式服务当代内容的能力。诗体赋的凝练整饬，或许用于点睛式的景观吟咏；骚体赋的深情咏叹与香草美人意象的化用，可能更契合对历史人物或红色精神的追思；而散体赋的汪洋恣肆、议论纵横，则适于处理治水工程、文化源流等宏大复杂的主题。这种文体选择与运用，本质上是在尝试建立一种当代地域书写与悠久文学传统之间的有效链接。它使得关于洪泽湖的当代言说，不是悬浮于空中的无根之语，而是接续了自汉唐以来文人墨客以文章体悟山河、纪事载道的伟大传统，赋予了地方性知识以古典美学的庄严形式与文化史的纵深感。
三、 史论视野下的文学建构：作为方法的“在地性”与“整体性”
《赋韵洪泽湖》的学术价值，核心在于其将个人文学创作建立于扎实史论基础之上，并由此生发出的方法论启示。
首先，它彰显了“在地性”视角的不可替代性。夏宝国的创作，源于长期的地方文史研究与实践观察。书中所涉的人物掌故、事件本末、地理沿革、风俗流变，大多有其史料依据或田野来源。这使得赋中的每一处铺陈、每一个用典，都可能成为通往地方历史深处的一个入口。例如，对“文化名村”的赋写，必然融入了该村落的族谱资料、碑刻遗存、耆老口述等多重信息。这种深植于地方知识体系的创作，避免了浮光掠影的弊端，呈现出一种“深描”特质。它提示我们，真正深入的地域文化研究，必须重视并吸纳那些长期浸润于地方文化语境中的学者文人的综合性、体验性成果，他们的书写往往能触及档案文献无法涵盖的文化肌理与情感结构。
其次，它实践了一种“文化整体性”的观照方法。本书的八个章节，几乎囊括了洪泽湖文化的主要维度：历史积淀、地理形胜、聚落社会、景观审美、红色记忆、物质生活、技术文明。作者并非将这些维度割裂对待，而是在赋篇中常常相互勾连。一篇关于古镇的赋，可能同时涉及它的水利地位、商业历史、革命故事与特色美食。这种文学性的综合，恰恰是对文化本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一事实的忠实反映。它反对了学术研究中过度专业化、碎片化可能导致的“盲人摸象”困境，生动地展示了洪泽湖文化是河流、土地、工程、聚落、人群、记忆、技艺、情感共同编织的动态网络。这对于当前地域文化研究过于侧重分科而缺乏整合的现状，具有重要的纠偏与启示意义。
四、价值、局限与启示：个人赋笔的文化标高
当然，作为一部个人文学创作合集，《赋韵洪泽湖》亦有其特定的定位与相对的局限。其价值主要在于文化整合、传承与表达层面，而非提供新的史料发现或进行严格的史学考辨。赋体的文学夸张与主观抒情，与学术论文追求的客观精准有所不同。部分篇章或因追求辞章雅驯和古典意境，在对当代剧烈社会文化变迁的表现深度上，或有可拓展空间。此外，如何让古典形式与更广泛的当代读者达成无障碍的审美沟通，亦是所有运用传统文体进行创作需要面对的挑战。
然而，这些丝毫不能减损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在洪泽湖文化研究的谱系中，《赋韵洪泽湖》树立了一座由个人铸就的文学与精神纪念碑。它告诉我们：
第一，地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档案与遗址中，也存在于持续不断的、富有创造力的当代书写之中。夏宝国的赋作，是洪泽湖文化在当代的一次“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
第二，深度的文化研究需要多元的表达方式。严谨的学术论文之外，那些融合了知、情、意、史的文学创作，同样可以承载深刻的文化认知，并以其美感力量打动人心，促成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第三，“地方性知识”的持有者与研究者，当其将学术积累转化为创造性写作时，能够产出具有独特厚度与温度的文化成果，这是外来研究者难以替代的。
总而言之，《赋韵洪泽湖》是一部以个人之力，成文化大观的厚重之作。它是一位赤子对其文化母体的深情赋颂，也是一位学者对其研究对象的立体阐释。它虽以古典文体为衣，其内核却是对洪泽湖古今之变的深刻关切与对地方文化未来的殷切展望。这部著作不仅丰富了洪泽湖的文学库存，更以其独特的创作实践，为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深入研究、生动呈现一个复杂的地域文化体系，提供了宝贵的范本与富有启发的思路。在洪泽湖的浩渺烟波与厚重历史之间，夏宝国的赋笔，架起了一座联通古典与现代、文学与历史、个人情怀与集体记忆的斑斓长桥。
注释：
[1]束有春.百里画廊三百首序[M]//束有春，孙玉清.百里画廊三百首.南京：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2025.8.
[2]马俊亚.运河枢纽洪泽湖文化丛书序[M]//王海洋.淮宝县大事记.南京：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2025.6.
[3]夏宝国.赋韵洪泽湖[M].南京：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2025.119.
[4]刘勰.诠赋[M]//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南宁：漓江出版社，1982.72.
(阎大伟，淮阴师范学院教授，退休干部，淮安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