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袁振连坐在轮椅上，静静地看着工作人员在渡江战役烈士名录上刻上父亲的名字。
“老爸，七十多年了，我终于找到您了……您现在和战友们在一起了……”
5月13日，来自山东枣庄的袁振连，在渡江战役纪念馆烈士名录墙前，对着镌刻中的父亲的名字泪流不止。
那一刻，年近八旬的他得到了用一生追寻的答案，也与父亲实现了跨越75年的“团聚”。
5月14日，渡江战役纪念馆完成了12名新增烈士姓名的补刻工作，“渡江战役烈士名录墙”上的烈士姓名增至8996名。
这是自2012年建馆以来的第二次补刻，也是补刻人数最多的一次。
寻找“无名”烈士，为英雄留名，这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正在加速。
山东枣庄，父亲留给袁振连的，只有这两张从烈士证留下来的一寸照片。
圆梦 跨越75年的“重逢”
按照当地的习俗，1946年生的袁振连，今年“要过80岁生日了”。
2020年，袁振连检查出肾癌，在医院进行了两次手术。一天，与病魔斗争着的袁振连将女婿褚夫磊喊到面前，拿着一张《烈士证明书》交代了一件事。
烈士证明书上的名字是袁振连的父亲袁永申，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解放军。1949年父亲牺牲时，袁振连只有3岁。
“虽然知道父亲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得知道他是在哪里牺牲的，葬在哪里。”过去的几十年里，袁振连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广东、福建那边，都问过，也问过村子里一起和父亲去战场的人，但没有人知道。”包括离家不远的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袁振连也打过电话询问。
袁振连也曾去过当地的人民武装部，工作人员通过烈士证明书的时间信息，推算袁永申可能是在渡江战役中牺牲。此时，得知自己的大病，他决定让女婿褚夫磊接力继续寻找。
褚夫磊对老丈人的夙愿并不陌生，因为袁永申的事迹是全家老小都熟悉的故事，找到他也是全家人一直以来的执念。经过一番查询之后，他拨通了渡江战役纪念馆研究保管室主任王高的电话。
“这份证件，无法证明袁永申烈士牺牲于渡江战役”，由于褚夫磊发送给王高的是2015年时国家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明书》，上面仅记载了袁永申烈士的牺牲时间，并没有对应的事件。
不过，王高也告诉褚夫磊，他会同步去陵园、纪念馆去查询。褚夫磊最好能找到旧版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也许有更详细的牺牲地点等内容。如果是渡江战役牺牲的，馆里也可以对烈士的姓名进行补刻登记。
挂断电话后，王高也赶紧在中华英烈网进行信息查验。“没有。”即便是将烈士牺牲的时间和地理范围扩大，王高还是没能从密密麻麻的烈士姓名与归属地中找到想要的答案。但这几年里，双方一直在随时分享查询的信息。
“我老丈人目前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他心里面一直惦记着寻找父亲和补刻名字的事情，我们不希望他留有遗憾……”今年4月9日，王高再次收到了褚夫磊发来的信息，袁振连老人找到父亲的心愿日益强烈，但信息审核的难题，依然横亘在他们面前。
“我们原则上以国家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为依据，这相当于烈士的‘身份证’。如果能让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具证明，或者有有其他证明袁永申烈士牺牲于渡江战役的材料，我们也可以进行补刻”，王高明白情况的急迫，向褚夫磊提供其他的解决方案。
经过褚夫磊的努力，最终找到了旧版的证明书。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这张旧版《革命烈士证明书》照片，王高一眼找到了“渡江战役”四个字，他立即拨通褚夫磊的电话：“可以了！”
有关袁永申的信息也逐渐清晰起来——
袁永申，1926年生，山东省枣庄市南石公社人。1949年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军27军81师战士，牺牲时年仅23岁。烈士证上的照片是他唯一的影像，面容清瘦，照片背后写着“炊事一等兵”字样。
“爸，最近我们带您去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那边来电话了，爷爷的名字要补刻了。”褚夫磊把消息告诉袁振连时，老人凝望着家中那张由父亲唯一的照片放大的遗像，迟迟没有说出话来。
5月12日，袁振连带着全家来到当地的烈士陵园，在袁永申的墓碑前，袁振连落泪不止，嘴里喃喃道：“老爹，我明天要去合肥了，你之前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找到了……”
山东枣庄，在父亲的烈士碑前，袁振连抹着眼泪。
铭记 8984+12个名字
5月13日一早，袁振连老人带着老伴，和女儿、女婿从山东枣庄出发，第一次前往400余公里外的合肥。
为烈士补刻姓名的时间定在当天下午。“袁振连老人一家下午赶到时就开始。周一闭馆，刻字的师傅能更少地受外界的影响，将烈士的名字刻得更‘好一点’。”王高解释道。
渡江战役纪念馆共有27面“渡江战役烈士名录墙”，记载着烈士的姓名、籍贯、所属部队等信息。其中一块“名录墙”下方有留白，补刻就在这里进行。
袁振连老人抵达时，补刻正式开始。随着钻头的移动，“袁永申 山东枣庄 27军81师”的字样逐渐清晰。
在等待的过程中，袁振连和家人们抬头仰望，细细阅读名录墙上一个个姓名。“这也是我们家乡的”“这位和我爷爷在一个师里”。
“战争中，很多战士都像袁永申一样，在证明书上表述为‘失踪’，家人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亲人，在名录墙上刻下来，既是一个个闪亮的精神坐标，也相当于有了明确可以纪念烈士的地方。”王高介绍，每逢清明或者国庆长假，常有烈士的亲属来馆内凭吊亲人。
随着袁永申烈士的名字镌刻完毕，上色、擦拭。袁振连从轮椅上缓缓站起，捧起从家乡带来的一束鲜花，摆放在父亲名字前，“70多年了，我这才找着了……”
一只手抱着父亲的遗像，一只手伸出手指轻触新鲜的刻痕，袁振连轻轻对父亲说：“您现在和战友们在一起了。”
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父亲的名字刻好了，袁振连轻轻抚摸着父亲的名字。
寻名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随着补刻工序的完成，位于合肥市的渡江战役纪念馆“渡江战役烈士名录墙”烈士增至8996个。
这次补刻是渡江战役纪念馆自2012年开馆至今的第2次补刻，也是12年来补刻人数最多的一次。但这些镌刻在白色石碑上的名字，仅是无数英烈中可以找到姓名的一部分。
渡江战役历时43天，牺牲的烈士约有2.5万人，众多烈士的信息因历史原因和当时条件受限无法查证，因此，很多烈士成为了“无名”的英雄。
在渡江战役纪念馆，王高负责渡江战役相关历史的研究以及文物的搜集保管，补刻烈士并不是一项明确的“本职工作”。“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中，我会发现一些未经收录的烈士信息线索，再和当地去对接，找到烈士的亲属、后代。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亲属提出能否为烈士补刻姓名，我们就会把这个诉求记录下来，一段时间进行统一补刻。”
在这一次的12名补刻姓名的烈士中，有一名江苏沭阳的谭义联烈士。线索来自于今年4月王高在外地的媒体中看到的99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李剑锋回忆渡江战役的报道。报道中老人对自己年仅19岁的通讯员为保护自己而牺牲充满遗憾。王高发现这位烈士并未收录，就与当地联系，烈士相关的照片、老人的口述与当时的文字记录都有保存，虽然没有烈士证明书这样的材料，但也符合收录条件，谭义联的姓名得以补刻。
另一位山东齐河的丁光合烈士，线索源自齐河退役军人事务局来渡江战役纪念馆的一次工作交流。双方对所掌握的烈士名录进行核对，“当时发现有一位当地记载的烈士在渡江战役纪念馆没有收录，我们就进行了补录登记。”王高介绍，经过联系寻找，这位烈士没有亲人，在烈士名录墙上进行刻录，就是对烈士永恒的铭记。
“公开报道、相关历史资料里看到信息、线索，再与当地联系对接，最后找到亲属……”王高介绍，一个个联系、寻找、核实的流程下来，常常要跨越一两年的时间。
但是，在联系寻找烈士信息的过程中，王高发现，自己联系上的亲属很多都是烈士的侄子、侄孙。
“渡江战役的烈士们来自全国各地，牺牲时年龄大多在二十岁出头，很多人当时都没有结婚生育。”王高说，随着岁月流逝，烈士的兄弟姐妹也已经年长，旁系亲属也在减少，“不能让他们被遗忘，为烈士寻找亲人、补录留名，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虽然过程繁琐、时间紧迫，但是王高认为，为英雄留名的意义不止于此。“找到英雄不是终点，整合烈士名录不仅可以帮助英烈找到归属和认可，同时根据英烈后人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实证资料，我们需要对史料进行进一步的搜集、记录、整理，同时对相关的文物进行征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将渡江战役英烈们的事迹挖掘好、宣传好、传承好。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我们今年将与渡江战役老部队进行资料的联合挖掘活动，未来也会对未收录的烈士姓名进行常态化补录。”王高说，“这是一场温暖且神圣的双向奔赴，我们需要跑得更快一点。”
【征集】
共同接力，为英雄留名
若问来路英雄人，无名更比有名多！
渡江战役纪念馆的渡江战役烈士名录墙位于负一层，透明的天花板上方，正是室外环绕着外形如“战舰”纪念馆的水池。
当一个个烈士们的姓名被清晰地镌刻在石碑上时，5月的暖阳穿透渡江战役纪念馆的水波，投射在名录墙上。袁永申等12位英烈，在牺牲75年后，再一次“归队”，仿佛在和平年代的阳光下重逢。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渡江战役胜利75周年。通过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或是仅存的烈士信息，就能实现跨越时空的联结，让英烈事迹被铭记、红色基因得以传承。
今天起，本网联合渡江战役纪念馆发起“为英雄留名”征集活动，如果你有渡江战役烈士的相关线索，请与我们联系。
让我们一起共同接力，铭记历史，为英雄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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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通客户端-合报全媒体记者 王书浒 周文丽/文 李福凯 王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