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杨国桢先生在2018-06-10“澎湃新闻”上发表了《重出江湖：1973年与傅衣凌先生同行》的纪念文章。杨国桢老师写道：“1972年10月，厦门大学文史系解散，复办中文系和历史系。陈在正任历史系主任，招收普通班工农兵学员30人，定学制为三年。1973年1月，工农兵试点班学员学完二年后毕业。重建的历史系如何‘以社会为工厂’办下去，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厦门大学如此，其他学校也同样感到迫切，因此纷纷派教师到各地高校串联‘取经’。在这种形势下，厦门大学决定派傅衣凌先生、柯友根先生和我到各地学习考察，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周游列国’。……傅先生重出江湖，是历史系的金字招牌;柯友根是地下党出身，能言善辩，是交际的高手，负责对外联系;时我方过而立之年，文笔敏捷，负责记录和整理汇总信息，向校、系书面汇报。而我们则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任务。”
杨国桢先生文中所记是1973年的事情，其时我还在部队服兵役，无缘获见老师和学长们的风采，时时感到遗憾。不过还好我于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作为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在1977年3月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这样也算附上骥尾，当上了傅先生的“广义”上的学生。
我一拿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尚未入学的时候，许多热心人就告诉我，厦门大学历史系有所谓“傅韩”的两张金字招牌，傅即傅衣凌先生，韩是韩国磐先生。听了热心人的介绍之后，自己就感到有些洋洋得意起来，原因是自揣不是读书的料子，“工农兵学员”的名号已经不再吃香，成了“恶谥”。日后不成材、万一遇到刻薄的人挖苦我们“工农兵学员”，我可以搬出“傅韩”的金字招牌，抵挡一阵。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拉大旗做虎皮了”。
由于有了这种不足为训的“未雨绸缪”的心理打算，我从入学这天时就比较用心打探傅先生和韩先生的轶事传闻。其中打探到的一条最重要消息，是傅衣凌先生于1975年退休了，听说还准备回到老家福州去安度晚年。这让我很惊讶：其时在大学里尚无明确的退休制度，七八十岁未退休的老教师比比皆是，而且“老教授”似乎是愈老愈宝贝，从当时的电影中看到，厉害的老教授，非得随身带上降压药、救心丹之类的东西，就显得气派不够。傅衣凌先生年方六十有余，何至于就匆匆退休赋闲在家?
兹事体大，我得赶紧深度探听原由。经过多方的消息证实，原来傅先生的二公子在深山插队很多年，一介书生的傅先生，实在没有本事给儿子“走后门”，致使二公子在深山滞留不得回城。幸好此时有了好政策，说是在职的国家员工，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让插队久久不能归来的儿子们“补员”回城。万般无奈之下，傅先生办理了退休，二公子因此“补员”回城，在厦门大学食堂卖稀饭。说到这里，我们再来温习杨国桢先生的文章，傅先生于1973年“重出江湖”，看来只在当时晃荡的大学的江湖里厮混了两年多，两年多后又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
说来还是我的运气好!傅衣凌先生第二次退出江湖不到一年，时风丕变，天安门广场多了一座“毛主席纪念堂”，供亿万人民瞻仰，大学里的老教授们再度吃香起来。傅先生既然是金字招牌，那就不由分说，再一次成为厦门大学的正式教职员工。遵循杨国桢先生的算法，傅先生的这次出山，可谓不折不扣的“三出江湖”!
按照国内大学的学期制度，我的这届附上骥尾的“工农兵学员”班，本来是应该在1976年9月份同傅先生一道走上江湖的。但是据说国家太忙，不得不推迟到1977年3月入学。不过这样也好，老师先就坐，学生随后拜山门，也算是尊卑有序了。伦序既定，我戴上厦门大学白色的校徽，对外声称傅衣凌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倒也没有太多的错误。只是那时傅先生的事务太多，教育部又把他放在厦门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连累得我进入学校一年半，连傅先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过。
影子既然看不到，那还是来点耳食的吧。从比我长一大辈的学长郑学檬、杨国桢等老师那边听来消息，傅先生当上副校长之后，做了两件跟我有关的重要事情：一是向学校申请经费，经福建省省委宣传部批准，创办了季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如今创办学术刊物，其艰难的程度犹如“难之上青天”。傅先生执风气之先，不失时机地创办了这样的刊物。如今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重要学术刊物。嘉惠后学，润物无声;睹物思人，可不慨叹思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