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小月开场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时光里!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位作家：他的笔下，既有苏北盱眙的泥土气息，也有六朝古都南京的千年文脉；他既深情回望历史长河中的少年英姿，也敏锐记录着当下时代奔涌的浪花。他就是文学创作一级作家，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邹雷。今天，我们有幸将邹雷老师请到演播室，与他一同走进他的文学世界，探寻那些文字背后，关于根脉、关于情怀、关于热爱的故事。邹老师，欢迎您!
邹雷：谢谢小月老师!
一、创作的“原点”：故乡盱眙与个人烙印
主持人小月： 邹老师，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创作往往带着他出发地的烙印。对于您而言，这个烙印毫无疑问就是“盱眙”。请分享您《城市中校》一书中与家乡有关的片段!
邹雷：《城市中校》是一部军旅题材的长篇小说，我选一段关于盱眙龙虾的内容：
天下第一泉龙虾城在市中心，招牌是一位反面角色的著名电影演员，广告上的这位演员两手合力，抓住一只冒着热气的大龙虾，说，“好吃，味道天下第一。”
朱浩洋看了就想笑，这演员真逗，让他来做这广告还真相得益彰，其人长得跟龙虾似的，品质也相同。别看他演的是反角，生活上怪让人尊敬的。这时，朱浩洋的味蕾仿佛已经生出了龙虾十三香的味道。朱浩洋暗骂自己，上了广告上那“坏人”的当了。
现在什么都讲究一个文化，别小看小龙虾长得不怎么样，它出生在农村的小沟小河里，身份很低贱，但跟文化接轨、包装一下就不同了。这就跟一个从农村山沟沟里出来的小伙子一样，经过大学学习，留校当了老师，后来就成了教授。这时候谁也不会问他的出身，只觉得，他生来就是有文化的教授。
王来安说：“有道理!有道理!”
主持人小月：盱眙总是让人跟小龙虾联系在一起。您的文字里有一种深刻的“在地性”。对您而言，故乡盱眙在创作中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否如这段文字所暗示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脐带”?
邹雷：对我而言，故乡盱眙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也不是仅仅被外界贴上“龙虾之乡”标签的一个地方。它是我创作的土壤，更是我理解人与社会关系的第一扇窗口。
盱眙于我，正像是这样一条精神上的“脐带”。它源源不断地向我输送着最原初的生命记忆，那里的水土气息、人情冷暖、方言土语，甚至是一种幽默而坚韧的生存哲学。这些构成了我观察人性、书写故事的“原点”。它给我的不是单纯的乡愁，而是一种深刻的“在地性”视角：让我相信，再微小的生命、再边缘的出身，都拥有被讲述的价值，都可能蕴含通往普遍意义的路径。
在我的写作中，盱眙不是静态的怀旧对象，而是一个活的参照系。它让我始终记得自己从何处来，也让我更清晰地思考，一个人、一种文化如何在与外界的对话中，既保持内在的根性，又获得新的生命力。这条“脐带”从未剪断，它持续供给着养分，提醒我：好的创作，既要扎根于一片具体的土地，又要长出属于所有人的枝叶。
主持人小月： 从一条精神上的“脐带”，到一份顾全大局的守护者精神，您的创作视野从个人生命的原点，逐步投向更辽阔的历史天空。这尤其体现在您对“少年”这一群体的持续书写上。
邹雷：是的。
二、 创作的“情怀”：写给过去与未来的信
主持人小月：在您的作品序列中，像《卢志英中队》《行走的学校我》等这样聚焦历史中少年群体的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您似乎一直在搭建一座桥，连接过去的少年与今天的少年。能不能请您给观众和网民朋友分享《卢志英中队》中一段故事。
邹雷：下面是《卢志英中队》一书中，孩子们捐建红领巾水库的故事，后来，引起毛主席关注。可谓，小孩子也能办成大事：
中队及时召开“家乡啊!我们热爱您!”主题队会，各小队汇报调查成果和感受。丁老师拿着一张1957年11月1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对孩子们说，“同学们!刚才各小队都汇报了自己参与农业调查的成果，并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大家谈得非常好。”她扬了扬手中的报纸，“今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少先队员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家乡算是富裕的，同在江苏，苏北地区却还比较穷，是否用我们的双手支援苏北呢?”
有队员提出，我们还是小孩子，力量太小，而且现在还在上学，哪有能力和时间支援苏北啊!
丁老师说：“我们虽然年纪小，还是个孩子，但是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啊!”
孩子们无法理解，怎么团结?一脸茫然地看着老师，在他们心中，丁老师就是“智多星”，肚子里有一辈子也用不完的金点子。
丁老师说：“我们一个人没有力量，我们一个中队会有一点点力量，我们一个大队就会有更大的一点力量，我们全市的少先队集合在一起就有了力量，如果全省呢?那就会有巨大的力量。我的想法是，由我们中队起个头，先提建议给学校大队部，再请大队部向全省600万少先队员倡议开展‘我们也来支援40条’活动。”
“卢志英中队”全体队员被丁老师的一席话点醒了，立即向大队部提出建议，倡议全省少先队员开展小饲养、小种植、小采集(采树种、挖药草)等活动，用其收入每人捐献5分钱，支援苏北发展农业生产。
雨花台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部的倡议得到共青团江苏省委和江苏省教育厅的支持。经研究决定，在赣榆县班庄乡抗日山附近建造一座红领巾水库，在涟水县建造一座红领巾水闸，用来支援苏北地区的农业生产。
主持人小月：您持续书写历史中的“少年”，是希望今天的青少年从中汲取什么?在娱乐多元的时代，您认为这类作品打动他们的核心力量是什么?
邹雷：我持续书写历史中的“少年”，与其说想“给予”今天的青少年什么，不如说我希望和他们一起找回一些可能被遗忘，但至关重要的生命底色。我想让他们看到，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有一群和他们年纪相仿的孩子，他们的热情、理想与行动，并非遥不可及的“英雄传说”，而是源于最朴素的情感：对家园的责任、对集体的信任、对“我能做点什么”的真诚渴望。
就像《卢志英中队》里，从“我们力量太小”的疑虑，到“每人捐五分钱”的具体行动，其内核是一种可触可感的“参与感”和能动性。我希望今天的青少年能从中汲取的，不是要去复制某个具体行为，而是这种“小我”与“大我”连接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以及那份相信行动可以改变周遭世界的勇气。这是一种关于责任与担当的生命启蒙。
在娱乐多元、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有人认为这类题材距离遥远。但我认为，打动当下青少年的核心力量，恰恰在于它的 “反差性的真实”与“深度的共鸣”。
首先，是情感的“真”。那个年代少年们眼中纯粹的光、集体决议时的认真、哪怕一分钱也要攒起来的郑重，这种毫无功利计较的赤子之心，具有穿越时代的情感冲击力。它提供了一种稀缺的情感体验——一种超越个人即时快感的、更深邃的集体荣誉与奉献的快乐。这种快乐，是许多浅层娱乐无法替代的。
其次，是故事的“韧”。这类作品往往展现的是，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精神如何丰盈，理想如何照亮现实。它提供了一个“慢”的、“重”的叙事样本，与当下快节奏、轻消费的文化形成对比。这种对比本身就能引发思考，让青少年读者在“爽感”之外，体验到一种 “崇高感”和“沉淀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精神的“通”。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青少年成长中面对的核心命题是相通的：如何认识自我?如何融入社会?个人力量有何意义?历史中的少年故事，为这些永恒的问题提供了来自时间深处的、铿锵有力的回答。它告诉今天的孩子们：你们的热情非常宝贵，你们的行动值得尊重，你们不是被动的旁观者，完全可以成为美好未来的主动建造者。
所以，这类作品的力量，不在于复刻历史，而在于激活存在于每个少年心中的那份，对“有意义生活”的本能向往。它是一面镜子，照见初心；也是一座桥梁，连接起不同时代少年心中共有的那份光。
主持人小月： 您用文字“重读”历史，同样，您也用文字“重读”您所生活的城市——南京。这座兼具厚重与坚韧的城市，在您的解读中焕发出怎样的光彩?还是先请您给广大观众和网民朋友分享一段《文华金陵》的片段!
邹雷：我挑选一段序言中关于“秦淮文明”的叙说：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总是与河流息息相关。人类从游牧阶段走向定居，从事农业生产，继而创造农耕文明，完全依赖于河流。
地球上的四条大河分别哺育了古代的“四大文明”，就是最有力的佐证。尼罗河特有的自然条件，满足了古埃及人生存和生产的基本需求，极大地促进了古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古埃及文明在尼罗河年复一年的泛滥中诞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冰雪融水和降雨，滋润着下游地区的干旱地带，孕育了早期的苏美尔农耕文明和古巴比伦王国的繁荣。印度河流域的地形条件和气候、水文条件，催生了南亚次大陆青铜时代文明。黄河以九曲十八弯的“天上”之水，灌溉了庄稼，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成长。
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河流文明史。历史证明，没有河流，人类文明不可能诞生，更谈不上发展。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河流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它不仅孕育了人类文明，而且促进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
与黄河相比，长江边上的秦淮河着实谈不上波澜壮阔，但是秦淮文明的雄起却让人刮目相看。在泱泱华夏，实在找不出一条像秦淮河这样闪烁着璀璨人文之光的河流了；而放眼全球，在世界的地域河流文明中，你仍然搜索不到像秦淮河这样折射出人类智慧、流淌着精彩华章的历史文化名河。
秦淮河又是怎样一条精彩绝伦的河流呢?
主持人小月：作为一位深耕南京的作家，您用文字“重读”南京的意义是什么?在您看来，这座城市最独特、最打动您的文化气质是什么?
邹雷：我创作和编撰过一系列的南京历史文学方面的书，当过80集电视片《重读南京》的撰稿。作为一位在南京生活、写作的人，我“重读”南京，绝不是为了在古籍故纸堆里怀旧。恰恰相反，这是一次对城市灵魂的激活与正名。我想擦去时间长河赋予它的那层看似哀婉的雾霭，让它的铮铮铁骨与深谋远虑显露出来。这座城市，需要我们以全新的目光去“重读”。
南京最独特、最打动我的文化气质，是一种“文明托命，薪火相传”的守护者精神，和一种“屡遭劫难，屹立不倒”的坚韧风骨。
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中心，而更像一个华夏文明的“备份硬盘”和“安全堡垒”。纵观历史，当中原受侵、北方铁骑南下，文明的火种面临熄灭之危时，南京便历史性地承担起“保存者”的角色。从衣冠南渡的六朝，到明太祖定鼎于此复兴华夏正统，再到近代的民国，它一次又一次地成为正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庇护所。在这里，典章得以续写，文脉得以延绵。这不是偏安，而是在存亡续绝的关头，为整个民族守住文明的底线和复兴的种子。
而更了不起的是，南京的“使命”似乎总是在完成保存之后，又平静地交出“接力棒”。一旦北方稳定，中原恢复，它往往不是恋栈权力，而是将政治中心北移，让星星之火再度燎原。这种不争“永都”之名，只尽“存续”之责的姿态，体现出一种顾全大局、无私无我的宏大品格。
对我而言，南京的气质是复杂的：它既有“天下文枢”的深厚与智慧，又有“钟山风雨”的沧桑与豪迈；它既是文人笔下“旧时王谢”的诗意符号，更是民族史诗中“砥柱中流”的坚实坐标。我书写南京，就是想把这份被误解的“悲情”，还原为可敬的“悲壮”；把所谓的“短命”，解读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永恒”。
这座城市，就像它所依傍的长江一样，看似平静迂回，内里却积蓄着不可阻挡的力量。它教会我的，是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能够穿越所有黑暗而延续下去的终极秘密——那便是守护的勇气，与重生的信念。
主持人小月： 从具体的故乡，到历史中的少年，再到一座城的文明血脉，您的创作版图在不断扩大。那么，哪一段文字是您最珍视的文字?请您分享一段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作品中的文字。
邹雷：这对我来说有点为难，基本上我的每部作品都有意义，我分不出来哪个最有意义。我还是从《行走的学校》中选取一段，这是该书的结尾，新安旅行团的老团员们去祭扫汪达之校长的墓：
在新安小学“红领巾”的引导下，我们这群人缓步走向汪校长的墓地，走在最前面的是丁捷，此时他已是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那对肩章上的少将金星，随着他的移动，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如果侧耳细听，仿佛还在吱嘎作响，就像有精灵在这片深绿中吟唱。只见他腰杆笔直，步幅均匀，步履坚定地来到墓前，右脚跟有力地靠拢左脚跟，啪的一声立正，行了一个动作利索的军礼，大声说道：“报告汪校长!您的学生来看您了。”
寂静的墓地里站满了当年新安旅行团的团员，还有现在新安小学的师生，尽管人数众多，但是鸦雀无声，青松无声、黄杨无声、杨柳无声，只听得见丁捷一个人铿锵的声音：“我是洪水中飘来的‘小盆友’，奄奄一息之际，是您收留了我，让我成为新安旅行团的一员，我胆小、懦弱，是您给了我锻炼的机会，夸奖我有种，给我以积极的心理暗示，让我成长为一名无畏的战士。”
主持人小月：如果让您用这段文字蕴含的精神，来总结您的创作人生，你会怎么说?对于心怀文学梦的后来者，您最想分享的一条“创作心法”是什么?
邹雷：如果用这段文字蕴含的精神来总结我的创作人生，我想说：我的写作，就是一次次“立正”，向滋养我的土地、历史和人性中不灭的光辉，致以最郑重的“报告”与“回响”。
如同丁捷在那个阳光下的军礼，我的创作始于最深的感恩——对故乡盱眙的泥土气，对南京城的千年文脉与坚韧，对那些历史褶皱里普通却闪耀的灵魂。我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乡村少年、革命导师，还是法庭上的雄辩者，他们大多不是天生的英雄，而是在时代洪流中，因一份信任、一种信念、一段传承，而从“胆小懦弱”成长为“无畏”的生命。我记录下这些“成长”，就是为了向那股塑造人的、温暖而有力的精神力量“报告”，它存在过，它仍在场，它值得被铭记。
我的所有作品，无论文体如何变换，内核都是尝试完成这种“精神的接续”。我通过文字，让过去与现在对话，让牺牲与获得贯通，让一条河、一只蜻蜓、一座城都成为文明的注解。这便是我创作人生的全部意义：做一个忠诚的“报告者”与“传薪者”。
对于心怀文学梦的后来者，如果只分享一条“创作心法”，那便是：“用脚写初稿，用心写终稿。”
意思是：在动笔之前，你必须“用脚”走出去，深深地扎进生活真实的土壤里。去你的“盱眙”和“南京”，去田野，去市井，去倾听，去触摸，去经历。让裤脚沾上泥点，让双手留有温度。这是搜集生命质感的阶段，是“在场”的阶段。没有这一步，所有的想象都是无根的浮萍。
而当你坐在书桌前，将那些素材升华为作品时，则要“用心”。这个“心”，是敬畏之心，是对真实的敬畏，对人物的敬畏，对语言的敬畏；是提炼之心，从芜杂的生活中提炼出艺术的黄金；更是悲悯与热爱之心，让你笔下的一切，无论光明或阴影，都浸透着对人世深沉的理解与关怀。
“用脚”保证你的作品有根，不会飘；“用心”保证你的作品有魂，不会死。脚到之处，心必跟随。这是最笨拙也最可靠的方法，它让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更是一场对世界和自我的诚实勘探。
希望你能带着对生活的赤诚“走”出去，再带着对文学的敬畏“沉”下来。如此，你的笔下的每一个字，才可能拥有重量和光泽。
三、 创作的“之心”：孤独、热爱与奖赏
主持人小月：写作是一个公认的时而孤独且艰难的过程。在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除了作品完成的喜悦，创作过程本身，无论是构思时的天马行空、陷入瓶颈时的苦思，还是找到关键突破口时的狂喜，带给您最大的精神享受或独特魅力是什么?您会如何描述那种状态?
邹雷：您这个问题触及了写作最核心，也最隐秘的体验。的确，作品完成时的喜悦是公开的、可分享的；但创作过程本身那些百味杂陈的瞬间，才是真正属于写作者的“私人宝藏”。
如果让我描述这个过程最大的魅力，我认为它是一种 “在黑暗中狩猎，并最终为自己创造出一束光”的极致体验。其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狩猎”。
第一种，是自己心心念念、非写不可的题材。这时，你像一个早有目标的猎人，心中已有地图的轮廓。构思时的天马行空，就像在熟悉的森林里寻找最美的路径，虽然也需要探索，但内心是充盈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发现的愉悦。这是一种顺流而下的畅快。
而第二种，是命题或任务型写作，真正考验心性，也最终带来最大精神享受的所在。这时，你被空投进一片完全陌生的黑暗丛林，没有地图，没有路标，甚至不知道猎物是什么。那种“找不到北”的痛苦非常具体，吃不下，睡不着，思绪像困兽一样在脑海里冲撞。这阶段毫无魅力可言，只有折磨。
但魅力，恰恰就孕育在绝望的极点。当你经过漫长的跋涉、无数次的自我否定，突然在某个瞬间——可能是在洗脸时，在散步中，甚至是在一个毫不相干的交谈里，而我往往是在早上醒来，躺在床上静思的时候出现灵感——灵光乍现，“找到了!” 你找到了那个唯一的、准确的入口，找到了贯穿全文的那根“主心骨”。那一瞬间，就像在绝对的黑暗中，你亲手擦亮了一根火柴。光芒虽小，却足以照亮脚下，更重要的是，它让你看清了猎物(主题)的轮廓，看清了整座森林(作品)的路径。
那种狂喜，是绝处逢生的狂喜，是创造者无与伦比的巅峰体验。它不是简单的快乐，而是一种混合了巨大成就感、智力上的自豪感以及心灵解脱感的复杂战栗。你不仅仅解决了一个技术难题，你完成了一次从无到有的“创造”，为一片混沌赋予了秩序和意义。
有一次在创作中，我发现电脑保护膜被我击穿了。我查了一下，击穿保护膜，需要三百万次的敲击，那看不见的三百万次敲击，就是无数次陷入黑暗、摸索、磕碰的日常。而膜被揭穿的那一刻，并非刻意追求的结果，却成为所有艰辛过程的一个有形证明。写作也是如此，最大的精神享受，往往就藏在那“三百万次”看似孤独枯燥的坚守之后，那层“膜”被无意中穿透的刹那。你发现，所有的苦思、挣扎、自我博弈，都不是无用功，它们都是让那层隔在你与作品之间的“膜”变薄的力量。
所以，我会这样描述那种状态：那是一种 “于无声处听惊雷，于黑暗处见微光”的创造者独享的幸福。过程本身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你作为一个凡人，却亲身经历了从“无路可走”到“开出一条路”的神奇。这条路或许只有你能走通，而走通过程中的那份孤勇与顿悟，便是写作回馈给写作者最丰厚的、无法被剥夺的奖赏。
主持人小月：您的作品获得了从“紫金山文学奖”到“冰心儿童图书奖”等众多重要奖项。当您得知获奖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邹雷：四个字——非常开心。
主持人小月：您是怎么开心的呢?能不能具体点?
邹雷：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我的爱人，因为她是我的大部分作品的第一读者，每当我的作品写好后，我会请她给我提意见。当然我也会请更多的人来给我提意见，比如《铜哨声声》这部长篇就是在一所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意见中，我理清了思路，将小说写得让孩子和成人都爱看。当然，我对我们家的第一读者的意见会十分重视，一定会认真修改。所以我会把获奖的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她。她知道我爱吃丹凤街一家水饺，我们会去那里来几个凉菜、一盘水饺，喝上二两，庆祝一番。
主持人小月：除了这些行业认可，在您心中，是否有过比获奖更让您有成就感的时刻?
邹雷：这还真的有。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中校》出版后，西安某军校的一位学员看到了这本书，他在住院的病床上，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读完了这部20万字的小说，并给我来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感受。这封信，我至今还保留着。最近我写了一篇散文《南京的秋天》，结果文中的多处内容被一位机关干部上二年级的女儿摘抄成“佳句积累”内容，她受到老师表扬后，积极性更高了。这位机关干部给我微信中说：“您的《南京的秋天》那篇文章，承包了娃这个秋冬的佳句摘抄。”我看了后十分开心。因为每个作者其实都是个孤独者，读者看了你的作品才能成为你的知音，所以有了认同我作品的“粉丝”，是我最开心的事。
主持人小月：您如何理解写作带给您的成就感?它更像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与完成，还是与读者、时代产生的连接与回响?这两者，哪一个对您当下的创作动力更为重要?
邹雷：这是个很实在的问题。写作的成就感，对我来说，一开始是“自我的表达与完成”，但走着走着，就越来越离不开“与读者、时代的连接与回响”了。它们像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本就是一体。
刚开始写作，那种冲动很像心里有话堵着，非得说出来才痛快。把它写出来，结构弄顺了，人物立住了，自己看着像那么回事了，那种满足感很纯粹，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然后赢了。这是写作的根，没有这个内驱力，什么都谈不上。
但写久了，发表多了，心态会悄悄变化。你会意识到，作品一旦离开书桌，就不再只属于你自己。当有读者告诉你，他因为你笔下的某个少年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因为某段南京的描写专门去走了走那条巷子，或者一个年轻老师说想把你的书讲给学生听……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像是一种遥远的回声，让你知道你的那些孤独的“表达”，在另一个人心里激起了涟漪，甚至可能对他产生了一点点积极的影响。这时候，成就感就从“我完成了”，变成了“它被接住了，并且可能正在传递”。
至于当下的创作动力，坦白说，“连接与回响”这一端，分量越来越重了。
年纪渐长，单纯的自我倾诉欲望会减弱，但肩上的责任感会清晰起来。你会更在意你写的东西有没有“用”，这个“用”不是功利之用，而是它能否成为他人理解历史、感知生活的一块小小的垫脚石，能否为一段不该被遗忘的记忆留下一个文学的注脚。就像我写《卢志英中队》，动力不仅仅是我想讲那个故事，更是我希望今天的孩子能“听到”那个故事，能被故事里那份质朴的热情和担当轻轻触动一下。
所以，如果比喻一下，自我表达是发动机，保证你能启动、能跑起来；而与时代、读者的连接，则是导航和加油站，让你知道该往哪儿跑，并从中获得持续跑下去的能量和意义感。现在的我，更需要后者。知道自己的文字能在更广阔的时空里，与一些人、一些事产生温暖的化学反应，这是当下支撑我面对写作中所有孤独和艰难的最重要的动力。
主持人小月：如果剥离所有外在标签，仅用“写作者”这个身份来定义，写作在您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习惯、一种职业、一种使命，还是您认知世界、安顿自我的一种根本方式?
邹雷：如果用最简单的话回答，写作对我而言，就是呼吸。它不是习惯，因为习惯可以改变；也不只是职业，因为职业可以退休。它更像我认知世界、安顿自我的一种生理方式。
我用写作来“吸入”世界——观察、思考、痛苦、感动。然后，必须通过写作“呼出”，将这些吸入的东西沉淀、梳理、赋予形状。这个“呼”与“吸”的过程，让我确认自己还在真实地活着，还能与时间和记忆进行深度的交谈。如果停止了这种“呼吸”，我的生命会感到一种根本性的停滞与不适。
所以，它是我存在的一种状态。
主持人小月：对于许多同样怀揣文学梦想、却在孤独创作中感到迷茫的年轻人，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您会如何鼓励他们去发现并守护自己心中那份对写作的“热爱之心”?
写作的根在于“诚实”。请诚实地面对你的生活、你的困惑、你确信的爱与痛。不要为“文学”而扭曲它，只需如实地、精准地记录下来。你记录下的，就是你独一无二的“时代”。这份对真实的忠诚，便是对“热爱之心”最好的守护。你即时代，你即薪火。
四、新作聚焦：《金色阳光》的温暖世界
主持人小月：邹老师，您的新作《金色阳光》最近受到了很多关注，特别是在青少年成长与精神引领方面获得了高度评价。能否请您先为我们广大的观众，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核心故事，以及您最想通过它传达什么?
邹雷：江苏省医疗队援助坦桑尼亚桑给巴尔60年的历史，其间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金色阳光》从儿童的视角，展示中国医疗队为中坦友谊作出的杰出贡献。在儿童文学的天空中，《金色阳光》以赤道线上灼热的阳光为底色，以手术刀与银针的冷冽锋芒为笔触，在中国援非医疗队的现实土壤上，生长出一株兼具纪实厚度与寓言高度的文学之树。这部作品以孩童澄澈的瞳孔为棱镜，将跨文化医疗叙事折射出七彩光谱，在桑给巴尔的丁香花海中，完成了对生命伦理、文明对话与成长启蒙的深刻书写。医疗体系内的人看到的是贡献，孩子们看到的是有趣而生动的故事，家长看到的则是孩子们的成长……不同身份的人，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它是一部任何年龄、不同职业的人，都能看得懂的书。
主持人小月：谢谢邹老师的分享。听了您的介绍，我们更想走进书中的世界了。能否请您为我们朗读一段书中的文字?反映小主人公袁非初到非洲时那个陌生而真切的瞬间。
邹雷：好的。我来朗读：
李思尔从不同角度给这条罕见的大鱼拍照。
大鱼已经死了，但它背上还有一条二三十厘米长的小鱼，它依然在喘着气。小鱼呈灰色，身体黏黏的，鱼头下面像是被人踩了一脚留下的鞋印，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鱼呢?“旺鸡蛋”很是好奇。
袁非也想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掏出手机给这条小怪鱼拍了照，然后用识别软件搜索，得知这条怪鱼叫“印头鱼”，那只“鞋印”其实是它的吸盘，所以当地渔民又叫它吸盘鱼或者粘船鱼。“印头鱼”游泳能力较差，主要靠头部的吸盘吸附于鲨鱼或海龟腹部，有时也吸附于船底，被带往各海区。当到达饵料丰富的海区，“印头鱼”便脱离宿主，摄取食物，然后再吸附于新的宿主，继续向另外海区转移，被称作“海洋中的免费旅行家”。这种鱼也是太有趣了，袁非感觉它就像是“旺鸡蛋”，总是跟这跟那的，想甩都甩不掉。
一行人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个黑人突然把那条活生生的“印头鱼”往“旺鸡蛋”的手里一放，吓得袁军“啊!”狂叫一声，想把它甩掉，那鱼却牢牢地吸在他的手上，怎么也甩不脱。他被吓得一边高频率跺着脚，一边狂甩，一边还在嚎叫。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数学老师也未必能算得出来。
主持人小月：您提到这是通过“孩子的眼睛”和“儿童认知梯度”来讲述的故事。选择六年级女孩袁非作为主角，最大的挑战和乐趣分别是什么?在创作中，您如何“校准”这种视角，确保它既是天真童稚的，又能一步步承载起“责任”与“大爱”这样厚重的主题?
邹雷：我选择六年级的袁非做主角，最大的挑战在于“克制”——我必须时刻管住自己作为成年作者的“思想走私”。不能让她说出超越年龄的深刻道理，不能让她拥有过于缜密的成人思维。但同时，又要让读者能透过她的眼睛，看到比“有趣”更多的东西。
而最大的乐趣也在于此——我像个孩子一样，重新“发现”世界。比如刚才读到的“印头鱼”，在成人看来或许只是个生物学现象，但在孩子眼里，它立刻成了“旺鸡蛋”(书中一个总跟着袁非的男孩)的绝妙比喻——一个有点黏人、甩不掉的伙伴。这种儿童特有的、跳跃而鲜活的联想方式，本身就是文学最珍贵的部分。
至于如何“校准”视角，并让童稚视角最终能承载厚重主题，我的方法是“用孩子的逻辑，走完成长的全程”。
我从不让她直接“思考”责任或大爱。相反，我只让她不停地“遇到”和“反应”。她先看到那条黏人的印头鱼，觉得有趣；然后印头鱼黏在了同伴手上，引发了真实的恐慌和互助；最后，这种“吸附与共生”的意象，才会在她后续的经历中，慢慢发酵成对友谊、依赖乃至文化之间相互需要的一种朦胧感知。
我把厚重的主题，拆解成无数这样可感、可触，甚至可笑的具体“遭遇”。孩子的认知不是一步步上台阶，而是一点点扩散的涟漪。她最初只是对一条怪鱼好奇，这份好奇会引她观察更多怪事、结识更多人，在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小麻烦、小困惑中，她自然就体验到了何为责任，感受到了跨越肤色的善意。我不是把主题“装”进孩子心里，而是陪伴她一起走过一段路，让主题从她自己的脚印里自然地生长出来。
简单说，我相信孩子的心智不是容器，而是种子。作者要做的，不是往里倒东西，而是给它合适的土壤、阳光和雨露——那些真实的情节、细节和情感冲突，然后耐心等待，信任它自己会朝着光的方向生长。
主持人小月：“金色阳光”这个核心意象非常成功。对于今天的青少年而言，他们可能面临学业压力、成长困惑。您希望袁非在非洲所见的这片“阳光”，能化为一种怎样的内在力量，去照亮他们自己的成长之路?您认为文学故事对塑造一个孩子的价值观，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哪里?
邹雷：我希望袁非在非洲所见的“金色阳光”，能化为一种“在陌生处发现光，并相信自己也能成为光”的内在力量。
这具体意味着：第一，拓宽心灵疆域的能力。当孩子被局限在课桌前时，这片“阳光”提醒他们：世界远比你眼前的烦恼更辽阔，保持向外探索的好奇，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呼吸。第二，将差异转化为养分的能力。非洲的一切对袁非而言最初是陌生的，但她最终在其中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互助的温暖。我希望青少年能从中学会——那些与你不同的文化、处境甚至困境，不是隔阂，而是理解人性复杂的窗口。第三，微小的行动即意义。袁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她只是观察、询问、共情、互助。这片“阳光”的本质，是让他人生命的重量落入自己心中。在压力与困惑中，这种“我能为他人做点什么”的朴素念头，往往能照亮自己的路。
文学故事塑造价值观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提供“安全的沉浸式人生预演”。
价值观不是靠条款灌输的，而是在情感共振中自发构建的。当一个孩子跟随袁非经历恐惧、尴尬、感动与抉择时，他实际上在经历一场“无风险的情绪实验”：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做?那种跨文化的共情、对弱势生命的悲悯、在困境中的幽默感——这些抽象的价值，通过故事变成了可感的心跳、呼吸和笑声。
文学不直接告诉孩子“你要勇敢善良”，而是让他们在故事中亲身体验一遍：勇敢是什么滋味，善良会带来什么，责任又意味着什么。这种体验会在心灵深处埋下种子，未来当他们面对真实世界的选择时，故事里的光可能会突然被记起，成为一种无声而坚定的支撑。
说到底，故事不是答案，而是一把钥匙。它帮孩子打开一扇门，让他们提前走进更复杂、更丰饶的人生，然后用自己的心，去得出自己的答案。
主持人小月结束语：从盱眙的龙虾到非洲的阳光，从历史中的少年到现实里的孩童，邹雷老师的笔始终饱含深情，致力于完成一种精神的接续。他的写作，是对来处的报告，也是对时代的回响；是个人心性的安顿，也是向更广阔世界的诚挚发声。感谢邹雷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温暖而深刻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写作者的根脉、情怀与匠心。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