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孙滨在上海。
【 人 物 简 介 】
孙滨：泰州市高港区人，1922年生，中共党员。1940年参加黄桥决战。1942年5月起，先后在泰兴警卫团、一旅三团、东台独立团任干事、连支部书记、指导员、连长、副营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率部参加苏中战役，成绩突出，受到粟裕司令员表扬。1946年12月，任靖江独立团第一营营长，与许淦等人共同取得夹港战斗胜利。1947年秋，任靖江独立团参谋长，1948年任靖江独立团副团长。新中国成立后，至高射炮兵学校学习，先后任该校战术系主任、副校长。“文革”后，任空军炮兵八师副师长。1979年离休，享受正师级待遇。2002年4月因病去世，眼角膜捐献。
孙建新：孙滨之女。
【口述内容】
奉命调到靖江独立团
我是靖江独立团副团长孙滨的大女儿，叫孙建新。说起我的父亲，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其实很短。我1970年就离开家，参军入伍，后来又转到导弹基地，一直到1992年才回来。我跟我父亲相处的时间可以说是家中子女当中最短的。所以我只能凭印象，来讲一下我父亲，以及对靖江独立团的了解。
1948年，靖江独立团(从左至右)参谋长贾剑平、政委汪青辰、副团长孙滨在靖江。
我父亲是江苏泰兴人，据我所知，读中学的时候，他的中学老师带着他们班40个同学，全部都参加革命，他的中学老师是第一个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知道靖江独立团，还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从部队回上海探亲，父亲在那个无锡鼋头渚疗养，我去看他，正好我一个同班同学也在无锡，我顺路去看同学。我到他们家才知道他父亲也曾是靖江独立团的，他父亲与我父亲是靖江独立团的战友。我父亲在家，并不常说当年这些事情。1986年，我回家探亲，看到我父亲正好在写东西，他天天在写。我说你在写什么?他说我在写关于靖江独立团的一本书。因为我会打字，我就帮他打字，从那时我才了解了一部分这方面的事情。
在父亲几十年的从军历程中，他在靖江只有短短的两年多。1946年12月，当时靖江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许淦同志向军分区申请，调我父亲到靖江独立团，因为抗战的时候，我父亲在靖江打过仗，对地形和民情都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当时的中共靖江县委副书记汪青辰同志是我父亲在党训班的领导和老师，对我父亲也比较了解。靖江县委还有不少的同志都是我父亲的同学，还有小学同学呢。
当时国民党开始对解放区进行“清剿”，形势比较严峻。原来的靖江独立团进行了精简，团长、参谋长都上调到军分区去了，进行战略性的转移。我父亲到靖江独立团的时候，独立团实际上只剩四百多人，就是一个营的规模。我父亲调到独立团当营长，大家就说：“之前我们缺少军事干部，现在你来就交给你了”。许淦政委在欢迎我父亲的干部大会上宣布，以后独立团现场作战指挥全部由孙滨同志负责，包括区大队。
在夹港口打了一个大胜仗
到靖江独立团后，我父亲，一个是下连队，了解战士的情况，新兵、老兵有多少，战斗力有多强，都有什么武器；第二个就是大量地接触情报人员、侦查人员、地方干部，了解情况。我父亲曾说，就相当于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初战必胜，这个是要做到的。主力部队北撤后，为提振留守部队的信心，独立团决定在当时的蒋华区打一仗。因为这个蒋华区背靠长江，远离敌人的封锁线，是敌人相对薄弱的一个地方，而且以保安团和自卫队为主。我父亲为了打好第一仗，请示了团部领导以后，自己亲自乔装上阵，跑到离敌人很近的地方去侦察。1947年1月1日凌晨2点，独立团发起突袭，敌人来不及反应，一个中队九十几个人全部被歼灭。甚至敌人被俘后还不相信独立团还留在靖江。1月3日、1月11日，独立团又连续打掉了敌人在八区和五区的两个自卫队，整个蒋华区就成了我们独立团的控制区了。这个11天三战三捷还是打得挺威风的，提升了信心。
孙滨(二排左二)在常州警备6旅。
1月19日，突然就有侦察员来报告，说发现有敌人从生祠堂出来，往江边上走，大约100人，但不清楚是自卫队还是保安团。这时候大家斗志正旺，我父亲问团部，团部说如果就一股敌人的话就打掉他。我父亲当时就带着两个连追了上去。结果追到附近，遇到地方干部，地方干部说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三〇六团三营的一个连，一个机炮排，一个搜索班，约200人。这下子等于敌情突变了，那么到底打还是不打?当时，我父亲分析情况后说还是打。第一，这批敌人一看就不是来“清乡”的，一些士兵抬着机器，沿途打着标记，明显是在勘测，可能要修一条路。第二，敌人当时在靖江西部还没有打过仗，估计他们思想也会麻痹。第三，敌人当时正好走在夹港口和长江的一个交汇处，这是一条死路，对他们不利。第四，这个地方的群众基础好，没有保安团，可以封锁我们部队接近的消息。第五呢，当时正好是三战三捷、士气最高昂的时候，战士都纷纷要求打。我父亲一边派通讯员向团部汇报，一边就说打，绕到大堤上去包抄。结果短短半个小时激战，就把这股敌人给消灭了。缴获的武器也相当多。这一次战斗比较牛，以一个地方武装，打掉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整建制的连，缴获了很多美式武器。县团此战受到陈毅和粟裕首长的嘉奖，被誉为“创敌后地方武装歼敌正规军之范例”。苏中军区给靖江团全体指战员记集体大功一次。最值得骄傲的是，当时延安的广播电台还把这个事给报道了，评价相当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夹港口大捷”。
藏在老乡的草垛子里
大概在我十岁的时候，有一个人到部队来找我父亲。我父亲说，这个是我以前的老战友，是靖江来的，老家来的人。然后就说到家里请他吃个饭。其间，趁我父亲不在场的时候，这位叔叔跟我说，你爸爸脾气可大了，差点把我枪毙掉。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去侦查，没侦查对情况就回来报告了，后来发现不是这回事。好在仗打胜了。你父亲跟我说：“还好，我们打胜了，我们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我可要枪毙掉你!”你爸爸枪都拔出来了。后来，我看到书上曾经记载这次战斗，书里提到一位侦察员，估计就是到我家吃饭的这位叔叔。
这一仗打完以后，接下来的一仗，独立团就吃亏了。2月14日，吃了亏的敌人来报复，敌三〇六团三营找到根据地来。当时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仓促阻击。我父亲说这个应该算遭遇战，因为敌人是有备而来，我们没有思想准备。敌人机枪非常猛，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要冲过一个开阔地，到一个竹林里去。在这个过程中，我父亲胸部中了一枪，是那个美式卡宾枪，汤姆子弹，尖头弹。好在距离比较远，不是贯通伤，子弹卡在肺部，没有打穿。别人劝我父亲下去，我父亲说不行，还能坚持，出血量不严重。这个时候，连长也受伤了。敌我双方打成胶着状，打了两个小时，我们也上不去，敌人也冲不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决定，我们武器不占优，人数也不占优，就吹号撤退，我们这边一撤退，结果敌人也撤退了。事后，敌人的营长在后来的战斗中做俘虏，抓来问，才知道这场战斗实际上把敌人的三营也打垮了。打死他们80多个人。但是，我们这边也受损失，伤了24个人，也牺牲不少同志，反正可以说是个消耗战。
孙滨在淮海战役期间。
1955年授勋期间，孙滨因住院治疗取战争时期留在体内的弹片，错失穿着将校服拍照的机会，特以此留念。
我父亲在养伤当中，也是危险重重。敌人下乡“清剿”，老乡就把他藏在草垛子里、芦苇荡的船里头。所以，那个时候放《芦荡火种》的时候，我父亲就说你们一定要去看这个，说他养伤的时候就跟他们一样，有很多热心群众帮助他们，掩护他们，包括地下站的同志。父亲说，那个时候联络站也有像阿庆嫂一样的人。他说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瘦瘦小小的，一个人，就是开了一个茶馆，当联络站。然后他就说：“你们要记住，不是这些老百姓，我们都活不到今天。”
因为敌人要大“清剿”，我父亲与24个伤员，准备用船转移。结果，正好碰到三百多名从乡里、区里撤下来的土改积极分子、军烈属，还有地方干部，也要用船转移。怎么办?我父亲说“我来想办法”，就找了当地民兵，从两里地外抬了两条船来，带着这三百多人全部撤离了。第二天，那个乡就全面地遭受了“清剿”。如果当天晚上这三百多人得不到及时撤离，那个损失就大了。
我父亲养伤的时候，部队又打了一次大仗——张莫天战斗。副营长季藩同志就牺牲在那场战斗中。很多年后，父亲只要提起他，就很内疚。父亲总是说：“我要是不负伤，我要是不转移，不去养病，这场仗，应该是我来打，季藩同志就不会牺牲在那里。”据我所知，他只要有机会去靖江，一定会去看望季藩同志的爱人。季藩的女儿在上海，我们也去看望过。我有一次，回来探亲，我父亲也带我去给季藩叔叔上坟。
两年多时间，指挥近百场战斗
孙建新在口述历史现场。
父亲伤好后回到独立团，曾经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天天在打仗，有我们主动打的，也有我们被动打的，撤离打，跑着也打。但是，按照领导的指示，再怎么打，再怎么流血牺牲，独立团坚决不离开靖江，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这里。
1948年，整个根据地的情况已经好转。1月份的时候，又有侦察员和地方干部来报告，说黄桥出动了一批国民党的正规军，好像还是什么军官教导大队，准备到广陵镇去抢粮食。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员、枪支弹药情况都比较好，就埋伏在半路上等他们。结果一早上去，一直等到中午，很多人都不耐烦了，说可能错了，不是往这个方向来。我父亲说不对，他们这么多人，而且抢粮食，肯定是有车，肯定是走这条路，不可能走小路的。他就叫大家耐心等，饿着肚子中饭也没吃，结果等到1点多，真的来了。这个就打得痛快了，一顿猛打，把这个大队打掉了，结果一看，哦哟，全是军官，军官教导大队的。把他们打掉以后，国民党兵下乡、“清剿”骚扰的事就少很多。为什么?这一次战斗打了以后，敌人被打怕了，少于一个营的兵力已经不敢下乡了。到2月份，整个靖江县城都已经解放了，我父亲也准备移交工作了，部队要渡江南下了。我了解到，在靖江两年两个多月、800多天的时间里，我父亲大大小小打了109场战斗。除了养伤，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战斗都是我父亲现场指挥的。独立团从他去的时候的400多人，发展到2900多人，并缴获了大量的美式武器，成为一个装备齐全的地方武装。后来，我父亲就带着一营和七连到了华东军区，编到第六旅，成立了一个十七团，上升到主力部队了。
卡在我父亲肺里那颗子弹，因当时根据地没条件做手术，就一直在他身体里，父亲也动不动就咳血。一直到1950年，我父亲调空军，到上海，在上海二军大，请苏联医生来帮他取出来了。那颗子弹，一直是在家里，放了很多年。我家里有两颗子弹，还有一颗是当时打在父亲腿上，一颗三八大盖枪的子弹。
父亲的一部分骨灰埋在孤山
2002年4月23日，父亲去世。按照我们上海空军干休所的规定，所有干休所的老干部过世，都是葬在上海龙华烈士公墓里面。但是，我父亲他生前有遗愿，他要把遗体捐献给二军大。因为他是癌症去世，其他的器官不具备捐献条件，就把他的眼角膜捐给了三个人，剩余的火化了，骨灰给了我们。所以，父亲在龙华烈士公墓的坟，是空的。我父亲生前说，烈士陵园很多人都为新中国洒尽了热血，贡献了青春，他走了，要去找老战友，帮他们站岗放哨，守着他们，陪着他们。所以呢，我们就征求了靖江市委的同意，把父亲一小部分骨灰送到孤山，放到那个烈士陵园里面。在孤山山腰上，把骨灰埋在一块石头下，刻了一个碑，薛先洛同志为墓碑题字。还有一处，是上海新四军协会在上海青浦福寿园里，集中建造的一个新四军已去世同志的陵墓。我们没有为父亲另做坟，只是在那边立了一个大的碑。
我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属于那种老好人。反正我从小到大，只要到我们家来的人，我父亲都是特别热情招待，能帮则帮。他记性很好的，从前的人和事都记得。我们刚搬到虹桥干休所的时候，过来一个女同志，我父亲就问：“你是不是小朱啊?”那个人都呆掉了。半天才说：“哎哟，你是我们靖江团孙团长。”
这位女同志是当时的卫生员，我父亲一眼把她认出来了，你想想多少年了?我父亲那时已60多岁了。
孙建新在口述历史现场。
我母亲叫刘辅凡，曾在上海南市区委当干部科科长，后调到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工作，是靖江人，老家在孤山镇六圩埭。我对靖江没有很多的印象，我外婆当时也接到上海了。我有两个舅舅，一个舅舅参加空军，在沈阳；还有一个舅舅报考了沈阳的森林大学。所以，靖江老家没什么亲戚了。
我母亲怎么看中我父亲的呢?我舅公跟我说，当时，父亲骑了匹马，这边挂了一个日本指挥刀，那边挂了一把枪，骑到我母亲面前。虽然我父亲个子比较矮，只有一米六五，我妈高，一米六七。但我父亲骑在马上，人就显得高了呀。大家都说我父亲神气，我外婆拍板说这个好。
今年3月29日，我母亲去世。一直到去世，我母亲头脑很清楚，一点都不糊涂，生前就签下遗体捐献协议，她上海的姐妹们，全部都把遗体捐献了，上世纪80年代就签了“捐献书”。
【采集时间】2022年11月22日上午
【采集地点】上海市黄浦区江西中路242号12楼
【采集整理】靖江市党史方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