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杨源时在金华。
【人 物 简 介 】
杨源时：张家港人，1917年生，学生时代参加革命。1942年6月，受苏中区党委委派，与张遗、陈明章(莫珊)、李进等共同开创了靖东根据地。先后任中共靖江县委书记兼靖江独立团政委、靖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解放后，历任浙江省金华地区专员、地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离休前为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征研委副主任。2001年6月24日去世。
杨晓峰：杨源时之子。
【口述内容】
1962年 ，杨源时在杭州。
20世纪80年代的杨源时。
我父亲叫杨源时，母亲叫唐友清，我们家兄弟姐妹8个，大姐杨一虹，二姐杨映霓，三姐杨鲁路，四姐杨小萍，大哥是杨三庆，二哥是杨晓彤，老三是我，就是杨晓峰，我还有一个妹妹叫杨飞白。他们那个时候取的名字有的是不太有意义的，有的是很有意义的。像我三姐，就是北撤的时候出生的，生的时候在路上，到鲁南去的路上，所以叫杨鲁路，这个名字比较有意义。还有我大哥叫杨三庆，为什么叫杨三庆呢?10月1日国庆节，他10月2日出生，就是刚刚解放的时候，1949年出生的，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金华，金华还有部队在那边剿匪，一个剿匪的司令给我大哥取名叫杨三庆。我是1952年出生的，我二哥1950年出生的。
我老家在张家港。那个时候我们老家是比较穷的，家里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像我父亲就是去了延安。父亲在上海沪江师范学习的时候，他的一个老师是共产党，这个人和党失去联系，找不到党了，就在他们学校里找了几个进步的学生，就像发展党员一样发展他们。后来，这位老师被发现了，被国民党逮捕。临别之前，他跟我父亲他们几个讲：“你们要到延安去。”
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当小学教师。但父亲一心想去延安，就和几个同学辗转到了武汉。武汉有个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就跟办事处联系，就到了延安。在延安学习了三个月，他们就被分配到各地。我父亲被分配到浙江萧山，当萧山县委书记，发展党员。我母亲就在那时候参加了共产党，那个时候她才15岁。我母亲是宁波镇海人，本想出去找工作，因为自己的姐姐在上海，就到了上海，就在当地搞反日宣传，跟在沪江师范读书的父亲就认识了，两个人就好上了。
1938年，国民党要抓我父亲，上级党组织就安排我父亲和母亲渡过钱塘江到皖南去。当时新四军在皖南，有三个支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陈毅在一支队，我父亲是跟陈毅走的，与新四军一起东进到了靖江。1942年我母亲也到靖江，当时还怀着孕。
1949年10月2日 ，金华市各界群众2万余人在金华中学操场隆重集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第八行政区专员公署(22日，改名为浙江省人民政府金华专员公署)专员杨源时(左)在庆祝大会上讲话。
父亲后来回忆说，在靖江，因为敌人追剿，他老是带着部队跑。当时有一个民主政府的县长年纪比较大，跑不动了。他对我父亲说：“我有办法，你们走吧。”然后就跳到一个池塘里面，嘴上咬个管子来呼吸，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我父亲在靖江工作了三年多，一直工作到1945年，随大部队北撤。到了山东，他在邳州当县委书记。解放以后，我父亲先是在浙江省金华地区当地委书记，后来当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湖州双林大队当党支部书记，然后当双林公社书记、双林县委书记。后来，父亲回到省里，当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征研委副主任。
【延伸阅读 】
艰苦岁月里坚持原地斗争
杨源时
1942年6月，党决定调我到靖江任县委书记，张遗任县长，李进任宣传部部长，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陈明章(莫珊)任原职，县委由杨、张、陈、李四人组成。原县委书记曾涛、县长刘万里调地委分配工作。
1942年上半年，敌伪顽加紧了对靖江游击地区的进攻，全面推行“伪化”。“忠救军”北窜后，伪十九师的陈正才、刘东元两个团及朱鼎坤特务营2000余人，分驻在新丰市、新镇市、熊家圩、毗卢市、生祠堂、白衣堂、霞幕圩、广陵镇等集镇；日军(有时一个大队，有时一个中队或一个小队)和陶明德的伪保安队、警察部队1000余人，分驻在靖江城、八圩港、马桥、柏木桥、新港、斜桥、土桥、孤山、季家市等集镇；伪田铁夫一部占据着西来庵。这样，靖江全境就被分割为靖西、靖中、靖东三块游击区，我县委、县府机关经常遭受敌伪军袭击，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由于靖江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的时间不长，还由于我们初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缺乏经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当时的斗争遇到很大困难。根据这个情况，地委曾同意靖江县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转移到毗连的泰兴南部活动。1942年上半年，靖江县级机关和独立团武装经常到泰兴南部休整。
抗战时期的杨源时。
我是在苏中区党委向陈丕显同志汇报泰州秘密县委工作时，被告知调靖江工作的。回到三地委，地委书记韦一平、组织部部长周山两同志和我谈话。他们向我介绍了靖江当时的斗争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最后韦一平同志说，靖江战略地位重要，它是我苏北门户，三分区前哨，是我军大江南北的跳板，又是苏中及三分区与上海及江南各城市贸易往来、人员往来的重要港口之一。靖江物产丰富，粮食、税收的收入都比较大，也是我们分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坚持住靖江的斗争，把靖江建设成为比较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于坚持三分区的斗争和支援江南兄弟地区的斗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又说，当前靖江的斗争是艰苦的，但是靖江有过去的工作基础，有利条件很多，只要全党认识一致，下定坚持原地斗争的决心，靖江的局面是可以打开的。他又对武装建设、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群众运动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最后说，为了支持靖江，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已经带一个团到靖江去了，你到靖江后与他联系，和部队配合行动。同时，要周山同志帮助靖江县委传达贯彻地委的指示。
我到靖江后，即与曾涛等同志赶往靖西。那天分区部队驻在正东圩附近的村庄上，我与曾涛等同志住在前面村庄上，相距很近。第二天拂晓，分区部队遭到了伪十九师陈正才、朱鼎坤部的袭击，因情况不明，立即西撤，回分区去了。我与曾涛等同志向南突围，没有什么损失。事后了解，伪十九师陈正才部及朱鼎坤部得到我军来靖西活动的消息，以为是县独立团，原想一举歼灭我们。枪声一响，发现是主力，也不敢恋战，迅速撤回到生祠堂去了。
我第一次接触到靖西东兴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他们谈了近半年来的情况。“忠救军”侵入靖西以后，伪十九师加紧了对靖西的“扫荡”，经常包围袭击我区乡武装，抓人、杀人、烧房子、抢东西、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他们凭借武力，把“伪化”推进到我们的中心地区，使得一些乡保长成了“两面派”，为他们送粮食、送情报。朱鼎坤还收徒弟，利用帮会关系在我地区建立情报组织，我们部队、机关的活动，他们能随时得到消息，而我们对敌伪的动态，却不能及时知道。因此，我们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有少数党员干部及群众中的骨干分子离开原地，跑到江南去了。有些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不敢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但是，尽管情况十分严重，东兴区委、区公所的领导干部，却仍然带领少数精干武装，坚持原地斗争；有些基层党组织，在区委领导下，领导群众对敌进行公开的、隐蔽的斗争。当我们突围时，群众主动带领我们转移，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向我们诉说了伪十九师及朱鼎坤的滔天罪行，希望我们的部队快一点过来，消灭敌人，消灭朱鼎坤，解除人民苦难。这一次，在靖西短暂的停留，使我们对坚持靖江的斗争有了一点感性认识。
县委在如泰靖边区的黄家市召开扩大会议，周山同志在这次会上传达了地委关于靖江工作的指示。讨论中，有些干部认为靖江敌强我弱，在坚持斗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地委提出的坚持靖江原地斗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执行。会议分析了当时靖江的斗争形势，充分估计了困难，看到了能够坚持的有利条件，从而树立了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会后，县委带领独立团的一个连及县级机关，插回靖中地区。县委实行分片领导，杨源时、张遗在靖中，陈明章在靖东，李进到靖西去。
县委领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大约花了半年时间，取得了坚持原地斗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我们遇到并且解决了下列几个问题：
一、避开敌人锋芒，主动打击敌人，求得站稳脚跟
我们进入靖中后，与靖中办事处主任倪浩堂(他带了一个区中队)配合行动。有时合在一起，有时分开活动。伪十九师知道我们县级机关及独立团回来了，于是加强了“扫荡”，企图消灭我们，或者把我们赶回界河以北去。由于特务、汉奸的猖狂活动，敌人能及时得到我县级机关活动的情况，我们经常处于被动挨打或被迫游动的状态，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并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根据这个情况，县委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一)坚决镇压特务、汉奸。我们夜间移营时，由保安科长顾浩派人埋伏在田里，发现有人跟踪，立即逮捕，如属汉奸，就地布告处决。凡经群众检举、调查属实的特务和汉奸，亦坚决镇压。这条政策措施，效果十分显著，敌人安在我们中心地区的一些耳目，被斩断了。10月间，太和区祝自荣、贾剑平汇报，他们几乎天天被敌人袭击、包围，当地的一些特务、汉奸、坐探，区委已经查清，要求授权给他们镇压。县委批准他们的请求，一下子处决了11个人，很快打开了局面。根据这个经验，县委于11月下旬，以县政府名义，下达了开展群众性锄奸运动的指示：凡为虎作伥，侦探报信，为敌收粮，秘密结社，危害抗战者一律缉捕查办。这个群众性的锄奸运动，声势比较大，连李志海派遣到我独立团内部作内奸的两名罪犯以及和他们共谋叛变的三名同犯，也被挖了出来，通过狠狠打击敌人，保卫了县、区政权机关的安全，并使中心区的各项工作，逐步得到发展。(二)发动群众打狗。敌人的情报员不敢尾随我们的部队了，但是敌人仍然了解我们的动向。原因是我军夜间移营时，一路狗咬声，敌人虽然站在远处，听狗叫声也可以判断我军移动的方向。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打狗，或者在我军移动时，把狗关在屋内。(三)每天晚上，频繁转移，使敌人摸不准目标。县级机关及部队，每晚至少移动两次，情况紧急时，移动三次。这样，当敌人根据上半夜获得的情报向我军偷袭时，我们早就转移了。
当我们坚决清除敌伪的情报系统时，我们加强了自己情报工作的整顿和领导。当时的情报站长是叶芃同志。他在汇报工作时，提到了盛杰同志。盛原是我县团的二营营长，1941年被朱鼎坤部捕去。县委研究决定将盛乘机打入伪军内部，盛即当了朱部的“文书”。他同叶联系，经常提供情报。在整理、恢复、发展情报关系方面，驻马桥的伪二区区长陈钟琪(后来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驻柏木桥的伪六区区长陈慎余(由我方同意任伪职)、西来庵的王扬五、伪警察局陶明德下面的课长徐邦杰和蔡克谦，均先后与我们建立了关系。这半年，我军在各个敌伪据点，都有了各种不同情况的情报关系，对敌伪动态已经基本上能够了解。为加强领导，县委于1942年七八月间，成立了敌工部(对外称联络部)，工作主要由王康东负责。他亲自进入敌伪据点，与县委直接掌握的情报关系、敌伪军关系进行联系。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敌伪军工作的领导。
二、开辟靖东，把靖东建设成为坚持靖江斗争的战略后方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脚跟是站稳了，但由于战斗频繁，没有一个比较巩固的后方，群众有事找我县政府，有时找不着，机关、部队得不到休整，伤病员没有一个安全的场所进行治疗，各方面工作都感到困难。原来靖东的工作基础比靖中、靖西差一些，据薛先洛(区书)汇报，顾文耀叛变后，经常下乡骚扰，区委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只有长安、安武两个乡。但是，薛先洛同志说，靖东地区的敌伪军力量比较弱，只要县独立团到靖东去支援一下，区委有信心在短期内打开局面，扩大靖东游击根据地。
县委对此作了讨论，认为，靖江的敌伪军，除靖城、八圩港口、新港驻有日军外，伪军分为两个系统。以汪伪国民党为政治背景的伪十九师，有一些是靖江土匪部队，战斗力比较强，反共反人民坚决，手段也残酷，是靖江人民最凶恶的敌人。靖西、靖中两个地区，将是伪十九师与我争夺、进行生死斗争最尖锐的地区。另一个系统是陶明德部队。陶的靠山是日军。由于伪十九师一直想吃掉它，双方矛盾很深。他的部队人数少，战斗力也比较弱，对我军的态度比较缓和。我们在靖东建立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的决定和地委的指示一致，地委也要求我们开辟靖东，使靖东与如西(地委、分区的所在地)连成一片，便于地委与县委加强联系。根据这个决定，县级机关与独立团进入靖东，配合陈明章、薛先洛等同志开辟靖东工作。到年底，我们完全控制了四五个乡的地区。1943年春节，县级机关是在靖东度过的。从此以后，靖东就成了靖江的战略后方。我们在这里进行休整，培训干部，召开县一级的比较大型的会议，如召开县参政会，成立县农抗会和县民兵总队部，进行改造基层政权的实验，开办兵工厂及后方休养所。对开展全县工作，起了很大作用。1943年间，靖东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又有了扩大，我们进行的一系列重大胜利的战斗，其战前准备工作，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人们都亲昵地把弯腰沟称为“弯腰沟城”，把长安市称为“莫斯科”。
三、主动出击敌人
武装斗争，是坚持靖江原地斗争的主要的斗争形势。这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巧妙地避开敌人的正面进攻，保存自己力量；另一方面要善于捕捉战机，利用敌人的弱点，果断地杀伤敌人，消灭敌人。蛮干、怯战都不行，都可能使我们遭受损失，甚至把整个游击区都丢掉。我们刚入靖中时，日伪军千余人，正对泰兴南部实行所谓“实验‘清乡’”，妄图对该地区推行全面“伪化”。7月中旬，敌伪向该区中心推进，靖江城的日伪军，为配合泰南“清乡”，亦同时向我靖中进犯，妄图在一个月内筑成靖(江)广(陵)公路，为下一步向靖江实行“清乡”作准备。根据地委指示，我县独立团协同靖中游击队，主动出击，白天以游击战袭击敌人，夜间发动群众进行大破拆。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战斗，敌伪的筑路阴谋终于彻底破产。由于泰兴县委领导泰兴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敌伪的所谓“实验‘清乡’”宣告破产。
1942年8月，分区主力部队进入靖西，与我东兴区武装配合，在五圩港附近，击溃了伪十九师李志海部，打了一个胜仗。8月25日，县独立团及县级机关部分人员，于夜间移驻到侯河地区的盛家埭。第二天早晨，突然遭到伪十九师刘东元部(驻广陵镇、霞幕圩)的包围袭击，牺牲一名卫生员，丢失了一批物资，部队在参谋长阮朝兴、政治处主任金瑞柏率领下向东突围，回到了富前门埭。我当时因有一些地方工作等待处理，暂时住在富前门埭，没有随部队行动。听到枪声，我走出埭头向西瞭望，看到我们的部队，在撤退过程中有些慌乱。有些战士有怯战情绪，认为侯河地区在伪十九师眼皮底下，很难坚持。我和阮朝兴、金瑞柏两同志研究分析了受袭击的原因。他们认为，部队政治素质是好的，但因缺乏训练、缺少战斗经验，战斗力不强。我把这些情况向分区司令部作了汇报。9月中旬，三地委和三军分区党委为加强各县武装力量和扩大分区主力部队，研究了主力地方化的实施方案，决定将分区独立团的一个连(80余人)派来靖江，作为靖江独立团的第一连，原一连改为二连。我记得一连连长为红军干部、福建人郑悌五，指导员为湖南人彭启。同时，分区决定调回阮朝兴，由吴立批接任参谋长(1943年1月到任)，随后，又派胡文杰来接任金瑞柏的政治处主任。这一措施，大大加强了靖江独立团的战斗力。11月，县委派孙异、侯廷玉到靖西法喜、务本等乡收编整顿当地的抗日群众武装“大刀会”，将它改编为区自卫大队，增强了靖西的武装力量。其他各区的区中队，也有了一些发展。
由于加强了武装建设，我们主动反击敌人的“扫荡”，并取得了多次的胜利。10月，伪十九师分三路向我靖西、靖中反复“扫荡”，沿途烧杀抢掠，抓了100多人。我县、区委领导地方武装和群众，坚持原地斗争，粉碎了敌人的“伪化”阴谋。11月，伪十九师刘东元部300余人窜至侯河区破坏我征粮工作，我独立团一部，主动出击，毙敌27人，夺下了伪军所抢的全部粮食。我取得军事上的初步胜利，大大震慑了敌人，伪十九师就不敢派小部队下乡骚扰。
四、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群众工作、政权工作也都进一步开展起来
根据当时情况，为了迅速推进根据地建设，县委在地委同意下，在政策上作出了这些规定：(一)在困难时期离乡背井外出的党员和干部，在外出期间没有干什么坏事，现在回到家乡要求恢复组织、恢复工作，可以批准。(二)我中心地区的一些乡保长，在困难期间，迫于形势，当了两面派的，现在只要认识了错误，愿意与敌伪割断联系，为我工作的，可以既往不咎，继续任用。(三)地处边缘区的乡保长，有一些为虎作伥，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的，我们坚决予以镇压。这一镇压行动，引起了许多边沿地区乡保长的惧怕，有的逃跑了，当地的政权工作无人负责。考虑到他们离敌伪据点近，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应付敌人。为此，县委随即改变了只是镇压的政策，同意边沿地区的乡保长，可以当“两面派”，但要他们当一个革命的两面派，公开应付敌人，秘密为我服务。这条政策很有效，得到了边沿地区乡保长的拥护，他们掩护我们在边沿地区征公粮、收税，建立情报组织。
1942年下半年，经过全党努力，坚持靖江原地斗争的任务完成了。我们有了靖东这块游击根据地，靖中、靖西的游击区域也扩大了。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撤销了靖中办事处，分别建立了侯河、孤山两个区。靖西原有东兴、太和两个区。为开辟靖城、八圩港一线工作，在马桥以南，新建立一个城区，以县委民运部长陈安人为书记，孙异为区长。在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时，县级机关干部随部队行动，宜短小精干，只有县长张遗、秘书周征夫、保安科长顾浩经常随机关行动。民政科长祝惟干、财政科长周永康、文教科长张勃如都分散在外工作。自从建立了靖东游击根据地，祝、周、张等科局长，也都集中到县府工作，从而加强了县政权的建设。 (原文于1984年7月9日完稿。有修改。)
【采集时间】2023年8月24日下午
【采集地点】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2号外东山弄
【采集整理】靖江市党史方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