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竟陵派的文风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远比公安派来得久远。作为公安派的后继者，竟陵派承接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针对公安派俚俗、浅露、轻率的流弊，以“深幽孤峭”的风格加以修正，这种对文学创作风格的调整，契合了晚明个性解放思潮遭受打击以后，文人在美学趋向上的转变需求。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的文章在特定时代显现出与当时流行文学的距离，以及表现出来的时代气氛，与晚明竟陵派文风有着十分相似之处。本文采集文人写作、交游碎片叙述了这个民国时期的文学现象。由竟陵派肇始的这种文学现象在现实社会中仍然可以零星看到。（本文作者：李风宇）
关键词：文学革命 竟陵派 俞平伯 周作人 散文
俞平伯的大学生活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他踏进的不仅仅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且还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因为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座皇家学苑于创立之始所收学生大都是京官和官绅子弟，虽然迭经岁月的磨洗，郁积很深的官僚习气，不但不能削磨些须，日积月累的骄奢之气又融入了文人的放荡不羁，以致国立北京大学的腐败之名播扬神州。
1916年，教育部将蔡元培从法国力邀回国，委以北大校长的重任。蔡元培字：鹤卿，浙江绍兴人，曾任光绪朝翰林院编修，他于清末投身于反清运动，在日本东京被推举为光复会的会长，无论是其道德文章，还是九州皆知的声望，对于北大校长一职而言，都是一时之选。未就任之时，不少友人皆劝蔡元培万不可接手这一烫手山芋，但也有少数热心教育的友人劝驾，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一试。”
北大的整顿和改革是从文科开始的。原有教员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早已启革新之绪端，蔡元培从壮大这股勃起的新思潮的动力入手，又不拘一格地将风靡当时的《新青年》的主办人陈独秀请了来，肩负起北大文科学长的重任。与陈独秀一道被聘进北大执鞭的还有胡适、刘复、周树人、周作人，这几位都是在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学人，而且个个都是饱学之士。自从这么一股新生力量注入了北大之后，学校里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日浓一日，大有漫溢整个校园之势。
不久，时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和周作人等人都成了《新青年》的骨干作者，名流荟萃，自然佳作迭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特别是青年学生更是对这个充满活力的文学刊物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到了1918年，《新青年》为了实现自己提出的口号，刊登的已经全部是白话文文章了。而且还在每期都推出用白话文写的白话诗，此时的诗坛健将自然非沈尹默、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莫属。
当时，俞平伯痴迷于白话诗，如此一来，这些著名学者也几乎都成了他的老师。俞平伯是在文学革命的狂飚中读完大学的，毕业后，他便开始了教书和著书的生涯。
俞平伯回到北京不久，重新拾起了搁置多日的《红楼梦》。起因是他蛰居杭州祖传别业期间，对这本古典小说产生了新的认识，此时学术界对《红楼梦辨》中阐述的某些观点也有了一些不同意见。正像文学界谐谑的那样：老婆是别人的好，而文章则当然是自己的好!文人对自己的文章一向是护短的，这是自古至今的通病，如果允诺了文人竭诚欢迎批评的邀请，那真是天下头一号的大傻瓜。当然，文人老了也许会好说话一些，会以一种洞察世事的达观来对待后生们的批评，心气不再那么高的他们会以宽容的心态来原谅那些不懂文学的孩子们。尽管此时的俞平伯心气还很高傲，但还是遵从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将《红楼梦辨》重又押上书案修正了一番。此时俞平伯已是《语丝》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作为语丝社成员，他在发表在该周刊上的修正自己所著“新红学派”代表作《红楼梦辨》的楔子中写道：
凡感想均非徒然的，必有所为。发牢骚自然为着辩解，谁说不是呢!我常听见人评我的文章太缴绕，而同时在我方病其太简单；又曾听见人批评《红楼梦辨》一书太不断，而同时在我方病其太不疑。人我两方的意见这般歧异，真令人有怅怅何之之感。“自悔其少作”这是我辈的常情，少作已经要不得了，而依照他们的估量偏又加上一重新的要不得。破笤帚可以掷在壁角里完事。文人流布人间的，其掷却不如此的易易，奈何?我对于《红楼梦辨》有点修正意见，在另一周刊上发布其一部分，希望过失不致因愈改削而愈多，其他更何所求呢。
心中既有惴惴之感，患得患失之情自然在所难免。
不过，自打俞平伯从杭州的湖畔山林中返回到书斋里的那一刻起，诗人那豪放不羁，酣畅恣肆的脾性，渐渐地开始被考据家所特有的严谨态度所替代。当他重新审视《红楼梦辨》中的某些观点时，发觉确有唐突之处，首先“《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的提法就有失偏颇，俞平伯在《〈红楼梦辨〉的修正》当中自责道：“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小说的界线”。
……，……
俞平伯表现出来的这股自我检讨的勇气，尽管也像他的文字一样有点“缴绕”，但是确实体现了他的治学态度，这种治学态度显然传承了传统的儒林学风。这种传统儒门风气，蕴含着一种以读书人的个性与人格为支撑的精神，尽显文化人嶙嶙的个性风骨。《京报副刊》曾经就青年人必须读些什么书这个问题， 向一些读者和文化界名流做过一个问卷调查。俞平伯接到问卷之后，当即作了《青年必读书》一文予以解答，他在文中个性张扬地写道：“青年既非只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现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我只得交白卷。若意在探听我的脾胃，我又不敢冒充名流学者，轻易填这张表，以己之爱读为人之必读，我觉得有点儿‘难为情’。”
这份不肯流俗的处世态度，加之俞平伯天生的洒脱性格，让这位书生在各路军阀狼奔虎突、骗子政客各逞其能的乱世中，悠然摇扇而行。
1925年3月12日，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在弥留之际，中山先生仍然心系国事，口中犹在喃喃呼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和列宁等人要作的是天下文章，他们掌中的巨椽一旦挥洒起来，确有倒海翻江，尽赤尽墨的造化之功。而微哉如俞平伯这辈学者文人，仅以案头纸墨游戏人生，尽管有“文章千古事”的古谚时刻促动，但也只不过是在为芸芸众生添一点打发闲暇时光的调味品罢了，因为他们终究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
这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说法罢了，至少在俞平伯的眼里，文学还没有这样不堪，尽管他从来没有将文学当成一个神圣的事业来追求，但也从不涉足所谓为下里巴人服务的普罗文学，他所追求的还是阳春白雪，而且还常常为不能将文章做得尽善尽美而惴惴然。而风起云涌的政治生活对这位硕儒后人来说，似乎是一桩十分遥远的事情。
连相濡以沫的夫人宝驯也深受其影响，常常在心里体会着由突如其来的文思撩起的细微感触，同时又为不能像夫君一样将这些如昙花乍现的思绪记录下来，深深遗憾。俞平伯在《文学的游离与独在》一文当中痛苦地写道：
环君曾诉说她胸中有许多细微的感触，不能以言辞达之为恨。依她的解释，将归咎于她不谙文章上的技巧的缺失。这或者是一般人所感到的缺憾吧，但在我心中，却生出另一种似曾相识的惆怅。只觉我亦常受此种苦闷的裹挟，与她正是同病相怜。再推而广之，恐怕古往今来的‘文章巨子’也同在这网罗里挣扎着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实是普遍的，永久的，不可弥补的终古恨事。
俞平伯接着写道：
再作深一层的观察，这种缺憾的形成殆非出于偶然的凑拍，仍以文学的相法为它的基本因。不然，决不会有普遍永久性的。这难道不是极为自然的设想吗?创作时的心灵，依我的体验，只是迫切的欲念，熟练的技巧与映现在刹那间的‘心’‘物’角逐，一方面是追捕，一方面是逃逸，结果总是跑了的多。这就是惆怅的因由了。永远是拼命地追，这是文学的游离；永远也追不着，这是文学的独在。
这样的生活态度，这样的文学观点，反映在俞平伯的作品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位受古典文化熏陶长大的儒门子弟，在新文化、新文学的引诱之下，好不容易才脱去了“之乎者也”道袍，成为新文学阵营中的一员生猛的士将。曾几何时他还漂洋过海地远走欧美，想要仿效那位声名卓著的胡适之博士，取西洋文化的真经回来，为神州那些思想尚未开通的同胞们开阔眼界。可是，也就是这么七八年的工夫，这位曾是中国白话诗创作先驱、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创始人的俞平伯，却出乎周围的朋友们意料，重新拾起了曾经抛弃了的国故，文章越发“缴绕”不说，竟然重又“之乎者也”起来。
八月间，俞平伯忽然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寄给了周作人，请这位素所敬慕的老师来猜一猜作者是谁。这篇文章系用文言写成，冠名为《梦游》，幸不甚长，兹录在下：
月日，偕友某夜泛湖上。于时三月，越日望也。月色朦胧，殊不甚佳。小舟 侧袅娜，如梦游。引而南趋，南屏黛色于乳白月色下扑入眉宇而立。桃杏罗置岸左，不辨孰绯孰赤孰白。着枝成雾淞，委地疑积霰。花气微婉，时翩翩渡水而来，沾人衣袂皆香，淡而可醉。如是数里未穷。南湖故多荷芰，举者风盖，偃者水衣。舟出其间，左萦右拂，悉飒不宁贴，如一怯书生乍傍群姝也。行不逾里，荷塘柳港转盼失之，惟柔波汩汩，拍桨有声，了无际涯，渺然一白，与天半银云相接。左顾，依约青峰数点出月雾下，疑为大力者推而远之，疑视谨可识。凉露在衣，风来逐云，月得云罅，以娇脸下窥，圆如珍珠也；旋又隐去，风寒逼人，湖水大波。回眺严城，更漏下矣。
月，山阴偏门舟次忆写
当时恰好钱玄同等几位学者来八道湾的周宅造访，于是他们便围坐于周作人的“苦雨斋”中，同览这篇不知出自何人手笔的作品。尽管在座几位反复研读这篇文言游记，却实在难断定作者究系何人。但是，有一条他们是达成共识的：这篇文章肯定不是今人作的。
钱玄同说：“大约是明季人作的，至迟亦当为清初。”
周作人也怀疑是明人作的，好像还是竟陵派的作品。
其实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俞平伯。
没过几天，周作人的信就寄到了老君堂的古槐书屋。俞平伯展开信笺一看，不禁愕然。
平伯兄：
来信敬悉。那篇文章读去似系明人之作，昨适玄同亦在，请他看亦云当系明季人，至迟亦当为清初也。前尹默约我教孔德的中学国文，冒昧答应，现在心绪纷乱，无心看书搜教材，觉得一定弄不好，想请人去代，不知你有工夫每周去两小时否?
八月廿二日，作人
面对老师们的高论，俞平伯虽然感到有些惶恐，但是总的来说，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在揭开了谜底之后，不无得意地解释道：“所谓‘月’乃指在月下写记，并非某月的缺文。我觉得这种计时的法子颇有趣味，虽古已有之。您不记得了吗?《武家坡》中有所谓‘薛平贵，在月下，修写书文’，这便是一个再好没有的先例了。”
俞平伯言称这篇文章为梦中所得，“因为梦中所见本是古文，遂不得不力加模拟”。潜意识果然如此，可见传统文化对这位显儒之后的影响之深。其实，在上海大学讲授《诗经》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着力于传统文学的研究，并且在那所位于闸北永南里的“葺芷缭衡室”中，写下了不少读书札记。他一心想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一番实绩来，曾经托亲戚向亚东图书馆出卖《诗经》札记的手稿，以期能够付梓行世，却均未获青睐，手稿被一一退回。可他这份文化上的回归之心非但未曾动摇，反倒愈发坚定浓烈了。
俞平伯的这种在文化上的回归，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一批曾经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崭露头角的作家，也曾干过这种穿新鞋走老路的事。
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之一周作人，此时也已将那些亲手从西洋、东洋抱回国的宁馨儿，弃在书斋门外，任其啼哭诟骂，自生自灭。而此时，周作人已经将写作的注意力投向了带有古典意味的小品文。周作人曾经在北大开设过中国文学课，这位有着深厚古典文化底蕴的教授，自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精深的研究与体悟，而且这位先生对明代小品文极为倾心，他的这种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俞平伯、废名等北大的学生。周作人认为当今的散文小品文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于今日重获兴盛罢了。一日他与俞平伯闲谈道：“王季重文殊有趣，唯尚有徐文长所说的以古字奇字替代俗字的地方，不及张仲子的自然。张仲子的《琅 文集》中记泰山及普陀之游的两篇文章似比《文饭小品》各篇为佳，此书已借给颉刚，如要看可以转向他去借。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文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文的源流材料，此事大可为之，于授课者亦多有裨益，现在的小文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
晚于周、俞等人登上文坛的作家，学养底蕴自难望其项背，个性锋芒亦远不及其鲜明，要想去走那条“由旧而新，再由新而旧”的回归旧文学的路子，当然就无本钱去走了。而且政治斗争已经开始赋予文学新的历史使命，革命的锣鼓和号角声从此淹没了遣兴消闲的弦歌和叹息。这可能也就是中国文学从此异变的开始，一百年以后还能够卒读的作品，从此也就不那么容易觅得了。
俞平伯—这位曾经狂放过的白话诗人，在滚滚世尘之中悠然缓行了若干个岁月之后，似乎已经感到有点儿厌倦了，再也提不起劲儿来边鼓噪边激情喷涌地“啊——”了，而是渐渐地开始向一位书斋里的学究转变。在是年年末，俞平伯的第三部新诗诗集《忆》由北京朴社出版了，这是一本回忆童年生活的诗集，其实《忆》早已成集，只是无缘出版罢了，现在由自己和同仁们合股成立的朴社出版，真可谓是既为作者，又兼书局主事了。整个诗集共收新诗三十六首，附录中还收有旧体诗词十六首。
曾在胸腔中滚烫激荡的热血，已渐归岑寂，那曾盛满热切的眼眸，也黯淡了炯然的光，俞平伯回顾过去，然后又举目前瞻，心头漫上难以言说的怅然：“云海的浮沤，风来时散了。云底纤柔，风底流荡，自己虽是两无心的，而在下面的却每不辞冒昧去代惋惜着；这真是痴愚得到无可辩解的了。但若这个亦不足稍留我们底眷恋，人间的情思岂不更将漂泊于茫昧中了。”
俞平伯又说：“我的忆中所有的即使是薄薄的影，只要它们历历而可画，我便会动摇了那风靡了的眷念。”
那浓得化不开的惆怅，那沉得拂不去的忧伤!
朱自清在为《忆》所撰的跋当中解释道：
人生若真如一场大梦，这个梦倒是很有趣的。在这个大梦里，一定还有长长短短，深深浅浅，肥肥瘦瘦，甜甜苦苦，无数无数的小梦。有些已经随着日影飞去；有些还远着呢。飞去的梦便是飞去的生命，所以常常留下十二分的惋惜，在人们的心里。人们往往从现在的梦里走出，追寻旧梦的踪迹，正如追寻旧日的恋人一样；他越过了千重山，万重水，一直地追寻去。
朱自清不无羡慕地说道：“我的儿时现在真只剩了‘薄薄的影’。我的‘忆的路’几乎是直如矢的；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的程度!这大约因为我的儿时实在太单调了，沙漠般伸展着，自然没有我的‘依恋’回翔的余地了。平伯君有他的好时光，而以不能重行占领为恨；我是并没有好时光，说不上占领，我的空虚之感是两重的!”
这些比喻对于俞平伯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来说，确实显得很抽象了，已经从“诗”里走出来的俞平伯用散文家的口吻说道：“至于童心原非成人所能了解的，且非成人所能回溯的。记忆中所有的只是薄薄的影罢哩。虽然，即使是薄影罢—只要它们在刹那的情怀里，如涛底怒，如火底焚煎，历历而可画；我不禁摇撼了这风靡了似的眷念。”
俞平伯在《忆》的跋尾中缱绻地写道：
燕子爱它底颓巢，
甚于爱它主人底画梁，
……，……
小燕子其实也无所爱。
只是沉浸在这朦胧而飘忽的夏夜里罢了。
这几句温柔而又精辟入微的诗句，大约可以当成俞平伯的诗歌里梦境颇多的缘由的注脚罢。由此可见，这位表面逸情盎然的诗人，实则洞明世事，面对悄然变迁的世界，俞平伯满脸惆怅中透着几分无奈。尽管他有时看似玩世不恭，殊不知，他或许是借此宣泄内心那股无力挽留春光的怅憾。
朱自清对友人的这本诗集始终赞不绝口，十年后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时，仍念念不忘地提及：“《忆》是儿时的追怀，难在还多少能保存着那天真烂漫的口吻。1935年，朱自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导言时曾评价俞平伯的儿童诗集《忆》：“《忆》是儿时的追怀，难在还多少保存着那天真烂漫的口吻。作这种尝试的，似乎还没有别人。’”
为了推销这本别开生面的诗歌集，北京朴社出版部特意为俞平伯的这本诗集打出了广告。广告当中写道：“这是他幼年时代的诗篇，共三十六篇。仙境似的灵妙，芳春似的清丽，由丰子恺先生吟咏诗意，作为画题，成五彩图十八幅附在篇中。后有朱佩弦先生的跋，他的散文是谁都爱悦的。全书由作者自书，连史纸影印，丝线装订，封面图案系孙福熙先生手笔。这样无美不备，洵可谓艺术的出版物。先不说内容，光是这样的装帧，在新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本诗集着实别具一格，封面用的是虎斑笺，篆字题签，下端由孙春台精绘花瓶香炉，其年俞平伯正值二十六岁，于是在扉页上又题上了龚定盦的两句诗：“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版式采用四十开的小巧开本，以丝线装订；正文则是俞平伯亲笔手书后，再行影印制版的。俞平伯的书法颇具功底，有内行人评价说：全书的字体淳朴如汉魏人手迹，同时又兼有苏长公写经的味道。
对于朋友们的赞助，俞平伯在《忆》的后记里俏皮地鸣谢道：“作画的丰子恺君，作封面的孙春台君，作跋词的朱佩弦君。他们都爱这小玩意儿，给它糖吃，新衣服穿。彳亍于忆之路上的我，不敢轻易把他们撇掉的。”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本诗集的。《忆》面世之后不久，《洪水》杂志第一卷第10、11期合刊上登载了一篇批评文章。这篇十分泼辣的文章题名为《我对于〈忆>》，作者是：凤田。
凤田先生在文章当中恨恨地写道：
我是一个穷人，所以也不妨模仿着沫若先生和穷汉的穷谈来说几句穷话。但要说几句穷话就直接地说说穷话好了，又何必再牵引到《忆》上去呢?这就是因为《忆》太贵族了，我们穷人不得不对着书堆里面的鸟贵族，放几声穷炮!
这么小小的一本《忆》，且要我们花费一块钱才能得到阅书权，要知道30年代鲁迅《两地书》这样的作品定价也才1元，这在我个人觉得实在有点冤大头了!
……，……
我真痛恨现在中国的一般无耻文人，自身虽已受着资本家的剥削，而他还要再来转剥穷学生穷汉，于是便不惜牺牲天良，想在他们的糟透的著作里取大利，没天没地地高其定价，一方借以牟利，一方借以表明他们的著作的尊贵，这真还成什么世道?
目睹这般不平事，我不由得佩服创造社的诸位先生，能为这样穷学生设想，起而组织出版合作部，以谋穷学生的读书便利，以与那般蛀虫式著作家兼书贾来比较真是大不相同了。
凤田先生本来想棒喝一番的，只可惜文章中的那些夹七夹八的诟骂，反而冲淡了文章本来想反映的东西。凤田先生是何许人，想来俞平伯是可以猜测出来的，因为在当时的文坛上一直是有阵营之分的。
虽然俞平伯想当一个悠游自在的散仙，但是，文学这个玩意总归是要与现实发生碰撞的，即使是作者自认为反映的是远离现实的东西，一旦投放到现实当中，马上也就会被读者的睽睽目光熔炼得与现实结为一体。这也就难怪凤田之辈会跳将出来，以书的定价昂贵为口实，大张挞伐。
这一年，对于俞平伯来说真是喜忧参半，先是他再一次托亲戚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卖《诗经》札记文稿，结果又是雁沉鱼杳。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散文集《杂拌儿》顺利地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钱玄同为这本收集了俞平伯的三十二篇散文的专集题写了书名，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叶圣陶，则充当了这本语言颇为“缴绕”的集子的校对，久病之后的周作人也“念兹念兹”地要为这本书作跋，这就更让俞平伯打心眼儿里感激不已了。
之所以用“杂拌儿”一语来题为书名，俞平伯解释道：“只因为想不出名字来，‘取他杂的意思’，并无他意。”
周作人的解释就更妙了：“北京风俗于过年时候多吃杂拌儿，平伯取以名其文集。杂拌儿系一种什锦干果，故乡亦有之，称曰梅什儿，唯繁简稍有不同，梅什儿虽以梅名，实际却以糖煮染红的茭白片和紫苏为主，半梅之类乃如晨星之寥落，不似杂拌儿之自瓜子以至什么果膏各种都有也。”
周作人这番详尽又风趣的阐释，足以让读者在未翻阅这册“杂拌儿”之前，便已在脑海中勾勒出全书的大致风貌。
俞平伯还声明道：“集中所收几篇文言的作品，也是自己写着玩玩的，非但压根儿不预备藏之名山，更无意传之其人，这与岂明师跋语中所谓著作一元的态度，未必便是驴唇不对马嘴。”
周作人的跋文几乎是在阐述一种理论，他在跋中洋洋洒洒地写道：
唐宋文人也作过性灵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认为文章游戏，到了要做“正经”文章时便又照着规矩去作古文；明清时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人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的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现在的人无论写什么都用白话文，也就是统一的一例，与庚子前后的新党在《爱国白话报》上用白话，自己的名山事业非用古文不可绝不相同了。
明季的竟陵派是讲究情趣的，俞平伯的作品显然也是讲究情趣的，但是他是否将自己的作品也当成“名山事业”，那只有天晓得。俞平伯在《杂拌儿》自序里讲述出书的缘由时，用他曾经深恶痛绝的文言文侃道：“颇拟试充文丐，于是山叔老人谆谆以刊行‘文存’相诏，急诺之。俄而惊。夫‘文存’大名也，吾何敢居?必得他名以名吾书而后可焉。谋之妇，询之友，叩山叔老人之门，均茫茫不吾应。思之，渺渺不可得。”
以上的这么一番话也是当不得真的，但是不妨看成作者是在追求某种“趣味”罢了。
既然不敢擅居“文存”之大名，于是便信笔拈来民间俚语以充书名了，这本身岂不就是在追求一种趣味?如此看来，在俞平伯的这本《杂拌儿》当中“趣味”真的是无处不在了。
毫无疑问，周作人欣赏的正是这一点，他用一种似乎是经历过一些沧桑的语气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或是闻了道。除了还想要文以载道的老少同志以外，我想现在的人的文学意见大抵是这样，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
不明明白白地去“载道”是要准备被人指斥的，俞平伯非但不在意这一点，还摆出了我行我素的名士派头来：“若说骸骨之恋呢，我倒不想讳言，妙在先已声明，不想努力做文士，即使还是不行，定应当算落伍，也总由他罢。若有人看了这一篇，那一篇‘十分糊涂’，反正我也管不了，也总由他罢。”
这番言语，几乎便是俞平伯一生践行的处世态度，这般行状伴随了他的漫漫人生。福耶?祸耶?恐怕让他自己说也说不清楚。
时光如同一缕白雾在空中无声无息地行走着，屈指算来，小燕子温软的梦也已经惊魇了好几遭了。农历戊辰十二月初八日(1929年1月18日)，是俞平伯的三十岁生日。入夜，清朗的天空当中，游云飘动，圆月朦胧，老君堂79号院落内的那棵老榆树，在清寒的夜风中摇曳着，光裸的枝杈不时地拂刷着树下的屋脊。虽然寒夜已经深沉，古槐书屋的窗前仍然是一灯灿然。俞平伯坐在书桌前已经捉笔凝思了好几个时辰，白天寿宴上的热闹情景此时犹在眼前，岁月真是如梭呀，恍恍然已然而立了，岳武穆的《满江红》中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此等武夫终日征战于疆场，或是匹马戍边，或是禁卫宫门，以刀枪戟矛搏取功名；而骚人墨客则只能以文章流布天下，以收广知博达之效。想到这里，俞平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头不由得有些惶惶然：“恐怕再也没有比身后之名渺茫的了，而我以为毕竟也有点儿实在的。”
其实，这桩心事在俞平伯的心头已经盘桓了好些时日了，前些日子，恰好文化周刊《骆驼草》正在筹备创刊，周作人受邀担当主编大任，为了替创刊号准备一些稿子，周作人便向几位意气相投的得意门生约稿，凡是笔墨上的事，这位苦雨斋的主人自然忘不了俞平伯。周作人特意关照废名带口信给俞平伯，要这位意趣颇为相投的学生也为《骆驼草》写写稿子，因为是为创刊号准备稿子，所以还得从速写出。前几天俞平伯颇为忙碌，清华又有课，国文系还准备请他给学生们讲授《清真词》和戏曲、小说的创作和欣赏，这也使他不得不抽出些空来做点准备工作，望着眼前尘世中的匆匆过影，俞平伯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作文的匆忙，以至于在生日的晚上捱到中夜还不能安寝，俞平伯在心里自我解嘲道：“这简直是自己为《文训》造佳例了，然为事实所迫，也莫奈何，反正我不想借此解嘲就得嘞。”
俞平伯眼下构思的这篇文章正是他这几天有所思有所感的事儿，文章名为《身后名》，这个题目不是谁人都能做的，总须得在事业上有点成就，那么发起感慨来也就会有点儿真情实感，否则架着虚气侃功名，总让人感到有些外强中干。
俞平伯在灯下提笔凝思道：“身后名之所以不能如此这般空虚者，未必它果真不空虚也，只是我们日常所遭逢的一切，远不如期待中的那般切实罢了。”
想到这里，俞平伯的胸中豁然开朗，心中的感情闸门一下子打了开来，手中的笔像蚕食桑叶般地唰唰吻起摊在书桌上的稿纸。
在文章的结尾，俞平伯万念俱灰地匆匆写道：“一切都只暂存在感觉里。身后名自然假不过，但看来看去，到底看不出它为什么会比我们平常不动念的时分以为真不过的吃饭困觉假个几分几厘。我倒真是看不出。”
俞平伯扔下手中的笔，揉了揉发胀的眼睛，长长打了个哈欠，心里对着将要读这篇文章的人，满是歉意地说道：“匆匆的结果是草草。据岂明先生说，日本文匆匆草草同音，不妨混用。——草草绝非无益于文章的，而我不说。说得好，罢了；不好，要糟；因此，恕不。只好请猜一猜吧，这实在抱歉万分。”
《骆驼草》于五月十二日创刊，周作人、俞平伯、废名为这本周刊的主要撰稿人，登载在该刊首页的发刊词中写道：
不谈国事。既然立志做“秀才”，谈干什么呢?此刻，或许这个“不”不蒙允许，那也没有法儿了。
……，……
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如此的处世态度和文艺思想，不可避免地要招来批评，首先拍案而起的自然是以弘扬大众艺术为己任的普罗文学家们，他们不但言辞激烈地抨击《骆驼草》的撰稿者们，而且在批评文章里宣称周作人是“命定地趋于死亡的没落了”。
当晚，俞平伯到八道湾周作人的“苦雨斋”做客，正好看到了这篇文章，顿时心里很有点惶惑，因为前几个月，普罗文学家们已经在批评自己“没落”了。为此，俞平伯曾作《没落之前》一文以回应。第二天清早，俞平伯又赶紧写出一篇名为《又是没落》的文章，在文中，他声明道：“我之与《骆驼草》，只是被废名兄拉作文章而已，好比拉散车”。俞平伯感到很有点冤枉，就是语丝社也没有正式加入过，何况这次给《骆驼草》写稿，“只是投投稿，骗几回饭吃而已。”
虽然俞平伯在嘴边喃喃讷讷地为自己开脱，其实也是迫于情势，他的心里是并不以为然的，他一直是想老老实实说自己想说的话，也就是所谓的“我手写我心”。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的这番理念，理想主义的气息未免过于浓厚，撞墙碰壁的际遇，自然在所难免。不久，俞平伯在为沈启无编的《冰雪小品选》作的跋文中写道：“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品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岔伏流，同时却把谨遵功令的抬起来，有了它们，身前则身名俱泰，身后则垂范后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从，还有问题吗?中国文坛上的暗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看到集部里头，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便是一例。”
这也就难怪有人评说俞平伯的文风和名士派头都有点像明朝的人了。朱自清在《燕知草·序》中就曾说道：“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而相关研究指出，俞平伯与张岱、王思任之间存在一种异代同声的感应共鸣，这种共鸣源于他们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共性，以及作为名士在心理特征、生活趣味和行为方式上的相近，他们的散文都有着庄谐杂出、清高绝俗的静雅闲适之趣，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不受礼法世故的拘束，以趣味为主，追求自我的受用。”
朱自清的这段话是写在为俞平伯的文集《燕知草》所作的序言里的，这部文集分上下两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上册收作品二十篇，下册收《重过西园码头》一篇，内容大都是反映杭州风情的，连行文风格也与杭州糯软光洁的风情贴合得恰到好处。朱自清风趣地形容道：“书中的前一类文字，好像昭贤寺的玉佛，雕琢光润洁白；后一类呢，恕我拟不于伦，象吴山寺景园驰名的油酥饼—那饼是入口即化，不留渣滓的，而那茶店，据说是‘明朝’就有的。”
《燕知草》系线装，瓷青纸封面，除了《自序》《自从一别到今朝八解》《偕游灵隐寺归鞭一套》等数篇是根据俞平伯的手迹影印的外，其余正文用连史纸活字精印。上册的第八十五页，是一张俞樾创制的“仿仓颉篇六十字为一章”的信笺，俞平伯因袭褚河南的笔韵写道：
身去杭州道，
悠然梦醒来。
酒肴旗下好，
灯火荐桥开。
巷陌人无恙，
湖山事有哀。
年时浑不似，
倚枕一徘徊。
俞平伯在诗后作注曰：“为启无书此，即作为《燕知草》补遗可耳。十九年十一月八日，时同客天津。”
诗后提到的那位沈启无，当年在北方文坛也是风头甚健的人物。后来中日战争爆发，留在北京的沈启无在日本侵略军的驱使下，继续从事文化活动。日本战败之后，沈启无被贴上了“汉奸文人”的标签。其实早在1944年他就因与周作人反目被逐出师门并遭封杀，一度靠变卖书物维持生活，后经胡兰成邀约到南京编《苦竹》杂志。战后他彻底在文坛上销声匿迹，直至1969年离世。
真是世事沧桑，诸事难以逆料，俞平伯在《燕知草》自序当中惆怅之中略带厌倦地叹道：“‘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真是一句老话，然而不说梦将说什么?”
俞平伯在《燕知草》里面娓娓叙说的是他和家人在杭州时的旧事，颇知底细的朱自清解释说：“《燕知草》的名字是从作者的诗句‘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而来；这两句话以平淡的面目，遮掩着那一往的深情，明眼人自会看出。书中所写全是杭州的事；你若到过杭州，只要看了目录，也便可约略知道的。”
俞平伯也擎起《燕知草》自嘲说：“此书作者亦逢人说梦之辈，自愧阅世未深而童心将泯，遂曰‘燕知’云尔。”
周作人却并不认为作者是云游在梦幻世界里面，他以为作者是在借杭州这个载体，在宣泄自己对于生活的种种细致入微的感受。周作人在为该书所作的跋中敏锐地写道：“……，然而平伯所写的杭州还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所以就是在我看来也充满着温暖的色彩与空气。”
接着周作人又盛赞道：“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多。”作为与俞平伯有着长达五十年师生兼同道深厚情谊的知交，周作人对俞平伯的评价极具分量，而俞平伯的散文确实以独抒性灵见长，用笔细腻、意境朦胧灵动，《燕知草》中诸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这类名篇，更是将这种富有文学意味的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
曾经有日本人向周作人打听起其弟子的状况，并且问起那几位最为出色，称得上是得意门生之辈。周作人不假思索地答道：也就是俞平伯、废名、冰心等数人罢了。
所以，周作人在为这位得意门生所做的跋中屡加褒扬也就不奇怪了。
朱自清在序中虽然也是褒词迭出，但是对俞平伯在文风上因袭明人这一点上还是委婉地提出了质疑：“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习性有些相近，便尔合罢了；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仿的心，那只有因袭的气氛，没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
周作人作为师长，便义不容辞地来解释这个问题了，他在跋中洋洋洒洒地写道：“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的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不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它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么当然还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拿破仑在军营中带着《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一例。”
周作人的这番近乎理论化的文字，显然是当时以他为代表的散文流派奉若圭臬的为人为文准则。
那么照着周作人的这个书生论道的观点，又当怎样来看俞平伯，来看这本薄薄的《燕知草》呢?周作人道：“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的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平伯这部小集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张宗子的《 文》相比，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平伯年纪尚轻，《燕知草》的分量也较少耳。”
周作人简直是在将俞平伯当成自己这一散文流派的前锋大将了!也许，此时的俞平伯还尚在梦中，然而他的师长——周作人却已经将这位弟子当作钲鼓来敲。
本来俞平伯无论是写诗还是做文章都是以描写见长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为他赢得了文名，可近些年来，他似乎渐生厌倦，用朱自清的话来说便是：“近来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朴素的趣味。”
为了追求那个“朴素的趣味”，他从明人的小品文当中攫取了不少灵感；而他的那位老师周作人则不仅文章学明人，甚至于连字也在学明人，冲淡平和的文风，与由公安派生发出来的竟陵派有着不少相近的地方。俞平伯与乃师不同的地方也是有的，俞平伯笔下反映的是一种理念再加上科学常识，用周作人的话来讲就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
于是，当年胡适评俞平伯的《冬夜》时，指出的缺点：“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想兼作哲学家；本是极平常的道理，他偏要进一层去说，于是越说越糊涂了。”不但没有被时光消磨掉，反而有所发展，而且文章也越发缴绕和晦涩了。对于这一点，俞平伯自有他的见地，他曾经说过：“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记得周美成的《玉楼春》里，有两句最好，‘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黏地絮’，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文心之妙亦复如是。”
俞平伯原本是个关怀生死迫切的人，只是到了近些年才对这个问题淡漠起来，翻看起从前写下的文章，不禁觉得有些渺茫，颇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俞平伯曾经对《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推崇不已，他在《重刊〈浮生六记〉序》当中称颂道：“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
俞平伯显然没有沿着沈复的路子往下走，到了后来，他所追求的风格更是与“纯美如水晶”的路子大相径庭，委婉细腻是其散文的特点，但是文章中繁缛晦涩的文字又使读者在阅读其作品时，常常颇费揣摩，如同是在品尝一枚带有涩味的青果。
俞平伯认为自己已经迈入了中年，每思及此，他的心中不免感到一阵轻微的战栗，他经常默思道：“‘表独立兮山之上’可曾留得几许徘徊呢。真正的中年只是一点，而一般的说法却是一段；所以它的另一解释也就是暮年，至少可以说是倾向于暮年的。”
1933年2月，俞平伯应约为清华年刊作散文一篇，名《赋得早春》，他于文中怅然叹道：
骀荡风回枯树林，
疏烟微日隔遥岑，
暮怀欲与沉沉下，
知负春前烂漫心。
他想起小的时候，姐姐新婚归省，回娘家住对月，自己躺在床上欢喜得睡不着的情景，真是感慨系之，心头顿时漫上来一股酸楚：”憧憬的欢欣大约也同似水的流年是一样的罢!”
俞平伯想到这里不禁又提起笔对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寄言道：“诸君在这总算过得去的环境里读了四年的书，有几位是时常见面的，一旦卷起书包，惋惜着说要走了，让我说话，其可辞乎?人之一生，梦跟着梦。虽然夹书包上学堂的梦是残了，而在一脚踏到社会上这一点看，未必不是另外一个梦的起头，未必不是一杯满满的酒，那就好好地喝去吧。”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俞平伯已经将自己划入残梦尚温的人当中了。不久之后，他在写给叶圣陶的一封信中写道：“从前易伤感，多愤懑，近则木木，进步退步竟不了了。——殆以不了了之耶?报上的事了了者十之一二，不了了者其八九，读之闷闷。”因而自己的近况也就“碌碌如恒，乏善足陈”。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63岁的章太炎备受十九路军抗日壮举鼓舞，不顾年高体病，自沪上北来，欲见张学良、段祺瑞等人，为抗日救亡奔走，他不仅要向这些爱国人士论陈抗日救亡之事，还计划向爱国军人和学生演讲，呼吁共同投入抗战。俞平伯自然不会放过见一见这位学界泰斗的机会了，况且这位名动天下的学界巨擘，还是曾祖父曲园公在杭州诂经精舍内朝夕训诫过的弟子呢!俞平伯在西板桥见到这位龙钟老态的大儒的时候，恰巧周作人、马幼渔、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刘半农、胡适等学界名流也在座。五月十五日，周作人在八道湾的“苦雨斋”举行家宴，躬请章太炎前来家中雅聚，作为晚辈的俞平伯也叨陪末座，太炎先生称俞平伯为“世大兄”，按照规矩晚一辈称“世兄”，要是再晚一辈则称之为“世大兄”。俞樾是俞平伯的曾祖父，而章太炎则是俞樾的弟子，以此论来这般称呼正合辈分。这也说明章太炎并未决绝师门，那篇名播海内的《谢本师》，只不过是为了不使老师受到清廷的迫害，玩的一个小花招罢了。席间，俞平伯起身向太炎先生求书《论语》一幅，章太炎当即欣然允诺，不久便为这位俞氏后人泼墨书写了一纸长达五尺的条幅。恭楷书写在宣纸上面的那位大成至圣先师的语录，笔势遒劲，精气外溢，真可谓是字字珠玑，千金难求。
俞平伯细细品味着悬挂在壁上的这幅丈半条屏，不禁惆怅不已，那位逝去多年的先人的身影又浮现在了脑海里。不要说曲园公早已驾鹤西去，长眠九泉，就是这位老人的弟子如章太炎辈如今也已垂垂老矣。光阴真是如同白驹过隙，每思及此，俞平伯的心头总是不由地要刮起一阵秋风：“昔之以梦犹真者，今且以真作梦，是非孰辨之耶?惟昔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不同也既如此其甚，则寥寥数十寒暑，我之所以为我者亦微矣，又岂不可怪也哉。”
既然如此，俞平伯也只得效躲藏于衰草中悲秋的昆虫，在寂寞之中奋然鸣唱了：“追挽已逝的流光，珍重当前之欢乐，两无着落，以究竟将无所得也。回首生平，亦曰‘洞然’而已。至其间悲欢陈迹，跳跃若轻尘而曾不得暂驻者，此何物耶?殆吾生之幻见耳。”
如此惆怅，那么也就难怪这位俞学士枕间多梦了。每当他坠入梦乡，那光怪陆离的梦便联翩而至，正应了那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老话。
清梦多而且耐琢磨，学士又为文人，自然于梦醒之时要回味揣摩梦境里的景物、情节再三，用俞平伯梦中的话来说就是：“每恨不得一张纸一支笔，一只醒时的手，把所见照抄，若有如此文抄一部，苦茶庵的老和尚庶几曰‘善哉’，而莫须有先生或者不则声。”
越日便有好梦，次日夜里，枕上俞平伯的神思已然飘飘忽忽地进入了槐国，鼻息微鼾之际，脑海里忽然飘来了一篇文章，此文怪异，美若秋花，俞平伯睹此华章，便如旱龙吮水般地读起来。但是，还没有等他读完，那篇文章竟渐渐地化为了野草。梦醒之后，俞平伯自然要怅惘一番了，也许，他可能会想到：世间的文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梦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联翩而至，……黑夜行舟。灯火迷离，已失了足，遂不知此身在舟中，还是上了岸，于万无可证明中，忽得一证曰：在床上。
于是乎，再妙不过的梦来了：站起来是做人的时候，趴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作诗的时候。
蹚过崎岖不平的人生之路，饱阅世情的冷暖，苦修苦捱到能够躺下来做做诗的地步，也就足证其人有拿得起放得下的胸襟了。
俞平伯用梦话解释道：“耐得住寂寞为学道之始基，(读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然及其稍进，亦有不甚寂寞处。‘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斯又何待耦耕耶。”
俞平伯时而快活，时而无奈，时而怅惘地沉醉于梦乡之中，因为：“去日之我可忆，然而已去矣，来日之我可思，然而未来也”。
俞平伯原本有编成《古槐梦遇》《槐屋梦寻》《槐痕》“三槐”系列的计划，因另外两部成书尚早，便先将这些或短或长，似梦非梦，似醒又非醒时的话头，计有百十来则统统付诸笔墨，结成一集曰：《古槐梦遇》，这本书在1936年1月由上海世界书局付梓印行。作序的仍然是周作人，废名则为这本好友兼学长的著作写了一篇并不算短的小序，俞平伯少不得要为自己的这本书写一篇自序。这篇自序写得腾云驾雾般的，他在自序中费尽了口舌，想要向读者解释清楚指“榆”为“槐”的缘由，但是任凭这位诗人(还是称他为诗人吧)穷尽了古今中外的学养，还是令读者如坠五里雾中，纡绕的文字将读者诱得与他一同在梦中周游，穿门度户之后，读者跌跌撞撞地迈过后门的那道并不低的青石门槛，又稀里糊涂地站到了日光耀目的大街上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禁不住要扭转过头去，朝着那座黑乎乎的石库门里张望一下，心里疑疑惑惑地揣摩着，品味着。
俞平伯的那些“梦”确实是些似梦非梦的东西，周作人的这样一番话，也许能说明当时俞平伯洒脱不羁的状态：“平伯说，在他的书房前有一棵大槐树，故称为古槐书屋。有一天，我走去看他，坐南窗下而甚阴凉，窗外有一棵大树，其大几可蔽牛，其古准此，及我走出院子里看，则似是大榆树也。”
明明是一株大榆树，却当成古槐，诗人岂非大梦不醒的谪仙乎?
俞平伯也在《古槐梦遇》的第一百零一则也就是后记中写道：“《古槐梦遇》百分之九十九出于伪造也，非遇亦非梦，伪在何处，读者审之。”
俞平伯的这些陆离斑驳的梦幻，实在是不像从睡梦中吐露出来的呓语，倒像是一些箴言或是谶语，确实可以发人深省。但是，这些话头在混沌乱世当中，又有谁会去细读呢?就是连作者本人恐怕也没有完全揣摩透自己的梦魇。
俞平伯在梦醒之后，振笔记下的一些残梦确实非常有趣，翻开《古槐梦遇》，读者可以看到一些似乎很莫名其妙的梦话：
客散，争于瓶中折花插襟上，出门去。时正午夜，驰道灰白，坦卧暗中。有前，路亡而求诸存也。无前，路亡而求诸冥冥也。皆不顾，疾驰而去。已远，有声不闻，近者，若睹其影，玄君与焉，似言往公园。予略后，慌慌速速念着有车可雇否，存想便是，纵无车，犹可待他人之至也。
槐屋卧闻犬吠，出自万静之中。晨鸡夜犬最发人回头想，犬吠是现实的，鸡鸣则理想主义者。“梦回远塞荒鸡咽，顿觉人间风味别”，斯固畴昔之拳拳耳。“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又为之慨慷。唯残寺疏钟差许嗣音，而柔厚微减。此意纵佳，起舞亦务必。其可令楼中人同之否耶?
“常言五六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此不过在大热天昏头耷脑困了一歇中觉，何以便在羲皇以上?更何以见得不在羲皇以下?难道与羲皇并世还不够古，而定在其上?这“上”字实在下得怪。浅人谬称“泛泛耳语”，此大不然。五柳传曰，“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彼无怀葛天者，宁非确在羲皇上耶?奈何尚以“莫须有”诬之乎?夫求古贤之意，振裘而挈领，则陶公其殆庶乎。于极无凭处还你一个凭据。只字千金，明眼看官急急着眼，蹉跎可惜也。
在那株大榆树(不，是槐树!)浓荫下的古槐书屋里鼾睡不醒的俞平伯，大梦联翩，妙语迭出，全然不顾时光流之甚速欤!殊不知，冥冥中早已排定下的那一劫，也正逍遥地在若干年之后的某一天等待着他呢。
人类面对的永远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痛苦和茫然几乎伴随着人的整个一生。俞平伯在九十年的漫长光阴里，手里摇着一把折扇，兜里揣着那枝秃损不堪的——“金不换”，一步一步地丈量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以后来者的审视眼光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异数。在许多地方，这位意态颇为恬淡的“末世王孙”(曹聚仁语)，与他的那位曾祖父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许多不尽相同的地方。羁旅中的俞平伯曾经在他的那本《古槐梦遇》当中写道：
人在错觉中展开伊自己，犹如知己之欣，人情之戚，自是人世的华，然而尚不免把自身当作待人哄骗的乖囡，而把其他错觉地看作可歪曲理会的，伊自己的一部分。如此说，“忍过”是良难，而难“忍过”的无逾寂寞。不知而不愠，圣人犹为之三叹。最后的一颗牙似乎也要活动了，真所谓“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惘然”。
显然，俞平伯也是有慧根的。古人有所谓“达人知命”之语，看来，他早就已经参悟透了人生的那些枝枝杈杈的哲理，这位颇有名士派头的文化人还曾经有过这么一番高论：站起来是做人的时候，趴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作诗的时候。站过、趴过、最后又躺卧下来，逍遥自在、随心所欲作诗的俞平伯先生，终于立地羽化了，在朵朵祥云的环绕之下，驾着两片薄如蝉翼的透明诗翼仙游去了。
(原载《江苏文艺研究与评论》2016年第1期 责编：傅少武)
【附：李风宇简介】文学读评人、书评栏目主持人、文学创作一级、曾任《雨花》《石头城》杂志主编。著有《俞平伯评传》《孙中山》《神石》《花落春仍在》等作品，被列入国家图书出版基金项目；作品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度报告文学排行榜，小说入选《小说选刊》，散文入选《新华文摘》《海外文摘》《散文选刊》《报刊文摘》等选刊；有50余万字作品被译为英、德文字在海外出版。曾获“1993-2003江苏10年报告文学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两次)、南京市“五个一工程”奖(两次)等多项文学奖励；荣获“江苏省第三届全省优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