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短篇小说《乡村教师》里，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他”将生命的最后时刻交给了讲台，唯一的牵挂是孩子们到底有没有掌握牛顿三大定律。科幻小说作为尘世中的造梦者，最终让传递文明火苗的人成为了拯救银河系的英雄。
现实呼应着小说，重庆乡村教师萧星寒走进了科幻创作的世界，从在“村小”宿舍里默默写作，到出版科幻小说与科普作品30多部，代表作《终极失控》《红土地》曾获华语科幻“星云奖”“原石奖”等奖项，萧星寒凭借不懈的努力成为了中国科幻热潮中正在崛起的“后浪”。
以故乡重庆为背景，他构建着充满地域特色的幻想世界；在放飞想象力的同时，不忘回归对“人”的关怀。在他看来，在数据与算法引领的时代，更要坚守文化的根脉，唯有融合科技奥秘与人文底蕴，才能开创属于自己的科幻美学体系。
对话萧星寒：从读者到创作者的转变
合肥晚报：你曾提到自己是“资深科幻迷”，哪些作家或作品影响了你的创作观？是否有某部经典科幻作品曾让你产生“我也要写出这样的故事”的冲动？
萧星寒：我曾经列过一个榜单，《科幻小说个人推荐榜》，排前五的是《鲵鱼之乱》《猿猴世界》《计算中的上帝》《红色海洋》《与拉玛相会》。有非常多的科幻作品让我产生了“我也要写出这样的故事”的冲动，借用一句话，因为这是在搭了别人灵感的飞车。让我创作冲动最强烈的，自然是刘慈欣《三体》三部曲。
合肥晚报：从科幻读者到职业作家的身份转换中，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是科学细节的准确性，还是想象力的边界突破？
萧星寒：最大的挑战是找到自己的科幻之路。因为读得多，自己写的时候，就很容易去模仿前辈大师，从人物到故事再到文风，都是如此。刚开始写的时候，我的文风很像古龙，一度有“小古龙”之称。然而，我写得再好能有古龙好？因此我很刻意地屏蔽古龙，然后不断写，写不同的内容，慢慢地才有了自己的风格，慢慢地找到了属于我的科幻之路。
硬核科幻与人文关怀的平衡
合肥晚报：你的作品一直追求“兼具科学严谨性与文学感染力”，在构思时如何避免陷入“技术说明文”的窠臼？能否以《红土地》为例，谈谈科学设定与人物叙事的融合技巧？
萧星寒：我的经验是始终记得：科学的终点是人，是人对世界的理解、探索与互动。写作时，让“人”站在舞台中央，让“物”服务于讲述人的故事、满足人的好奇、激发人的思考、触动人的心灵。 技术细节是支撑故事可信度的骨架和肌肉，而文学感染力则是赋予其生命和灵魂的血脉。
《红土地》的核心设定是基因驱动技术，通过注射改造过的病毒，人就能像裸鼹鼠一样，不怕缺水，不怕缺氧，吃一顿管十天，也不怕饥饿，不会得癌症，甚至寿命还能翻好几倍，于是，在黑暗的地底下，生活得无比滋润，不会再有痛苦了。这样的针剂，你打还是不打？问题是，打了之后，生活在地底下的问题全都解决了，但你已经不是人，而是半人半鼠，你还愿意吗？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笔下的人物，同时也抛给所有的读者，让他们去思考，去选择。选择的过程，其实就是展现人物（包括读者）性格的时候。于是，科学设定与人物叙事，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融合。
合肥晚报：科幻常被视为“未来之镜”，你如何通过科幻探讨人性议题？是否有某次创作经历让你意识到，科学想象最终回归的是对人的关怀？
萧星寒：科幻确实是一面独特的镜子，它映照的不是当下静止的倒影，而是将人性置于极端情境、技术奇点与文明岔路的强光下进行检验、拉伸甚至撕裂，从而揭示那些在日常温床中被掩盖的复杂、矛盾与光辉。简而言之，通过科幻，设置极端环境，制造剧烈的冲突，从而将抽象的人性议题戏剧化、具象化。
小说《掠过城市的弓形虫》的灵感来源是弓形虫，这是一种寄生虫，寄生了弓形虫的老鼠会被弓形虫操控，不但不怕猫，而是追着猫跑，好被猫吃掉，因为弓形虫需要在猫的肠子里完成繁殖。而人身上也感染了弓形虫，只是弓形虫无法操控人。但万一有一天，弓形虫变异了，会操控人了，会怎么样呢？如果直接写，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惊悚科幻。但我将其升级成了“风波之下的众生相”。于是，科学想象就顺理成章地回归到了对人的关怀上。
跨媒介时代的创作适应
合肥晚报：在影视改编热潮下，你如何看待科幻文学的“可视觉化”问题？你的作品《红土地》等也被拍成了电影，其间是否因影像化需求调整过小说的叙事结构？
萧星寒：影视改编确实是科幻的一条出路，而且是大路，但也是极其艰难的路，极少有作者能够走通。因此，在写作的时候，还是要以创作科幻小说的方法和原则来进行。如果把“可视觉化”作为创作的目的，不管是创作本身还是最后的呈现结果，都将是一种灾难。
在创作《红土地》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它会被搬上银幕。我一心想的，就是把它写好，倘若里边有什么影视化的优势——有读者说过我的科幻小说画面感极强——那也是因为我看过了极多的电影，不知不觉受到了电影的影响。
合肥晚报：AI技术的发展为科幻创作带来新素材，你是否尝试过将AI伦理等新兴话题融入作品？你对“人类作者在AI时代的独特性”有何思考？
萧星寒：我从2011年开始创作的“碳铁之战”七部曲写的就是AI，描写了未来一百年，碳族（人类文明）与铁族（人工智能）之间三次大规模战争，内容极其丰富，AI伦理只是其中一部分。大语言模型兴起后，我也一度尝试，最终的结论是：用得越多，我越觉得它无法取代我。因为它无法代替我去看日出，也无法代替我闻花香，更无法代替我去完成我的科幻创作。
中国科幻的现状与突破
合肥晚报：《三体》的成功被视为中国科幻的里程碑，你认为这股热潮为本土创作者带来了哪些机遇与压力？相较于欧美科幻的宏大叙事传统，你觉得中国科幻作家的文化基因中有哪些优势？
萧星寒：说刘慈欣以一人之力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高度，一点儿也不夸张；说《三体》为中国科幻充电三十年，这是高度写实。可以说，没有刘慈欣，没有《三体》，就没有眼下这股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科幻热潮。以我自己为例，我一度放弃过科幻创作，因为没法发表和出版，正是受到《三体》的感召，我重返科幻。如今我创作科幻，不再是写完了，去找出版社，而是出版社找过来，在作品还没有完成，只有一个名字、一句话大纲的时候，就签订了出版合同。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就是这个道理。《三体》热，给了本土创作者更多的出版机会。
与欧美科幻作家相比，中国科幻作家的文化基因有很大的不同。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个是“生生不息”的循环时间观。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宇宙运行的循环、平衡与和谐。这使中国科幻更关注文明的韧性、延续与适应。如《流浪地球》的核心不是征服新家园，而是带着地球母亲“搬家”。另一个是“家国天下”的责任伦理。中国科幻在描写文明存亡、技术冲击时，天然聚焦个体与家庭、社群、民族乃至人类整体的深刻联结与责任担当。哪怕是《三体》中罗辑与章北海这样承担孤绝使命的“面壁者”，也是区别于欧美个人英雄主义的。
教师视角下的科幻世界构建
合肥晚报：《乡村教师》是刘慈欣“最不像科幻”的科幻小说，而你曾是一名真正的乡村教师，在“村小”任教的经历对你的科幻创作产生了哪些直接影响？
萧星寒：主要有两点：第一，给了我足够的阅读时间，读了足够多的书；第二，忍受孤独与寂寞的能力。
合肥晚报：教师需要将复杂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这与科幻作家平衡“硬核设定”与“读者理解”的需求相似。你在创作中如何实现这种“简化而不失深度”的平衡？能否以某部作品中的科学概念为例说明？
萧星寒：以《逐日——空间太阳能电站档案》为例，里边涉及了非常艰深的科学术语，我刻意安排了一个角色是导游，带领学生来参观，由她来回答萧星寒学生的问题，故事就顺理成章。对科幻中出现的复杂知识，一是要选择，必须科普的时候才出现；二是要有重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三是要转化为文学性语言，少用数字，多用修辞手法。
科创元素激活科幻创作
合肥晚报：中国（合肥）科幻小说大赛鼓励将本地科创元素融入创作，这将给你带来别样的创作灵感吗？科幻小说“合肥流派”呼之欲出，你认为它应该包含哪些特质？
萧星寒：合肥的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等等，都是可以进入我的科幻创作的。我一直在用科大讯飞的输入法，非常顺手，几百万字的科幻小说都是讯飞输入法敲出来的。顺带让我对科大讯飞所在的合肥也充满了好奇与好感。
如果科幻“合肥流派”真能破土而出，它绝非简单的地域标签，而应是从江淮大地科技沃土中生长出的独特未来美学与哲学体系。可以把合肥科幻流派比作“数据洪流中的青铜器”，既承载着大科学装置的技术与奥秘之美，又烙印着“包公断案”式的因果铁律。它需要作家们同时浸泡在合肥的实验室与街巷中，以实现文理贯通、古今贯通与中西贯通，最终使“合肥流派”成为独步世界科幻的美学范式。（刘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