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政商关系的话题又因柳传志而起。柳传志表示，企业较大的挑战在外部环境。创业初期他曾花费很多精力在适应和应付外界环境上，为了保证企业能够安全运行，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企业发展的小环境，一直秉承不惹事的心态，跟政府和谐相处。“所以，我说软弱是真的，不是嘴巴上面说说。”
去年这个话题也曾引起热议。在一个转型经济体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边界依然没有厘清之际，这种话题必定是重要的，也是企业家们绕不开的。柳传志用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做企业时的经历试图说明，不要得罪政府机关办事人员，否则，企业在机关办事会遇到种种刁难，因为自己是“普通老百姓”。
很明显，上世纪末经济刚开始起步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全不可以与当今同日而语，尽管不能说现在政府对于市场的边界已经完全搞清楚了，但是这个关系的确是进一步明晰化了，这得益于市场中底层与精英对改革的推动，以及政府对于规范自己与市场关系的种种改革。以上世纪末的经历来继续得出“不惹事”、“软弱”的谨小慎微的论点，更多是一种杯弓蛇影式的心理，掺杂着一种对传统的“士农工商”排序的认识惯性，而对于维护现今市场经济环境来说也没多大裨益。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来就不是能够一步到位的。纵观主要国家的历史可以发现，权利以及市场规范，很多时候都是由底层或是社会精英来推动的。最初，人们经历了一个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然后从自觉走向自发，不断推动着各项权利的成熟，这个过程在一些国家中表现为激烈的斗争与牺牲，在一些国家则是相对温和的转型。无论哪种过程，都说明权利不是天赐的，也不是你不闻不问就能实现的。尤其是对社会精英来说，他们经常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柳传志表示不做谭嗣同，不会再快死时还说快哉快哉。这种明哲保身相信也是很多企业家们尤其是中小企业家们的想法，明哲保身，尔后安安稳稳地赚钱，有些投机者甚至还想通过行贿寻租来捞一笔再说。不过，谭嗣同当时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当代企业家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意，他们认为谈政治多余或惹事，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生意。二者的情境不同，境界也是不同的。
犬儒主义的危害，就是有能力的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对公共话题选择不发言。而这里的悖论是，现在最有能力发言的人恰恰是这些商界的人士。他们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不仅人数多而且发声也容易为社会与政策制定者所知。如果他们都一味选择犬儒，那么对市场经济的完善以及政社关系的良性化，都是不利的。每个人的微发言，有时会带来微改进，到最后可能就会产生“化学变化”，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改进与好处。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已经充分显示，要是没有那些最初冒险的常识与试验，很多事情都不可能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