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俊在铁道公安部队留影。
【人物简介】
梁俊：原名程义和。靖江市新桥镇太东村太平圩人，1921年11月生，中共党员。1939年12月参加革命，任中共靖江县八区区委宣传科科长、县警卫大队政治指导员、县情报站指导员。1944年任中共靖江县七区教导队书记、区民政助理。1946年秋调三地委党校学习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华东第三野战军十一纵队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铁道公安部队政治部秘书，海军旅顺基地政治部副处长。1964年转业至地方工作，任国家石油工业部宣传处处长，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炼制所政治部主任、核心组副组长。1975年调江苏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任副指挥。
【口述内容】
我家在太和区，父亲叫程仁发。我有两个名字，小时候叫程义和，参加工作后改为梁俊。我祖母姓梁，我祖父是入赘的，所以我既是程义和，又是梁俊。
1941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太和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我最早是一名交通员，那时候我还不是党员，名义上是老师，实际上是交通员。新四军在苏南和苏北都有指挥部，我的任务就是送信、送人。新四军的人，来来往往，都是我们交通员送。那个时候都是地下工作，不公开的。
做交通员不到两年，我就升为太和区的宣传科长，后来从太和区调到部队，在靖江县警卫大队当指导员，当时党支部还没有建立。最熟悉当时情况的就是戴雄，他是军队副官。他把我带到八圩港，拉起了队伍。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个队伍。当时县长叫刘万里，书记是吴志敏。后来，曾涛领我们在七区办了一个教导队，办了两期，每期40多人，按照抗大的形式，每个人带着背包，接受党的教育。主要是学两个文件。一个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第二个文件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很有教育意义。
后来我从太和区调到东兴区，当民政科科长。那个时候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了，情况很紧张。我在苏中党校学了半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二十九军通讯部当指导员，那里有两部电台，还有队员、报务员，大概六七个人。
在淮海战役期间，梁俊(后排右二)在华野十一纵队三科合影。
我到二十九军之后，参加了几大战役，第一个战役就是辽沈战役，第二个战役是淮海战役，第三个渡江战役，这三个战役我都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时候，我们6天6晚从盐城赶到宿迁，那个时候我还是指导员。除了军事战斗以外，还要搞政治工作啊。战场上，国民党都没有饭吃了，我们给他大馒头，他们士兵爬过来了，磕个头，过来找我们要馒头吃。
渡江的时候，我母亲病重。有个推独轮车子的队员来叫我回家，说我母亲要看我一眼，我都没有回去啊。我的驻地离家里其实就一天的路程，为什么不能走?因为我是指导员，什么时候渡江，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不敢离开，我没回去。后来定下渡江的时间，允许我回去了，我回到家一看，母亲已经去世，回去就看到一个棺材，我嚎啕大哭。我是不孝之子啊。
1950年，梁俊(前排右一)在厦门。
渡江战役中我们是从靖江的八圩港那里渡江的，直接到江阴，那时候江阴有起义啊。渡江以后，要打上海，从苏州往上海走，国民党的四架飞机飞过来，我们牺牲了好多人。我头上都有伤，是轻伤，就带伤继续前进。解放上海以后，向福建进军，打福州，打厦门，是叶飞指挥的。
打完仗后，我们队伍就调回南京，重新改编，我就在铁道公安部队，还是当指导员，后来当营级干部。这个时候，就有很重要的转变，中央叫我们去接触苏联，建设我们的海军，我们和苏联军队住一起半年，这是中苏谈判的时候。后来我们去旅顺口，由陆军转为海军，我被提为少校。我们是北海舰队，有四艘驱逐舰，还有十几艘潜艇。我在海军干了十年。后来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转业到中石油政教处当处长。
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我回弯腰沟一次，我想老家了，想靖江啊，因为靖江是我的出生地啊。革命战争年代，家乡的老百姓苦啊，生活很苦，没吃的，老百姓都集中力量来支援部队了。
梁俊(右)与女儿梁萍在口述历史现场。
【延伸阅读】
在严酷形势下参加抗日斗争
靖江和江阴，两岸隔江相望，是长江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7年12月上旬，黄山要塞失守，日军侵占靖江县城。此后，在靖江杀人放火，掳掠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当年，江面上有日本的军舰巡逻，天上是日本的飞机低空侦察，曾数次轰炸靖江县城。日军占领靖江城后，策动汉奸等筹建“维持会”，同时，在八圩、生祠、四墩子等集镇构筑据点，实行“三光政策”，经常下乡“扫荡”，局势十分恐怖，老百姓惶惶不安，连续发生许多令人悲伤和愤怒的惨案。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守军和政府要员早已撤逃。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命令新四军东进，领导人民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斗争。当年沿江两岸的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留下的武装，有的已投降日军，成为日军的走狗汉奸(伪军)，有的堕落成土匪，如朱鼎坤等土匪武装，在沿江地区作恶，但总体上来讲，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不大，他们不打日军而是搞摩擦，专打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最困难的时期，我党和新四军实行了爱国的统战政策，一方面争取爱国力量共同抗日，另一方面从根本上依靠和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党的组织，在广大农村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政权，壮大武装队伍。当年首要的任务是解除土匪武装，为百姓除害，唤起民众参加新四军，扩大和巩固解放区。
面对民族大敌，我当年所做工作主要是：(一)担任长江两岸的我党和新四军地下交通站交通员；(二)服从组织决定，担任我党县情报站政治指导员；(三)参加党的地方政权，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唤起民众参加新四军；(四)参加围攻敌县城的战斗。
1.关于参加地下交通员的工作
1939年5月，新四军东进，组建江南江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站长王杰(又名王邦兴)，是我们后村母子圩的人，他曾是上海地下党员，参加暴动暴露身份后回到家里。由于战略要地和县城已被敌占领，我新四军和南岸澄西县地方县政府，处于流动状态，澄西县县长俞乃章的儿子俞国英在我家吃住和上学。而靖江县党组织也了解我，信任我，因此我是这个站的交通员。1940年，我由贾成、黄辅民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直接为正式党员，并任上四圩乡党支部书记。在县委工作队陈明章(又名莫珊)领导下，我在安乐桥广场组织了一次万人大会，斗争地主黄绍黼、熊士元，参加人有积极分子邵达成、余有林等。由于邵达成跟地主同村，有力地揭露了地主的残酷罪行，迫使他们承认剥削，签字执行二五减租减息政策。这次大会大大地鼓舞了贫下中农参加革命的热情，掀起了要求入党、参加新四军的高潮，先后有十几个人入党，使党组织在当地迅速发展。
不久，我奉调参加组建八区区委会，第一任区委书记为陈映辉，组织科长为贾成、严升堂，我是宣传科长，于有林是青年科长，何静波是妇女科长。当时，为执行党的团结抗战的政策，区长是国民党留用人员刘在垣。党为加强地方武装，把我调到县警卫大队任政治指导员，大队长是国民党土匪投诚人员李志海，他同时兼任一中队队长。有一天夜里，他带一中队的人，裹挟大队部十余人哗变，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下四圩港时，经济副官戴雄拽了拽我的胳膊，向我们暗暗发出信号，我们几个大队部的人心领神会，一起悄悄离开。第二天我们找到县委通报了情况，为此事县委书记吴志敏受到警告处分，我也受到点名批评。
当年的斗争十分激烈和残酷。我的好战友、情报站长叶芃是我党的一位好同志，他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在日伪的“扫荡”和“清乡”中壮烈牺牲。
2.关于我被调到情报站任指导员的工作和被抓扣的经过
我在1941年12月30日任靖江情报站指导员，一天为了建立新的关系进城。在接上老关系之后，早上十点左右发现有人跟梢。转了几圈没有甩掉，在瞿熙家后门处被伪军抓住。押解途中到泰安旅社住下，我及时处理了所有联系资料。有个茶房(服务员)问我哪里人，我如实告他。他对我被捕表示同情。我告诉他我在城里有个老乡，是有名的木行经理，叫李庭樑，是我家的一位远亲(他是我后来妻子李章英的堂祖父)。我给茶房一元钱让他送信。李庭樑知道我的底细，赶来斡旋，告诉我他们只是要钱，并不知道我的身份。晚上，李庭樑请了一桌酒，送了二百元钱(大洋)，写了保证书，把我保了出来。因为李庭樑写了保证书，考虑到自身的安全，他建议我先回老家躲避一段时间。我当时也只有20岁，年轻，考虑不周，没有告知组织便匆匆回到家。父母得知我被抓扣的情况非常紧张，死活不让我再出去，并让我结婚，以拴住我的心。我听从父母之命，同意结婚。她叫李章英，虽是文盲，但很勤劳善良，先后育有两个儿子。为此事，我深感内疚的是“文革”期间李庭樑受到迫害，第一次调查人员把他吊起来恐吓，以试图逼他承认我是叛徒，但他坚持实事求是说明真相，保证书是他写的。第二次调查人员比较实事求是，认可他的交代，对第一次来人的粗暴行为表示了道歉。
由于李志海事件和这次被俘事件，对我影响很大，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为掩敌耳目和打消父母的忧虑，我便在家乡四圩港小学继续任教。一段时间内，我与党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并中断了情报工作，同时党组织对我的被抓扣问题也需要一段考察时间，客观地说我在脱离情报工作后，未能与组织取得联系有主观原因(即错误之处)，也有多种实际原因。但我对敌人的恨和对党的忠诚没有变。
在敌人的多次“扫荡”和“三光”政策中，许许多多村庄被熊熊大火烧毁，许多家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许多同胞倒在血泊之中，我是一个热血青年，岂能容忍?
3.关于继续参加革命和抗日斗争
1942年7月我从事文教工作，1943年4月经过组织批准，我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并任七区民政股长，继续参加革命，从事抗日工作。
1944年至1945年，我在七区担任民政股长期间，在区委书记王平东领导下，办了两期教导队。队长是邵达成，我是指导员兼书记，理论教员孙普，军事教员贾其铎。每期三个月，对象是乡村干部，学习内容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方法是边学边议。这两期对培养乡村干部起了很大作用，受到县委通报表扬。有的干部后来成为高级干部，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李文书，还有在“清乡”中牺牲的严华友等人。在此期间，我还带领丰秋乡土炮队，参加围困攻打靖江县城一个月，迫使伪军陶明德投降，第一次解放了靖江县城。
日寇的投降和我武装力量的壮大，让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安全感，上下一片欢腾。这时，党组织决定调我去苏中三地委党校学习。这一别却是远征南北了。(本文选自梁俊自传《回忆我的一生》，全稿7万余字，完成时间为2016年11月11日，大标题为编者所加，个别文字略作修改)
【采集时间】2022年9月3日下午
【采集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北苑路68号
【采集整理】靖江市党史方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