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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劳动者有更多“获得感”——浙江推进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先行示范观察

  “藏富于民”的浙江省,城乡差距相对较小,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相对较大。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浙江提出率先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其中“实施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双倍增计划”的提法,尤为亮眼。

  构建创新要素参与分配机制

  浙江创新型省份建设成效明显,从曾经的资源小省成为科技强省,与重视探索建立创新要素参与分配机制有密切关系。

  1999年,浙江省颁布《浙江省鼓励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若干规定》,允许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转化职务成果。2017年,《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经修订后,对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比例下限从上位法的50%提高到70%。

  东阳市花园村拥有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其维生素D3的产销量在行业中位居全球前列。花园村党委书记、花园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说,“花园”牌维生素D3是与中科院产学研结合的成果,得益于浙江很早就重视创新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建设,有力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目前,花园村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已成为全国示范站,通过项目深度合作实现共赢。”

  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的工业区风貌(无人机照片)。目前,花园村已拥有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王江红摄)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说:“浙江在创新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建设上已有良好基础,目前正在进一步深化完善。”

  浙江出台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探索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价值的实现形式,强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成果所有权和不低于10年的长期使用权,提高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

  让“善行浙江”行稳致远

  2019年3月,“云上公益大脑”在杭州梦想小镇上线。这个由浙江省民政部门牵头主办的互联网公益慈善平台,可有效汇集全省各类公益慈善数据,慈善组织可一键发布公益活动,政府相关政策动态可一屏展示,群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参加慈善活动。

  浙江目前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有705家,数量居全国第三位。浙江省民政厅介绍,早在200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就提出全面加快慈善事业发展,要求积极开展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立项与制定工作,探索建立捐赠反哺激励机制,鼓励社会群体更多地投入慈善事业。

  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会长陈加元说,慈善助力共同富裕,就是要发挥慈善第三次分配作用,助力改善社会收入和分配格局。“浙江的实施方案提出,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枢纽型、资助型、行业性公益慈善组织,提升公益慈善基地服务能力等措施,可有效保障‘善行浙江’行稳致远。”

  在李实看来,高收入者如能通过慈善回报社会,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建议继续探索慈善的激励机制,创造更加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宽松环境,引导和激励更多的高收入人群贡献慈善力量。

  精准施策推进“双倍增”计划

  武义是浙江26个山区县之一,近年来,武义根据山区特点大力实施山民异地发展、发展特色产业、发展农村电商、促进转移就业等“富民增收20招”举措,既帮助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又能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致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2021年9月7日,浙江省武义县大田乡的蓝莓果园里,果园负责人张群英正在进行“直播”,向网友们推介蓝莓及深加工产品。(朱翬摄)

  和武义一样,浙江不少地方从实际出发,精准施策,有力促进了富民增收。兰溪市出台保障企业用工“两留一引”工作方案等系列优化用工环境政策措施,带来了企业人数和工资总额实现“双增长”,推动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德清县积极探索的“标准地”、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系列改革,较好地破解了富民增收的要素制约、促进了均衡发展。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说,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迈上“5万元”台阶,今后在做大国民“蛋糕”的同时,要重点瞄准农村居民、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外来农民工群体,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高他们创业就业能力,增加收入水平。

  “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建立和完善农村各类产权交易市场,拓宽农民收入渠道。”黄祖辉说,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遍提高了,中等收入群体就会显著增加。(谢云挺 马剑 张肇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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