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赵耀池：赵国英之子。
赵国英，1911出生，1977年去世。浙江平湖人。1930 年至 1935 年于平湖寡过医馆拜师焦作霖学医5年,1935 年至 1936 年于平湖开业行医。1937年至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避难四川重庆,继续开业。1938年至1941年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医官。1941年至 1945 年于重庆林森路药号开业后返宁。1953年10月至1954年5月参加南京市中医学会中医进修班结业并于当年在山西路同心堂药号开业行医。1956年1月至1956年9月由南京市卫生局聘任为公费医疗特约中医师，并于5月由南京市卫生局推荐在南京市中医院任职，领衔组建肝炎病专科，首创肝炎一、二、三号方,救治大量肝病患者。撰写重要中医论文10篇，记载其子赵耀池伺诊协医的医案48例。
父亲一生在平湖、重庆、南京行医
与金陵医派一脉相承
【口述内容】
1943年左右，赵国英在重庆。
赵耀池母亲黄丽园。
我叫赵耀池，是赵国英的儿子。父亲赵国英1911年出生，在他13岁时，我祖父赵幼平就教他学医。1930年到1935年，父亲在平湖寡过医馆又学习了五年。
“寡”就是少，“过”就是过失，意思是医生要尽可能减少医治过程中的过失。从那以后，这就成为父亲行医之道，也成为我后来学习中医遵循的一个根本。1936年，父亲来到南京。中医条例实施以后，政府机关首次录用中医药人员。经推荐，父亲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医务所，担任少校医官。这个诊所，九个都是留洋的西医，只有我父亲一名中医。后来听我父亲讲，当时西医对他这位中医多有排挤，心情不舒畅。1941年，父亲自动申请离职。
1943年，父亲与我母亲黄丽园结婚。这里还有一个故事。那时我母亲在国立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得了黄疸，而且发烧。大清早八点多，老师们把我母亲从山上面抬下来，我父亲正好路过，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把我母亲带到诊所，开了药给她医治，把我母亲送回家，由于有这一段的接触和我父亲对她的治疗，和她产生一段姻缘，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了。
1945年3月，父亲赵国英参加中央国医馆在重庆开办的医务人员高级训练班，取得考试院颁发的中医师及格证书。高级训练班班主任就是从南京到重庆躲避战乱的张简斋。1945年底，父亲与母亲坐船从重庆回到南京，在丹凤街和山西路各开一家诊所。1948年，我出生了。
1956年，经南京市卫生局介绍，父亲进入了南京市中医院，在门诊部内科工作。据《金陵医派之根脉》一书记载：1956年1月至9月，赵国英由南京市卫生局聘任为公费医疗特约中医师，12月任南京市西医学习中医班班主任，并于同年5月参与南京市中医院创建，负责创建肝炎科专科门诊。1958年，赵国英被院方指定为内科西医培训考核负责人。
赵国英当年的工会会员证。
1958年后，自然灾害增多，肝病突然爆发。父亲就向院领导要求可承担肝病诊疗工作。我手头保存着父亲当年写的一份有关肝病的研究报告，上面有肝炎、肝硬化腹水等病种研究，有医院中医研究室的一些分工，有父亲作为这项研究项目负责人的签字。
在肝科上面，父亲创立了肝炎一号方、二号方、三号方，一直作为院里面的成熟药方。直到父亲去世，一直在用。还有丸药、消水丹等，如柴胡疏肝丸、肝软坚丸、清肝和中丸。膏药有甘温养肝膏、滋阴疏肝膏，比较齐全。在南京市中医院“灵兰秘典”118方中有记载。在这个当中，父亲治好了大量的肝腹水病人，包括患肝癌的病人。父亲那时名气非常响，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认可。
1960年，秦淮区一个煤炭店的职工，生了肝癌，已经到二期，疼痛不已，只能叫了救护车到鼓楼医院打杜冷丁来解痛。最后，他们找到南京市中医院肝科，找我父亲给他医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有所好转。患者本人写的感谢信，我至今都保留着。
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1973年到1974年，南京发动机配件总厂的一个职工，得了肝硬化腹水，气都喘不上来，连老衣都穿上了。后来经南京市中医院丁泽民医师介绍，他们急匆匆地找到我父亲。我父亲就为患者开了药，第一剂药吃下去，病人说魂魄回来了；第二天病人就能坐起来了；第三天就能够走动了。一个月以后，病人感到身体轻松了，三个月以后竟然就上班了。
据《南京卫生志》记载：1960年，南京市卫生局确定了一批南京名中医急需继承的老中医名单，南京市中医院有15名。父亲赵国英的名字郝然在列。对于传染性肝炎、黄胆、痢疾、水泻、胁痛、形痛等疾病，对于失眠、呕吐、痹痛、吐血、痈疾、风疾等顽症，父亲赵国英从大量实践中总结出应对之法。我保存着父亲当年诊疗的一个目录，上面记载着南京市中医院肝科、内科、妇科、针灸科的就诊人数。南京市中医院院志显示：当时肝科单列门诊累计有7万多人次，由此，可以推算父亲赵国英服务过的患者不在少数。1973年，我在苏北兴化插队，当赤脚医生，父亲把我从农村喊回来，他说他也要下乡了，希望我帮他对他自己诊疗过的260例肝炎做个小结，一方面是用实际案例教导我，一方面是把他的医疗实践总结出来，贡献出来。
肝病的实质是“湿热毒症”，病变部位大多在肝脾二经，当“燥、湿”气偏盛，则会引起肝的病变，如硬化、腹水、肿瘤，“毒淤”多见硬变为肿瘤。为此都有有效的治肝法则。父亲常采用温病派的用药，用药比较轻灵，比如炒柴胡、炒黄芩、煨木香、炒延胡、玫瑰花、佛手花、绿梅花等，改变药的运行方向，既能护脾、实脾，又能够把湿热、湿毒都“清解”出去。
赵国英（左一）在南京市中医院与学生合影。
【历史现场】
在赵耀池印象中，父亲治疗肝病有自己的方法。在辨诊时，很注意与病人的沟通。针对病人有腹水，大胆使用逐水剂即消水丹。
赵耀池回忆说：父亲是细心辨诊、大胆施药。在物资缺乏自然灾害时期，为让病人增加营养，父亲会给营养不良的肝病患者出具政府定向供应的肉票、鸡蛋票、白糖票的医嘱。有些病人要把供应票送给我父亲，我父亲坚决不肯收。当时，我父亲他身体不好，半身不遂，手脚不太灵便。
创新推动中医治疗癌病，
以“五运六气”图，探索中医文化奥秘
【口述内容】
我曾经在南京市中医院家属大院呆过一段时间，能够近距离地领略到张仲梁、傅宗翰、谢昌仁、曹光普、宋守白、姚伯藩等金陵医派名家的风采。
《祖国医学治疗癌症方药的探索》书影。
姚伯藩和我是邻居，常在家属大院内和我父亲下围棋、唱京剧，也交流病例。上世纪六十年代著有《祖国医学治疗癌症方药的探索》一书，是金陵医派专门研究治瘤治癌的名医。遗憾的是，他没有子嗣从医，少有学生，也没有留下案例。我常常想起姚伯藩医生，更是经常翻阅他的专著，每当碰到难治之症，需要寻找方药路径，便把他的著述作为重要的参考。
在父亲赵国英首创的肝炎一、二 、三号方基础上，我能够做到辨证加减，针对中医药治疗肝胆炎症的难点，能够帮助患者把升高的酶谱降至正常范围，改善各类异常指标。各种慢性病发展到后期，代谢长期异常，容易出现胸水和腹水。如果仅用消水丹、十枣汤等逐水方剂治疗，效果往往不佳。根据患者实际病机，我运用发汗解表、温阳利水、宽胸调中等法，配合逐水方剂治疗胸水、腹水，取得较好疗效。
2018年，在我积极准备参加全国中医专长考试之际，患者家属前来求助，她父亲胆囊切除术后伴有肝腹水。老人当年83岁，在鼓楼医院住院。主治医生认为老人已时日不多，病危通知书发出三次。患者家属征得主治医生的同意，请我入院治疗。我去的时候，病人糊涂着，意识不清。把他舌苔扒开，舌苔红通通的，很干，判断有腹水再生，属黄疸性肝炎，且肝硬化。老人吃了我开的药后的第一天，就说我这个人的魂好像回来了。第三天他就能下地了。因为他还有胆囊切除，清醒后一周多，老人很快出院了。对他的后续治疗，我就沿用我父亲的活血软坚丸，加上汤药。老人恢复很快，每天能够散步5000步以上。
赵国英（右一）在为患者诊断。
我跟父亲学医12年。有些病症，患者找我父亲看，我父亲就喊我过去。我去帮着搭脉、问诊，然后反馈给父亲，父亲就给开方子。比如：一位60多岁住在白鹭洲中风患者，血压很高。父亲为他开了治疗高血压的药，还针对他肝肾气不足，予以诊治，患者很快恢复。有一位62岁的大学女教师，患肝病，又有高血压，还有脂肪肝，一直患有肝炎。我在父亲相关处方的基础上，予以增减，使病人转氨酶全部转为正常，脂肪肝减少了，血压也不高了，而且原先的肥胖的身体也瘦了下来。类似这样的病案很多，都留有记录，以为日后研究借鉴。
2017年《中医药法》颁布，确立了民间中医通过确有专长考核取得医师资格行医的法律地位。我选择了难度最大的“内科癌病”作为专长考核项目，提供的医案比规定的数量多了三倍，皆患者认可、真实可查。有两位病危患者抢救案例让我记忆尤新：一位全身水肿伴血尿，另一位高龄黄胆性肝硬化腹水。两人皆被三甲医院数次发出病危通知。我秉承父训，格守医德，甘冒风险，毅然施救，终使患者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2018年，在我70岁的时候，终于取得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核发的《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经注册后取得了《中医（专长）医师执业证书》，治疗范围注明是内科癌病。对于中医，每个人的感悟都不同。我的感悟是白猫黑猫，拿出溜一溜，你把病人看好了就是行。下乡回城后，我被分到南京包装机械厂医务室当医生，后来还脱产去了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学习。
身体出现的毛病，很多是由“五运六气”决定的。我看病是比较慢的，我要从病人的出身年月，探寻他先天有没有问题，而他后天的变化，则可以在望闻问切当中认证。我喜欢跟病人多做交流。比如：有个病人王女士，甲状腺癌已经转到纵隔淋巴，身上还有筋瘤。诊断后发现，第一，她属于阳气不足、经络不通；第二个，气郁，瘀住了。在淋巴上面有结节。而他接受不了化疗，呕吐，气息不通，心脏发抖，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安抚情绪，化解心结，适当用药。经过治疗，病人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生了肿瘤病、癌病，病人的心里负担是重的，气血还是有淤阻，阳气不足。还是这位王女士，手上的筋瘤割了又长，割了又长，说明筋瘤在外，它里面还有很多瘤体在长。我们把这个叫阴盛。阳不足，阴必盛，“一处阳气不到便是病”。所以我对这位病人进行了“扶阳抑阴”，从而解毒散结、化肿瘤，把他外在的和体内的肿瘤全部消掉了。像这样的病人，她身体还是虚的，需要配合做一些心理疏导治疗。后来，上海电视台请她去做了访谈。
自1965年12月起，我在父亲指导下陆续伺医协诊12年，并在其指导下系统学习了《中国医学史》、《内经知要》、《本草经语释》、《伤寒教学参考资料》、《金匮要略讲义》等及父亲教学讲稿、论文等。近20年自学古典医籍及《癌瘤中医防治研究》一二版，《孙秉严治疗肿癌临床经验》、《李可老中医危急重症疑难经验专辑》等治癌书籍，与倪海厦交流探讨治癌体会，尤其对贾堃、孙秉严、李可、倪海厦的学习研究获益匪浅。这些都增加了我治疗癌病的信心。
我治疗癌病，按照六经辨证，结合八钢、三焦辨证及五运六气等医理，运用“扶阳抑郁”方法。“扶正”用温阳法，“祛邪”用“解毒攻下法”，“扶正”与“祛邪”两手硬。“扶正”，药用回逆汤和二陈汤。“解毒”治法有四：攻邪解毒、破血逐淤解毒、虫药通络解毒、软坚化结减毒。以上方法常联合使用，从不同侧面控制毒邪，软化色块。“攻下法”，适时用通利三焦，通腑通便汤剂，将癌毒邪作用下的病理产物及滞留胃腔内的病邪、残留物毒素内热及时清除，以利脏腑功能减轻病邪毒害，恢复脏腑功能，使脾胃功能恢复，能进食化食，提高免疫力。
中医治疗当遵循生存法则，依照人体本能予以施治。国医大师朱良春善除肿瘤、骨病顽疾。朱良春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事实上大部分病症还是可辨可治的，关键是找到“证”的本质。如果说不能治，那是我们尚未认识许多确有疗效的“未知方药”的缘故，但总会找到。我对中医充满了信心，并敢于去医治疑难重症，敢于承担风险，也都源于我对中医药的热爱。
1963年前后，赵国英、黄丽园在南京百花照相馆留影。
【历史现场】
在南京包装机械厂工作期间，赵耀池积极钻研技术，取得了工程师职称。然而，在他的心中，始终执着于中医的治疗实践与研究。
赵耀池介绍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当时在与同事曹光普研究协助中医诊断的“五运六气”图。随着对中医了解的加深，我把“五运六气”图用于中医诊疗过程，即以病人的出生年月对应人体的脏器，推断寒、湿、暑、燥等气的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五运定脏”“六气定性”，身体自身的性质，在呱呱落地的一瞬间运转就确定了。“五运六气”图能够显示病人一些生命信息密码，运用其病机指导临床，可执简驭繁。这些是独属于中医的。中医的科学性是在不断探索中实现的，我们对于一些“绝学”也在不断的认识之中。
【采集时间】2024年7月25日上午
【采集地点】南京市高楼门42号
【采集整理】南京市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