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公布：2022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1.90，比上年再次缩小0.04。从十年前的2.37，到如今1.90，连续呈现缩小态势。
品读这寥寥数字，蕴含着丰富内涵。这些年，浙江GDP实现了超7万亿的跃迁，稳居全国第四，这是公众熟悉的“A面”；城乡居民收入多年蝉联各省区第一，城乡收入比持续缩小，这是经济发展的“B面”。
身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局之年，解读1.90的含金量，既是深度而立体了解浙江的窗口，更能探知浙江高质量发展的密码所在。
站在浙江看浙江——1.90为何来之不易?进入倒“U”型末端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不仅仅是“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中，缩小城乡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评判指标就是城乡收入比。
1.90究竟代表什么?完整解释是，城镇居民收入/农民居民收入=1.90，也就是说，浙江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90倍。
倍差越小，意味着城乡差距越小，贫富差距越小。“这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标志性数据。”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顾益康说。
浙江城乡收入比是何时开始缩小的?当前是收入比最小的年份吗?浙江省统计局研究与信息发布中心曾研究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结果呈现出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曲线”。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农村改革先行，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一度快于城市。1984年，浙江城乡收入比一度降至1.5，为改革开放至今最低，城乡差距达到最小值。
此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带动城市居民收入快速增长，2000年城乡收入比扩大至2.18。进入21世纪，经济再上台阶，蛋糕继续做大，人均收入实现明显提升，2012年的城乡收入比则达到2.37。
近10年来，浙江加大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缩小。2020年，浙江城乡收入比降至1.96，自1993年以来首次低于2，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从2012年的2.37到2022年的1.90，倍差连年缩小，浙江逐渐成为是农民生活最优、城乡融合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个地区的城乡收入关系，有着这样一个基本规律：由低水平的收入均衡到收入比扩大、再到收入比缩小这样一个过程，呈倒"U"字形。
发生在浙江的这种变化，正是符合这一规律的，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浙江早已来到了倒“U”字形的“下半场”，城乡差距越来越小，这种“势”已不可逆。
站在长三角看浙江——浙江的“富”有何不同?答案在1.90的“分母”
解剖1.90的独特之处，需要放大格局，拉宽视野，摆在强手如林的长三角再度观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城市群正在构建中国区域竞争新格局。长三角的综合实力，不仅仅在于经济体量的“强”，还体现在收入水平的“富”。
先来看一看长三角地区，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这两个“钱袋子”。
经济大省勇挑大梁，首先体现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的贡献。2022年，江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258.9亿元，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39.38亿元，上海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608.2亿元，均在全国前五位。安徽虽相对靠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89亿元，但也属于全国中上游水平。
获得感强不强，看老百姓收入高不高。2022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迈入“6时代”，达到60302元；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8万元。两地居民收入年年攀升，不过还是不及上海老大哥。早在2021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78027元，稳居全国第一。
财政收入不如江苏，居民收入不如上海，浙江的“富”究竟有何不同?答案在于1.90中的“分母”——农村居民收入。
2022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56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20133元)高17432元，连续38年荣膺全国各省区第一。1月12日，浙江省两会上公布：2022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4.1%、6.6%。这意味着，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增速明显高于城镇人均收入，在全国的领先优势依然保持。
浙江农民收入为何这么高?自浙江2021年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将农民增收作为发力方向之一，不断丰富农业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工具箱，打出了一套产业、建设、改革、赋能、帮扶、数字等“六促共富”组合拳，推出了一系列突破性举措。
农民集体经济“水涨”，推动农民收入“船高”。2022年，浙江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行政村比例已超过50%，加速带动村民人均收入的提升。“从浙江农民的收入构成来看，经营性收入节节攀升，房租、村里分红等财产净收入占比有着较大潜力空间。”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
浙江的民富，关键就在于农民富裕。
站在全国看浙江——城与乡如何融为一体?优先提升城乡生活品质
放眼全国，1.90是什么水平?
先来看全国的坐标系——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2年全国城乡收入比是2.45。1.90与2.45之间，外行看，数值本身差距似乎不大，但其实需要多年积累才能“烫平”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的1.90，是建立在城乡居民高水平的收入基础上，这是高质量发展之下的城乡协调。
很多人好奇，城与乡，这对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浙江是如何化解的?浙江又是如何成为全国城乡协调发展的优等生?其中奥秘也在1.90。
缩小城乡收入比，不仅是单纯提高农民收入，而是满足世代农民“像城里人一样生活”的美好愿景，关键在于推进城市化进程，重塑新型城乡关系。
怎么重塑?城乡差距，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最大的差距是交通、教育、医疗等，是城乡生活品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带动乡村发展是普遍规律。
行走在浙江，经常让人分不清自己身在城市还是农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住回村里，甚至回乡创业，正是因为两者没有差距。“这里有我的乡愁，也方便做生意，而且生活也很便利。”很多浙江农创客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从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率先制定实施城乡一体化纲要；从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浙江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一张蓝图绘到底。
2015年，浙江26个欠发达县一次性全部“摘帽”；2016年，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大关；2020年，浙江城乡收入比缩小10.1%，速度快于全国和发达省市……如今，浙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73%左右，实现陆域高铁“市市通”、高速公路“县县通”，城乡一体化步伐从未停止。
显而易见，只有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些，谋得更深一点，才能抢占城乡协调的制高点。
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不仅是因为浙江面积、人口、省情等条件具备开展示范区建设，更关键是浙江有着两个关键优势——富裕、均衡。
1.90，恰巧都佐证了这两个优势。
2023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2027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这个目标看似即将实现，但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要在今后五年的高位继续保持这样的水准，浙江还不得丝毫松懈、更不能“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