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连云港振海遗址考古成果发布，将长江以北沿海区域的规模化海盐生产源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时期，连云港盐业生产史从距今3000多年的西周时期上溯了1000多年。
“目前，连云港的盐业遗址贯穿多个关键历史阶段，不仅呈现出清晰完整的发展链条与齐备的演进要素，更形成了连续成熟、体系完备的制盐技术谱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连云港盐业生产的发展历史，恰与汉字“鹽”的字形结构形成奇妙呼应：朝廷管控的“臣”、制盐原料的“卤”、劳作与智慧主体的“人”以及承载生产结果的“皿”，合成的“鹽”字既刻写着盐的生产本质，更暗藏着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
从“卤”到“皿”：
史前煮海制盐的初探
“盐”字的古老源头，可追溯至“卤”字的甲骨文形态——一个盛有液体的容器，四周分布着点状符号，生动再现了盐粒结晶析出的过程。而振海遗址的考古发现，正是这一古老字形最鲜明的史前注解。
振海遗址坐落于连云港市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总面积约7.8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此次发掘成果以龙山时期遗物为主，共清理出龙山时期土台1处、龙山时期盐灶7座、房址9座、沟33条和灰坑112座。尤为重要的是，部分盐灶内原位保留了用于煮盐的厚胎红陶盆，并伴有大量同类陶片及鸟喙形陶支具。这些遗迹与遗物，共同指向“卤”(海水)与“皿”(陶器)的最初结合，构成了一套功能相对完整的早期盐业生产系统。考古人员对遗址内特定灰坑(推测为卤水坑)填土进行的科学检测显示，其盐分含量显著高于普通生活灰坑。这实证了此地曾进行长期、规模化的海盐生产活动，而非偶然或家庭自用的简单加工。
据《说文解字》记载：“盐，咸也。从卤监声。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尽管遗址下层还有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有待深入研究，但振海遗址的发现，不仅将“煮海为盐”的传说转化为考古实证，更在时空上填补了中国史前海盐生产的空白，至少在龙山时期，连云港地区的先民已开启了系统化的海盐生产活动。
“振海遗址还可能与连云港藤花落遗址、丹霞村遗址等共同构成盐业文化集群，为两淮盐业的历史溯源找到关键源头。”在连云港盐业考古新发现专家指导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指出，也许振海遗址并不是孤零零的存在。它不仅可能与本地同期遗址形成资源互补与经济联动，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大汶口文化堆积中发现的良渚文化陶器，可能暗示着两地曾存在制盐工艺的跨区域交流。
林留根教授也分享深层的思考：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恰是古国文明的早期阶段，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节点。大汶口文化能产生广泛影响力，核心在于其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掌控，正是这一进程的重中之重。已知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曾有过“西渐”运动，对中原地区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连云港周边的史前盐业遗址，是否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些有待解答的学术命题，为探索早期社会分工体系、区域贸易网络构建以及社会复杂化演进路径，打开了全新的研究视野，也赋予了相关考古工作更深远的文明探索意义。
盐，作为最早被人类主动提取利用的矿物之一，或许在文明曙光初现时，就已开始悄然塑造社会的肌理。
从“皿”到“人”：
技术与组织的进化
进入西周，“人”的智慧与能动性在制盐活动中不断增强。随着人口增长与社会需求扩大，“卤”与“皿”不断优化，进而进化出更为完善的制盐技术和生产组织，推动连云港盐业从原始生产迈入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阶段。
2023年发掘的板浦尤庄遗址也是连云港地区先秦盐业考古的又一重要突破。该遗址主体年代为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文化堆积性质相对单一，是以盐业生产为核心的遗址群。这里发现了布局清晰的盐灶、淋卤坑、摊灰场地等完整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煮盐陶器与陶支脚。这些发现，都指向一种更为先进、高效的工艺——“淋煎法”。
元代成书的《熬波图》中曾详细记载了“淋煎法”的工艺：先在海滩高盐分的土地上“种盐”，布撒草木灰吸附盐分，收集“盐花”；再将“盐花”与草木灰用海水淋滤，获得高浓度卤水；最后煎卤成盐。此法不再完全依赖直接煎煮含盐量低的海水，而是增加了人工提浓卤水的关键步骤，极大提升了燃料利用率和产盐效率，是古人对自然规律深刻洞察与巧妙利用的结晶。
技术的进步必然推动生产组织的复杂化。尤庄遗址布局清晰、功能单一的制盐遗存群，意味着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与集中管理。到了战国时期，位于赣榆的盐仓城遗址，则清晰地展示了产、储、运一体化中心的形成。《元和郡县图志》明确记载其为“盐仓城”，《魏书·地形志》也提及此地有盐仓。从单纯的“生产地”到具备仓储与转运功能的“节点”，标志着盐业经济体系的初步成型。
汉代，连云港盐业进入了一个鼎盛阶段。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作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还原了当时盐业管理的细节。根据1993年连云港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东海郡吏员簿》木牍记载，西汉时期的海州地区有“郁州”“北蒲”“伊卢”三大盐场，仅“北蒲”配备吏员就有二十六人。这支庞大的管理队伍，即便以今日的眼光看，也堪比一个产盐区县级管理机构，足见当时海州盐业经济举足轻重的地位，印证了《盐铁论》中“朐鬯之盐”(即海州淮盐)的声名远播。
此时，“鹽”中的“人”，已涵盖了从生产、管理到运输、征税的庞大体系，盐业已成为一架由国家精密驱动的经济机器。
从“人”到“臣”：
制度管控的强化
“鹽”字顶端的“臣”，揭示了盐业与古代国家制度的深度绑定。自春秋管仲“官山海”之策，盐利便成为历代王朝财政的支柱，其管控贯穿生产、运输与销售全链条。
这种管控在唐宋时期的生产工具上体现得尤为深刻。连云港市博物馆珍藏的宋代“盘铁”(盐䥕)就是一件标志性物证。这件长180厘米、宽170厘米、由四块铁板拼合而成的巨型煎盐器，铸有“熙宁七年，字二”铭文。它由汉代煮盐专用器具“牢盆”演变而来，其使用方式极具时代特色：为严防私盐，盘铁由官府统一铸造，分块分给盐民，煎盐时拼接成锅，用以熬煮卤水，事后立即拆分收回。明代《菽园杂记》与弘治《两淮运司志》对此均有记载。盘铁不仅是一件生产工具，更是国家权力直达生产现场的物理象征，是“臣”字在盐场上的具象化。
管控也体现在运输命脉的掌握上。唐代，为保障两淮盐运，朝廷开凿了北起海州、南达涟水的“官河”(即后世盐河前身)，成为连云港盐运往扬州的关键通道，也为后世“连扬盐缘”埋下伏笔。安史之乱后，为解决财政危机，盐铁使第五琦、刘晏相继对盐法进行改革，两淮盐业得以飞速发展。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海州盐“岁输司农”，即直接供应中央财政。直至民国，两淮盐运使公署迁至板浦，并修建猴嘴大型盐坨与铁路专用线连接陇海铁路，依旧是这种国家主导的运销体系的延续。
从“煮”到“晒”：
制盐技术的绿色转型
在“臣”的严密管控下，“人”对“卤”的利用智慧并未止步。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工艺革命，从明代中期悄然兴起，其核心是从依赖燃料的“煎煮”转向利用自然力的“滩晒”。
明成化年间，连云港板浦人丁永首创“砖池晒盐法”。此法先筑土池引入海水，利用日光风力初步蒸发成卤，再将卤水引入内壁铺砖的池中进一步晒制成盐。此法省却了昂贵的燃料成本，所得盐品更为纯净，是生产效率的一次重大跃升，沿用了约400年。
清代，因“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盐场建设备受重视。板浦场在康熙年间合并它场，产盐规模于淮北盐区长期领先。随着海岸线东移与滩涂拓展，更为高效的“八卦滩”晒盐体系在晚清逐渐成熟并取代砖池。其布局完全顺应自然蒸发原理，圩、河、格、塘环绕如太极八卦，将阳光与风力的利用臻于化境，代表了传统海盐晒制技术的极致，堪称传统时代“绿色”盐业的智慧巅峰。
真正的现代转型发生在20世纪。1936年，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在大浦兴建了苦卤厂，主要生产精盐、苦卤、溴素，开创了江苏海盐化工的先河。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塑苫池结晶工艺”开始推广，用塑料薄膜苫盖结晶池，实现了阴雨天照常生产，使海盐生产彻底进入全天候时代，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升，标志着海盐生产进入了科技主导的新时代。
如今，大规模的传统盐田生产虽已渐次退出经济舞台的中心，可盐文化已深入城市生活。海州五大宫调中，仍传唱着“熬波煮雪”的盐民歌谣；当地美食“豆丹”“清蒸梭子蟹”，以海盐炝拌提鲜，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海味”。还有盐河，这条始建于唐代的人工运河，如今仍在发挥作用，只是运送的不再是食盐，而是承载着游客的游船。
读懂了一个“鹽”字，便读懂了这片土地深沉的过往与充满可能的未来。一粒盐，从振海遗址的陶灶中凝结，最终融入现代生活。它串联起的，不仅是连云港的四千年盐史，更见证了中国从史前文明到现代社会的变迁。振海遗址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看清，如何让沉睡的古遗址“活”起来，让古老的智慧“传”下去，将盐业历史融入城市文化名片与现代文旅发展，或许是连云港在新时代需要继续书写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