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9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在记者会上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通过2026至27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2026年4月1日。
乍看之下，这是一则关于“加薪”的常规新闻。但在连续两年的薪酬起伏、万人缩编计划同步推进、以及 “拉Curve”绩效评核即将落地的背景下，2%这个数字所承载的，远不止是工资单上的一笔涨幅。
这是一场涉及薪酬、编制、考核机制三重调整的系统性变革。香港公务员体系，正在告别“普涨皆大欢喜”的时代，步入“奖优罚劣、动态收缩”的新阶段。
从“冻薪”到加薪：三个年度的薪酬轨迹
理解此次2%加薪，必须放在近三年香港公务员薪酬变动的连续图景中观察。
2024年度：划一加薪3%。当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4.01%、中层4.32%、低层5.47%。
2025年度：全面冻薪。面对连续财政赤字，全体公务员、政治委任官员及司法人员一律冻薪，同时启动编制缩减计划。
2026年度：划一加薪2%。
从3%到0%再到2%，这条“V型”曲线并非简单的经济周期跟随，而是政府在“财政纪律”与“公务员士气”之间反复权衡后的痕迹。杨何蓓茵在记者会上解释：“随着香港经济持续增长，加上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在今个年度作出合理的薪酬调整，既有助维持公务员士气，亦是对整体公务员团队的工作成果的一份肯定。”
但加薪的“合理”与否，见仁见智。华员会会长蔡冠龙直言“非常失望”，认为2%与公务员期望存在“很大落差”；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昇则指出，过去六个财政年度中，公务员三度被冻薪，还有两次薪酬调整幅度低于薪酬趋势调查所得的净指标，仅一年完全参照指标来调整。
2%的“三层错位”：低于通胀、低于中层指标、低于GDP增速
2%这个数字之所以引发争议，在于它与多个参照系之间出现了明显的“错位”。
第一，低于通胀预期。 香港经济情况显示，2026年基本通胀率预测已由1.7%向上修订至2.5%，整体通胀率预测修订至2.6%。这意味着2%的加薪幅度实际购买力将下降0.5个百分点。去年已经冻薪一年的公务员，今年名义加薪2%，实则“变相减薪”。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昇和周小松指出，加幅“未能追上两年累积的通胀水平”。
第二，低于中层和高层的薪酬趋势净指标。 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早前公布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显示，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后：高层净指标4.12%、中层净指标2.64%、低层净指标1.17%。政府给出的划一2%，对中层而言较2.64%低0.64个百分点，对高层而言较4.12%低2.12个百分点，唯独对低层高出0.83个百分点。
这正是划一加薪的“隐形再分配”效应。根据政府的划分，低层公务员月薪为26,590元以下，中层为26,590至81,510元，高层为81,511至163,905元。2%对低层是“超额完成”，对中高层则是“打折兑现”。 劳联立法会议员周小松指出，若薪酬调整水平长期低于薪酬趋势净指标，恐怕将削弱其参考价值，影响薪酬调整制度的稳定性和公信力。
第三，低于GDP增速。 2026年第一季度香港GDP同比增长5.9%，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2.5%至3.5%之间。2%的加薪幅度低于全年经济增长下限，公务员并未充分分享经济复苏的成果。
政府的逻辑是：财政审慎优先。杨何蓓茵表示：“近期国际事件显示，地缘政治的变化可在短时间影响民生，政府须及时介入以纾缓特定行业或经济范畴的压力，否则压力会转嫁至大众。鉴于地缘政治持续不明朗，政府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为审慎，不宜有任何松懈。”加薪，但不能伤及财政底盘。
“六大因素”审议机制
香港公务员薪酬调整有一套既定的年度审议机制。杨何蓓茵表示，政府在决定薪酬调整时，需要全面考虑并平衡六大相关因素：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
这一机制确保了薪酬调整的透明性和系统性，使决策过程不以单一指标为导向。杨何蓓茵强调，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更不是行政会议的决定。
另一条主线：公务员编制缩编万人
与2%加薪同步推进的，是一项更为硬核的缩减计划。
2025年《政府财政预算案》中已公布：2026至27年度及2027至28年度，每年分别按上一财政年度的编制缩减公务员编制2%。连同比自2021至22年度开始实施的公务员编制零增长而下降的编制，预计至2027年4月1日，公务员整体编制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将被削减约一万个职位。
这意味着 “加薪2%”与“缩编万人”同时发生。一边是现职公务员普涨薪酬，一边是公务员总盘子持续收缩。政府的目标很明确：用更少的人，提供同样甚至更高效的公共服务。
这种“存量提薪、总量减员”的组合，在国际公共行政管理中并不罕见。对现职公务员而言，加薪是对其留任的激励；但对有志于进入政府的新人而言，职位减少意味着竞争加剧。
“拉Curve”落地：赏罚分明的绩效时代
如果说加薪和缩编是“结果”，那么评核改革就是驱动这一结果的“机制”。
政府宣布，将于2026年10月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核心是引入 “指导性分布机制”——即俗称的 “拉Curve”。这意味着，公务员的工作表现评级将不再可“全员优良”，而是强制分布在各个等级中，优秀者与欠佳者都会被识别出来。对在六级评级制中被评为第四、第五及第六级（即最差三级）的人员，将停发增薪点6个月。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此明确表示：“要令公务员服务有效到位就要建立优秀团队，故需要有清晰的赏罚制度，形容这是公道的制度。”他进一步指出，新机制有弹性设计，容许部门首长按部门实际情况落实。
这一改革有明确的数据支撑。过去五年，只有94名公务员被认为工作表现未能令人满意而不获发增薪点，显示某些职系和职级的整体评级倾向较好等级，令与工作表现挂钩的增薪点过于易于获取，失却了政策原意。
公务员事务局文件进一步指出，已促请部门首长向评核人员强调其角色和责任，需确保员工表现获得及时、如实评核。如有未能履行上述职责的人员，应在其工作表现评核中反映，例如有关“员工管理”一项不给予良好评级，严重者甚至可质疑其判断力。
然而，评核改革也引发了外部担忧。工会和议员均担心“拉Curve”可能衍生马房文化、擦鞋文化，不利公务员士气。但政府的决心已十分明确：划一加薪与“拉Curve”评核相结合，是在推行绩效压力的同时给予全员普涨，以减少反弹。未来的方向清晰——加薪不再是“阳光普照”，而是与个人表现强挂钩，表现优异的公务员将在后续晋升和薪酬调整中获得更多回报，表现欠佳者则面临评核压力乃至离职风险。
财政账：27亿加薪与60亿总影响
任何公共政策都离不开数字的支撑。
此次公务员、廉政公署及辅助部队人员薪酬上调，涉及政府财政开支约27亿港元。此外，政府按同样幅度调整对资助机构的补贴，涉及约33亿港元。合计总财政影响约为60亿港元。
对于正处财政整合周期的政府而言，每一笔新增支出都需要精打细算。政府同时指出，2025至26年度财政状况已有所改善，这是恢复加薪的前提。但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福利支出增长、北部都会区等大型基建的投入，都要求政府在公务员薪酬上保持克制。
因此，2%加薪更像是一次“有限的让步”——既肯定了公务员团队在冻薪一年后的贡献，又没有打破审慎理财的框架。
各方反应：公务员团体失望，立法会有条件支持
加薪方案公布后，社会反应呈现明显的温差。
公务员团体普遍失望。 华员会会长蔡冠龙对方案表示非常失望，直言调薪方案与公务员团队的期望存在“很大落差”，并认为政府此举无视了公务员贡献。蔡冠龙表示，公务员的另一个身份其实同样是“打工仔”，也需要面对养家糊口的实际生活压力。他续指，政府去年以财政赤字严重为由要求冻薪，到今年财政录得盈余却又以需要考虑未来财政承担为由令加薪幅度受限，认为肯定会打击公务员士气。
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昇和周小松对加薪幅度深表失望，除了未能追上两年累积的通胀水平，亦再次偏离中层及高层薪酬趋势净指标。他们指出，若公务员薪酬水平进一步落后于私营机构，长远将不利于政府延揽与挽留优秀人才。若薪酬调整水平长期低于薪酬趋势净指标，恐怕将削弱其参考价值，影响薪酬调整制度的稳定性和公信力。
立法会方面则相对温和。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委员会委员叶傲冬认为，政府作为全香港最大的雇主，做薪酬决定时不仅需要兼顾全体公务员的士气，亦要顾及整体社会的经济情况。面对现时本地经济以及国际环境均处于不明朗形势下，提出划一加薪2%的折衷方案是可接受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琳也支持方案“审慎持平”；G19召集人霍启刚称其为“一个艰难、但审慎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偏离薪酬趋势净指标”和“购买力缩水”两点，但没有人质疑加薪本身的合法性。这意味着，方案在程序上没有硬伤，争议在于幅度——而这正是行政会议的裁量空间。
下一步程序。杨何蓓茵表示，政府于2026年6月10日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代表会面，听取他们对加薪方案的意见。政府随后将向行政会议汇报，由行政会议作出最终决定。此后，将向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汇报，并将薪酬调整方案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拨款。在程序上，当前公布的2%加薪尚属“向职方提出的建议方案”，最终落实需经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批准拨款。杨何蓓茵表示：“我重申，行政会议今次决定向职方提出的划一调薪方案，是按照既定机制，充分考虑和平衡了所有相关因素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