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3日，96个中央部门同日晒出2025年度决算“账本”。这是连续第十六年。
各部门公开了9张报表、上百页材料，绩效自评表756个，财政重点评价覆盖55个项目。数字在增长，制度在完善，公众知情权在扩展——这些都没错。
但如果只看这些，就错过了这十六年最耐人寻味的一面。
一、从四张表到百页账：公开的步子迈得不算小
2009年，财政部首次公布中央政府预算，仅有4张表。2011年，中央部门首次公开决算。到今天，96个部门公开的内容涵盖部门概况、9张决算公开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每个部门的公开材料均在百页左右。
从“4张表”到“百页账”，从选择性公开到应公开尽公开，这条路走了十六年。有长期跟踪财政透明度研究的学者评价，这十六年实现了“看得到”的目标，并为“看得懂”奠定了良好基础。
进步是真实的。政府采购支出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今年随同中央决算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项目绩效自评表共756个，比上年增加13个；财政部选取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覆盖教育、科技、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等领域。
但“看得见”是一回事，“看得清”是另一回事。如果说前十六年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是“好不好”“真不真”“管不管用”。
而审计，恰恰是检验“好不好”最直接的那面镜子。
二、170亿的“另一本账”：审计与公开之间的温差
就在决算公开前一个月，审计署发布2026年第1号公告：重点审计39个部门及所属229家单位2025年收到的财政预算拨款6205.88亿元，共发现各类问题金额170.01亿元。
170亿，占审计总金额的2.74%。放在6千多亿的盘子里，比例似乎不高。但绝对值摆在那里，不是小数。
更值得关注的是分布：部门本级发现问题43.58亿元，仅占25.63%；而所属单位问题126.43亿元，占74.37%。 审计报告直言：“中央部门违纪违规问题向所属单位转移下沉的问题仍较突出。”总部“干净”了，但“手脚”还在乱伸。这根链条上的风险点，恰恰是审计揭示的重点，也恰恰是决算公开看不太清的地方。
如果总量数据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审计报告披露的具体案例，勾勒出的画面则更为清晰：
依托部门行政资源和影响力谋利。 7个部门的16家所属单位在公共服务中搭车收费9201.51万元；6个部门的13家所属单位在编制国家标准中收取“署名费”7894.83万元。制定国家标准的公共权力，成了明码标价的筹码。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过紧日子要求。 自然资源部2家所属单位以“科技成果转化”名义，在71项普通业务中提取978.81万元发放职工奖金；国务院国资委1家所属单位4年间以订购工装为名，动用107.49万元为全员定制羊绒大衣、羽绒冲锋衣；体育总局1家所属单位在自有864.52平方米办公用房闲置的情况下，另花27.1万元租用742.5平方米。一边是“过紧日子”的红头文件，一边是羊绒大衣和闲置空房，两张皮叠在一起，公众该信哪一张？
国有资产管理混乱。 15个部门的资产底数不清：11个部门的1.24万平方米房产、30.15亩土地、1118项专利等无形资产未入账；10个部门的11.92万平方米房产、53.54亩土地、1.29亿元设备物资闲置或绩效不佳。有的部门2011年以来未经审批出租文保单位办公旧址，被承租方擅自改造成内部会所。十四年，一栋楼，从办公场所变成隐秘会所——这中间有多少双“看不见的手”？
这些问题并非与决算公开无关。恰恰相反，决算公开的本意，就是让这些问题无处藏身。 但从审计结果来看，公开十六年，问题依然在——而且不少是年年审、年年有。公开与审计之间，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温差：决算公开展现的是“资金用到哪里去了”，审计揭示的则是“资金被怎样滥用和错配”。前者回答去向，后者追问对错，两者之间的距离，恰恰是制度约束力需要填补的空间。
三、绩效评价：制度设计不错，落地执行不够
如果说审计是外部监督的“外科手术”，那么绩效评价就是内部管理的“自我体检”。两者本应相互印证、形成合力，但目前来看，绩效评价自身的有效性还需要打上几个问号。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这句话在财政系统被反复强调。中央部门预算公开绩效目标，决算公开绩效评价结果，从制度设计上，确实形成了一个“目标—执行—评价—公开”的完整闭环。有财政学者指出：“推进绩效评价结果公开，能够倒逼各部门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持续增强政府公信力与透明度。”
但制度设计与执行效果之间，存在三道明显的缝隙：
第一道缝：自评的“水分”。 单位自评由花钱的部门自己打分。今年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自评表756个，比上年多了13个。数量在涨，但“自己评自己”的逻辑没有变。财政部门近年来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恰恰说明自评的客观性存疑——如果自评真的过硬，就不需要上级反复抽查。
第二道缝：评价与问责之间的模糊地带。 绩效评价发现了问题，然后呢?审计报告列举了170亿的问题，但结论通常是“审计期间立审立改54项，其他问题正在积极整改”。“正在整改”是一句万能句式，可以消化一切，也遮蔽了一切。评价是手段，问责才是目的。但从手段到目的，中间还隔着太多程序、太多人情、太多“下不为例”。
第三道缝：公开不等于透明。 部门公开了决算，但公众能监督什么?有研究者坦言，目前只是“为‘看得懂’奠定了良好基础”——离真正的“看得懂、能监督”还有距离。一本上百页的决算报告，充斥着专业术语和复杂表格，普通公众既没有精力逐页翻阅，也没有能力深度解读。公开的对象是人，如果人看不懂，公开的意义就打了折扣。
这三道缝加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制度在完善，数据在丰富，但实质性的约束力并未同步增强。而当这套逻辑从中央向地方传导时，缝隙被进一步放大。
四、地方的镜子：中央的“示范”与基层的“选择”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具有“引领示范作用”——这话没错。但示范的效果如何，需要放到地方的镜子里照一照。如果中央层面的公开与审计之间尚且存在温差，那么这种温差传导到基层，就会演变成更大的执行偏差。
有媒体2026年4月的调查显示，地方“三公”经费管理普遍存在“预算宽松”“选择性公开”“未公开基数调整”等问题。“三公”预算调整不公开，压减只是账面效果；“三公”决算不公开，‘紧日子’实为‘预算宽松’。”
个别地方，“三公”经费的实际支出普遍显著低于预算安排。如果预算本身就有大量“水分”，那么压减预算更像是在挤海绵里的虚胀，而非真正扎紧口袋。
中央部门晒了十六年账本，地方的账本却还在“挤海绵里的虚胀”。如果中央的“示范”只停留在文件和精神层面，到了基层就变成“选择性执行”，那么整个制度设计的初衷，就在层层传导中被稀释。
这不是中央的问题，也不是地方单方面的问题，而是整个预决算公开体系从顶层到底层、从形式到实质，尚需进一步打通的关键堵点。顶层设计在前，基层落实在后；制度覆盖了“面”，但尚未穿透每一个“点”。
五、十六年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起点
十六年，96个部门，百页账本，756个绩效自评表，55个重点评价项目——这些数字构成了一份值得尊重的努力。 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从封闭到公开，中国中央部门的财政透明度确实在进步。
但进步不等于到位，公开不等于透明，评价不等于问责。
沿着文章梳理的逻辑脉络回看：决算公开解决了“钱花到哪里”的信息披露问题，审计揭示了“钱被怎样错用”的违规事实，绩效评价试图回答“钱花出了什么效果”，而地方的执行偏差又暴露了制度传导中的层层损耗。四个环节环环相扣，但从目前来看，每个环节都有尚未补齐的短板。审计署每年都能查出上百亿的问题，说明制度的篱笆还没有扎紧；违纪违规问题向所属单位“转移下沉”，说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从未停止；地方“三公”经费的“账面游戏”，说明中央的“示范”还没有真正落地。
晒账本，晒的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一份信任。 当公众看到170亿的问题、闲置的办公用房与羊绒大衣、“署名费”与内部会所，他们不会因为账本多晒了几年就感到满意。
账本越晒越细是好事，但问题越审越多说明光晒还不够。公开之后，至少还需要回答三组追问：
第一，那些被绩效评价为“低效”的项目，责任人是谁？有没有问责？问责的结果又在哪里公开？
第二，那些年年被审计出来的问题——闲置资产、违规收费、变相发福利——为什么查了改、改了犯？是制度漏洞没补上，还是补上了但没人执行？
第三，从“看得到”到“看得懂”，还需要几步？从“看得懂”到“能监督”，又需要几步？
“花钱必问效”——问的不是账本上的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的人，以及那个人的责任。如果账本晒了十六年，问题还是那些问题，那这账本晒的，究竟是给公众看的，还是给自己看的？
十六年，是一个里程碑，但不应该是终点。从“看得到”到“看得懂”的距离，丈量的不是时间，而是决心——把账本上的每一个数字，都变成可追问、可追溯、可问责的实打实的责任。 这条路还有多长，取决于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