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赵敬鹏教授的新著《大运河与〈水浒传〉》付梓，揭秘了《水浒传》中暗藏的千年运河密码：《水浒传》故事原型发端于北宋，文本定型于元末明初，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运河场景与宋、元、明三代的运河体系隔空呼应。我们于字里行间寻找水泊梁山的倒影，在大运河浪花中体会一百零八将的人生沉浮。
《水浒传》故事发生的核心地理位置是梁山泊，作者以百川归海之势把一百零八将汇拢于此。
赵敬鹏检视谭其骧主编的北宋时期《中国历史地图集》发现，梁山泊与北宋时期国家首都东京，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中间连通着一条广济河。而在广济河这条水运线上，梁山泊始终扮演着调节水量的“水柜”角色。
《水浒传》塑造了大量被朝廷视为“盗贼”的草莽英雄形象，而在他们“成贼”的背后，既有社会矛盾、时代悲剧，也有水灾导致的民不聊生。《水浒传》中，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三兄弟，原本是梁山泊附近石碣村渔民，靠打鱼为生，最终走上劫取不义之财“生辰纲”、落草为寇的道路。他们的经历，正是北宋末年，底层百姓在天灾、官祸、豪强压迫下被迫“为盗”的典型缩影。
东平府是《水浒传》中梁山泊所在的真实地理区域，也是北宋时期山东地区的重要州府。《元史》中关于“东平”的文献近四百条，尤其是在元曲、礼乐等文化艺术领域有突出地位。赵敬鹏认为，东平之所以成为元代戏曲重镇，在很大程度上与会通河开凿、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有关。
1289年，元朝开凿会通河(东平—临清段)，运河催生商业市镇，各地艺人聚集于东平，形成早期“水浒戏”，比如《黑旋风双献功杂剧》《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大妇小妻还牢末杂剧》等。
元代“水浒戏”最有名的是讲述“黑旋风”李逵的桥段，《水浒传》深受影响，不仅出现了很多李逵的戏份，还沿用了李逵“容貌丑陋、性格粗鲁、喜欢打抱不平”的形象，平添了很多喜剧色彩。
在赵敬鹏看来，这些元代“水浒戏”大多围绕梁山泊、东平府来设计人物与情节，为后来小说《水浒传》的地理形势描写奠定了基本雏形。如元杂剧《李逵负荆》中常用“八百里梁山泊”强调梁山泊的广阔险要，在《水浒传》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中，作者通过林冲的视角首次全面展现了梁山泊的地理环境，“方圆八百余里”，表现梁山泊之“险要”。
在赵敬鹏看来，运河的流动轨迹形成了首尾呼应的叙事结构。在“征辽”这场抵御外敌的战争中，提及的“潞水”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段。
小说所描述的梁山泊英雄好汉“南征方腊”，更是围绕运河的争夺拉锯战。赵敬鹏解释说，宋江率兵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从淮安到扬州，从扬州过江到镇江，又从镇江沿着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抵达杭州。这一军事作战轨迹与京杭大运河的轨迹(淮扬运河段、江南运河段)完全重合。
《水浒传》中很多人物的经历都与运河相关，比如“青面兽”杨志。杨志在押送花石纲的过程中，在黄河里翻船，没能顺利完成任务，被“削去本身职役”，被迫外逃避难。
除了押送人员不易，在运河的运输过程中，还体现出花石纲的劳民伤财。《水浒传》中，“玉幡竿”孟康因建造运输花石纲的大船，而被逼上梁山，这是因为奇石体积巨硕，需要“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乃至”。
赵敬鹏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梁山好汉在攻城拔寨的过程中，非常善于运用漕运的“木马计”：巧设埋伏或者以输送粮米等物资的名义暗藏人员入城，从而起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用，比如，宋江率兵“征辽”、攻打檀州城池过程中，安排水军伪装运粮船，并在船内暗藏军士。这些案例体现了梁山军队的谋略，也反映出《水浒传》作者对古代漕运基本功能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