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瑕，生于湖北应城市乡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残疾人作协南京地域理事。全国残疾人作家研修班第三届学员，2014年出版散文集《散落的珍珠》。2021年出版散文集《被南京宠爱的20年》2023年出版《彼岸花开》2025年出版《让文字记住我》。
案头摊开吴瑕新出版的散文集《让文字记住我》，米黄色封面上，黄鹤楼的飞檐翘角与长江的浪花交织成朦胧的剪影——那是她从湖北山村顺江奔赴南京的生命轨迹，也是她用文字编织的梦。作为曾经在文学讲座上与她“对话”的老师，我总想起多年前那个细节：打工路上的她，怀里总攥着叠得整齐的稿纸，仿佛那是对抗命运的铠甲。如今，这个14岁因病致聋的女孩，已成为中国作协首位聋人会员，用25万字在文学殿堂里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城堡。这部由江苏省残联扶持的作品集，不单是她与命运和解的独白，更是一曲在静默中震耳欲聋的生命赞歌。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唇语者》，先刊于《江苏作家》，后经著名编辑、文学评论家张琳先生垂青转 载于《安徽文学》，意外收获诸多读者好评。而吴瑕竟将这篇小文收录进《让文字记住我》作序，让它有了第三次“生命”——这在我的写作生涯里，是从未有过的际遇。我与吴瑕见面不过寥寥数次，但正是这浅浅的印象，让我得以从一个特别的视角，看见她文字里藏着的、比声音更炽热的力量。
吴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名字与《人民文学》“作者”绑定，是在朋友转发的消息里——我猛然惊觉，这个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散文的写作者，竟是多年前在我文学讲座上的听众之一。记忆瞬间拉回那个课堂：当其他学员忙着用录音笔捕捉声音、飞速记下只言片语时，角落里的吴瑕始终低着头，笔尖在笔记本上流淌得比话音更快，像是在追赶一场只有她能看见的“语言潮汐”。后来我才懂，那是她独有的“唇语课堂”：通过紧盯说话者的唇形起伏、手势起落，在脑海里拆解语义，再用文字重建一个“有声”的世界。 这种特殊的感知方式，让她的文字天然带着凝视的重量。健全人习惯用耳朵捕捉世界的喧嚣——鸟鸣、车声、对话里的情绪起伏，而吴瑕却用眼睛当显微镜，把生活里被忽略的波澜，一一碾磨成思想的纹路。《唇语者》三次发表的经历，恰似她创作生涯的隐喻：从《江苏作家》的初露锋芒，到《安徽文学》的广被认可，再到成为新书序言的“压轴”，这篇短文的迁徙轨迹，暗合着她从山村聋女到城市写作者的蜕变——每一次发表，都是一次对“无声”的突围。 她的文字里，满是这种“突围”的细节。写超市购物时，她不写扫码支付的便捷，却执着于指尖触摸纸币纹路的触感：“旧钞边缘磨得发软，像被无数双手焐热过的日子，每一道皱折里都藏着生活的重量”；写春运返乡，她不叙归途的拥挤，只聚焦高铁时刻表上的数字：“盯着南京—武汉”那行小字，目光在两地之间来来回回，像是用视线丈量故乡与异乡的距离”；写文化馆夜校的学习，她记的不是老师的讲解，而是同学递来的板书纸条：“字迹歪歪扭扭，却把‘散文的灵魂是真诚’这行字，照得比手机手电筒的光更亮”。这些被听觉过滤掉的生活切片，在她笔下凝结成独特的生存诗学——世界为她关上了声音的门，她却用文字凿开了千万扇看世界的窗。 最让我动容的，是她对“静默”的超越。《彼岸花开》出版时，她曾用手语比给我看：“文字是我最清晰的声音。”如今读《让文字记住我》，才真正读懂这句话的分量。她写浦口老山采风，不用“鸟鸣山幽”的俗套，却记“露珠在草叶上颤动，相机快门按下时，仿佛听见了它坠落的轻响”；写重庆残疾人研修班的日子，不描山城的喧嚣，只留“小面的麻辣裹着花椒的麻，从舌尖窜到喉咙，像一场无声的烟火”；写湖北老家的八仙桌，不提父亲的叮嘱，只写“木纹的年轮里，藏着父亲刨木头时纷飞的木屑，我虽没听过刨子的声响，却能从他弯腰的姿势里，摸出木工房的暖”。这些诉诸视觉、触觉、味觉的文字，早已跳出“残疾文学”的标签，成为对生命本真最纯粹的凝视——她写的不是“无声的痛苦”，而是“无声里的丰盈”。
翻开《让文字记住我》的第一章“寻常的日子”，扑面而来的是带着生活热气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刚出锅的馒头，咬一口全是实在的麦香。吴瑕写摆地摊的清晨：“五点的露水打在账本上，字迹晕开一小片湿痕，我用指尖蹭了蹭，像摸到了日子的凉”；写打散工的午后：“汗水滴在计算器上，干了留下一圈盐渍，按数字时总觉得滑溜溜的，像是日子在手里打转”；写夜校的夜晚：“手机手电筒照在笔记上，光圈里的字忽明忽暗，我把‘理想’两个字写得特别大，怕被黑暗吞掉”。这些被主流文学忽视的“底层细节”，在她笔下却闪着珍珠般的光——她从不回避生活的泥泞，却总能在淤泥里种出文字的莲。 她的文字里，藏着两种文化的交融。作为从湖北山村走出的“新南京人”，她的笔像是一把味觉钥匙，打开了地域文化的密码：湖北的包面“皮薄得能看见馅里的葱花，咬一口汤鲜得烫舌头”，南京的腌菜“脆生生的，配白粥能多吃两碗”，重庆的火锅“红油滚着花椒，辣得眼泪直流，却舍不得放下筷子”。这些食物不只是味觉记忆，更是她的身份锚点——在《老家的八仙桌》里，她写父亲用刨子打磨桌面：“木屑飘落在他的蓝布衫上，像撒了一把碎雪，我盯着他的手势，在心里把‘家’字写了一遍又一遍”；在《浦口老火车站》里，她凝视铁轨延伸的方向：“百年铁轨锈迹斑斑，却把我32年的城市漂泊，都拉成了远方的形状——它永远指向明天，不管昨天有多难”。这种将个人记忆与地域文明勾连的写法，让散文集跳出了自传的局限，成为城市化进程中边缘群体的精神标本——她写的不是“个人的苦乐，而是一群人的挣扎与坚守”。 更难得的是，她重新定义了自强的模样。在“一路温柔”章节里，她写参加全国残疾人文学研修班的场景：“我们围坐在一起，手势在空气中画出彩虹——有人比‘写作的快乐’，有人比‘家乡的云’，没有声音，却比任何对话都更透亮”。没有悲戚的倾诉，没有战胜命运的豪言，只有对生命韧性的平静书写。她在书中记录自己办理遗体捐献手续的那天：“签字时笔尖顿了顿，忽然觉得轻松——我的身体或许会消失，但文字能替我留在人间”；也写加入“南京之墙”志愿者团队的日子：“帮老人登记信息时，他们的手很凉，我用手语比‘别怕’，他们笑了，像开了两朵老菊花”。这种超越励志叙事的写作，让残疾群体的形象摆脱了被同情的他者，还原成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她不是被命运眷顾的特例，而是“用文字活成自己光”的普通人。
《让文字记住我》这个书名，藏着吴瑕对文学终极意义的答案。作为聋人，她比任何人都懂“消逝”的可怕：声音会散，影像会模糊，亲人的温度会凉，但文字能穿越时空，把转瞬即逝的瞬间钉成永恒。书中第五章“情感世界”，她用文字雕刻父母的模样，读来让人鼻酸：母亲在油灯下纳鞋底，“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针穿过布的声音，我虽听不见，却能从她抬手的弧度里，数出夜里的星”；父亲在田埂上比划农事，“他的手划过稻穗，像在摸孩子的头，我跟着他的手势走，把丰收两个字刻在了心里”；兄弟姐妹的书信，“纸页泛黄，字迹里藏着小时候的吵吵闹闹，我读一遍又一遍，像把失散的时光又拢在了一起”。当她写下“父亲去世后，我才懂得，文字是最长久的孝”时，我忽然明白：她写的不只是个人的追忆，更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救赎——我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对抗生命里的“失去”。 从19岁发表处女作到50岁出版第四本散文集，30年的写作生涯，吴瑕完成的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在“烟火人间”章节里，她写做蛋炒饭的细节：“米粒在油锅里跳，像小时候在田埂上追着跑的萤火虫，我盯着它们，忽然觉得日子也能这么热闹”；写腌菜的过程：“盐粒撒在青菜上，慢慢渗出水来，像把夏天的鲜，都腌进了冬天的罐子里”。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书写，实则是对“存在”的确认——当世界以“无声”相待，她用文字证明自己的鲜活：“每一个字都是我留在人间的脚印，歪歪扭扭，却走得很稳”。这些脚印连起来，就是一条从山村到城市、从无声到有声的精神之路——路上有泥泞，有风雨，但更多的是文字点亮的光。
作为曾经的文学期刊主编，我见过太多急于求成的写作者：有人追逐时髦的叙事技巧，有人堆砌华丽的辞藻，有人把苦难当噱头。而吴瑕的写作，却带着一种“笨拙”的真诚——她不玩文字游戏，不刻意制造冲突，只用最质朴的语言，把日子里的真、善、美一一记下来。这种笨拙恰恰暗合了文学的本质：当我们被流量时代的喧嚣裹挟，当深刻变成刻意的晦涩，她的文字像一汪清泉，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凝视。就像她在南京北站老站台上写的那句：“铁轨会生锈，站台会衰老，但文字永远年轻。”
合上书页，窗外的野杨梅树正沙沙作响，好像是在说：江北老山脚下藏着位湖北来的“李娟”。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听见了吴瑕的“声音”——不是耳朵能捕捉的声波，而是文字里藏着的、比声音更持久的生命律动。在这个声音过剩的时代，她的“静默写作”格外珍贵：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对生活的深情拥抱；没有惊世骇俗的宣言，只有对文字的虔诚坚守。正如她在书中写的：“即使世界对我沉默，我也要用文字大声活着。” 这份对文字的信仰，让一个聋人女性的生命，在静默处绽放出最绚烂的文学之花。而我们，有幸成为这场绽放的见证者——见证一段用文字对抗遗忘的传奇，见证一个灵魂在文字里获得的永恒。
【本文作者简介】
李风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名誉委员;曾任《雨花》杂志主编、江苏省残疾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作品被列入国家图书出版基金项目、另有作品被评选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度报告文学排行榜，有五十余万字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文字印行海外；曾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原国家图书奖)、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江苏10年报告文学奖”、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获得南京市"五个一工程"奖、江苏省第一届优秀版 权作品奖等文学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