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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生活在宋朝开启的森林时代 ——《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出版

  近日,《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由上海光启书局出版。本书关注公元1000—1700年的中国森林史,考察了中国从宋代到清代初期管理森林的历史,尤其是人工造林(以杉木为代表)对满足木材需求带来的贡献。本书的结论是,中国自宋代以来实现了森林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出现了“现代化”的、超前于西方的林业制度萌芽,这段历史对今天的中国依旧充满启发。作者为美国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孟一衡,专攻中国环境史、森林史,本书是他的代表作,源自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其导师为汉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本书译者团队为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张连伟、李莉、李飞、朗洁四位林业史学者,提供了专业通达的翻译。

  有意思、有意义,耳目一新的“杉木帝国”兴衰史

  过去的历史多是从人出发,本书的历史写作显得更“有意思”——以杉木为视角。在人类历史上,天然森林是木材的供应来源,到宋代,由于经济发展、人口膨胀等原因,木材需求急剧增加,天然森林不再“取之不尽”,一场“森林危机”出现。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是宋、元、明(以及清初)历朝统治都面临的问题。杉木脱颖而出,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树种,很快在华南地区广泛种植,在水军建设、宫殿建造、桥梁民居修建、燃料供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证了三个朝代的起伏兴衰。自19世纪开始,中国面临更多内忧外患,森林也遭受更大破坏,杉木种植的进退与帝国命运体现出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也是本书发人深省的“有意义”之处。

  “森林革命”与“惊人的现代化”

  由于古老的天然森林已难以满足日渐膨胀的木材需求,从1000年到1700年,中国的森林利用对象从天然森林正式转为了人工造林,这也意味着中国对环境利用方式的重大转折,堪称一场“森林革命”,更可以称为“惊人的现代化”。这场革命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林业政策的改革。从北宋蔡京设立监管机构开始,历代都开展了森林土地的调查登记,把具象、复杂的森林,转化为登记簿上抽象、可识别的财税依据,森林从公用的自然资源转变为税收来源和商品产地,山地居民变为依法纳税的人口,现代化、数字化的国家治理模式登上历史舞台。二是森林市场的繁荣。私有产权的保障、货币形式的税收、保障合法交易的契约,促进了森林市场的繁荣发展,甚至国家的木材需求都有赖于民间市场的供应。这样一种“有限国家干预+发达民间市场”的组合,造就了独特的林业体系,堪称现代林业制度的先驱。

  从“大象的退却”到“森林的进击”

  过去关于中国森林历史的研究,以著名学者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为代表,认为中国的森林历史是一个长期滥伐的过程,即“大毁林”。这种说法总体上符合事实,但忽略了这个过程中复杂和多变的可能性。《杉木与帝国》对此提出了补充,认为宋元明的中国森林经历了“大造林”的过程,中国并非如想象中那样一味地滥伐森林,而是出现了人工造林的发展。中国森林历史并非暗淡无光,而是积极活跃,森林的利用和开发实现了可循环、可持续。

  森林领域的“大分流”

  本书认为,中国在1200年就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林业制度,而在欧洲,直到1500年才开始出现。不过,中国领先的体系却没有拯救后来19世纪的环境危难,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还可以被称为森林领域的中欧“大分流”。上述思路与加州学派(比如彭慕兰的《大分流》)的一些观点似曾相识,尽管19世纪之后的林业普遍以欧洲为标准,但是在近代以前,中国的森林业反而走在更前面,比如林业所有权的认定、木材交易的契约和保护、市场机制对木材供应的作用,尤其是木材交易的“自由市场”,这些情况甚至对欧洲产生了启发。

  本书是光启书局“人与环境”丛书的最新一种。作为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环境史是20世纪后半期“史学转向”后出现的新课题,关注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包括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生物繁衍、城市建设等话题。在国家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反思环境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以史为鉴或可提供一种思路。全新推出的“人与环境”丛书,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系列既有话题性又有知识性的环境史读物,除已经推出的《什么是环境史?(修订版)》《东北博弈:环境与地缘政治1910—1911》《杉木与帝国》外,还会关注洪水、丝绸、公共卫生、战争的环境影响等具体话题。(肖峰 李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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