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简介】高翔，笔名野村、高瞻远，资深媒体人、诗人、影视编导，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新华日报社、扬子晚报社、华人时刊杂志社、新华社江苏分社、东方早报社(特聘)等多家新闻机构工作。现任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学艺术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文艺观察家网总编辑。
优秀诗作必得是“有名句，有名篇，形式创新，内容创新”，得其一者，或有可能被称之为好诗，否则，岂不是根自得其乐的牙签?以此标准衡量高翔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我说阿夏》，全诗长达76行，这首诗的名句地位由“我们穿过一片大麦地/豌豆花开得正香/有许多蝴蝶在麦地里飞上飞下”所确立，名篇地位由《诗刊》全篇刊载的罕见礼遇所确认，且并非是从投稿中选用，而是从社会海量诗潮浪花中撷取。那么，它的形式创新与内容创新又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它创造了一种“绵长的独白体”，并以这种形式承载了对存在困境的深刻沉思——前者是诗艺的贡献，后者是思想的贡献。
高翔无疑是新时期新诗喷发期的重要诗人。这首长诗《我说阿夏》是他半夜忽发灵感，从床上翻身而起，在灯下一气呵成。可谓诗兴来了挡也挡不住!然而，灵感只是诗的受孕期，形式才是诗的骨骼。本文试图论证的是：《我说阿夏》在看似“反格律”的自由诗外观之下，恰恰实践了一种更深层的格律精神——它以“我说阿夏”的周期性复沓为内在节拍，以沉默与独白的对位为音乐结构，以大麦地与城门的空间对照为建筑秩序，创造了一种“新格律诗学”的独特范本。
闻一多先生在《诗的格律》中提出，新诗应当具备“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这三条标准被后人奉为新诗格律化的圭臬。然而，当我们用这把尺子去丈量《我说阿夏》时，一个有趣的问题浮现出来：这首诗几乎没有任何外在的格律——它不押韵，没有整齐的字数，诗节长短不一——但它恰恰在“反格律”的形式中，抵达了更深层的格律精神。
这是因为，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本质不是外在的镣铐，而是内在的秩序。《我说阿夏》的秩序，建立在一个最简单的句式之上：“我说阿夏”。这四个字在全诗中出现二十余次，平均每四行一次。这种高密度的复沓，不是诗人的词穷，而是一种自觉的形式追求——它如同建筑中的立柱，撑起了每一段回忆的穹顶；又如同音乐中的固定音型，在变奏中保持着全曲的统一性。
我将这种形式命名为“绵长的独白体”。“绵长”指其篇幅与气息——近80行的篇幅，一口气贯穿，没有分节，没有断裂，仿佛一次持续不断的长呼吸；“独白”指其话语姿态——全诗只有“我”一个人在说，“阿夏”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在“低着头”、偶尔“呜呜地哭”、偶尔“咯咯地笑”。这是一种极限的言说：一个声部在倾诉，另一个声部以沉默作为应答。
这种“独白体”的创新性在于，它既不同于浪漫主义的自我抒情(那里没有具体的“你”)，也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戏剧独白(那里“你”的在场是明确的对话者)。“阿夏”始终在场，但她是一个沉默的在场，一个缺席的在场。她不是听者，而是被呼唤的对象；她不是对话者，而是独白的理由。这种独特的三角关系——说着的“我”、沉默的“她”、被谈论的“阿狗”——构成了独白中的复调。
从“音乐的美”的角度看，《我说阿夏》的音乐性不在外在的押韵，而在内在的语调。这首诗几乎可以“听见”——不是朗诵家在舞台上的慷慨激昂，而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耳边的絮语。这种絮语的节奏，来自“我说阿夏”的周期性回归，如同呼吸的吐纳。
试分析一个片段的音乐性：
> 我们穿过一片大麦地那是一个夏天
> 我们穿过一片大麦地
> 豌豆花开得正香有许多蝴蝶在麦地里飞上飞下
第一个“穿过”带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节奏舒缓；第二个“穿过”被回车截断，形成停顿；第三个句子不再重复“穿过”，而是转向感官(豌豆花的香)和视觉(蝴蝶的飞舞)——三个句子，三种节奏，形成一种“散文诗式的音乐性”。这种音乐不是贝多芬式的交响，而是巴赫式的赋格：同一个主题在不同的声部中变奏、叠加、对话。
更精妙的是沉默的音乐性。全诗中，“阿夏”没有说一句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声音不存在——她的笑、她的哭、她的“低着头”、她说的“我怕”，都作为非语言的“声音”参与着这首诗的音乐织体。加缪说：“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套用这句话：沉默本身就是对语言最有力的应答。在“我”的滔滔不绝与“阿夏”的绝对沉默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这正是这首诗最深刻的音乐所在。
“我说阿夏”的复沓，在音乐结构上形成了一种“回环曲式”。全诗以“我说阿夏，你瞧这傍晚的天空多美，你瞧这平缓的小山多美”开篇，以近乎相同的句子收束。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言说困境”的形式化呈现：说了那么多，回忆了童年、穿过了大麦地、走过了池塘、回到了城门，“阿夏”依然低着头。于是，“我”只能再说一遍最初的话。这是一种比悲剧更深的无奈：语言不能拯救，但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有。
闻一多论“建筑的美”，强调的是诗节的行数匀称、字句整齐。但《我说阿夏》的建筑性，不在外在的齐整，而在内在的情感结构。我将这种结构称为“同心圆式回环”。
全诗构建了多层次的空间结构：从“天空”“小山”的远景，到“大麦地”“池塘”的中景，再到“洋楼”“城门”的近景，最后回到“天空”“小山”的远景——这不仅是空间的移动，更是时间的穿梭：从“现在”的傍晚，回到“过去”的童年，再回到“现在”的黄昏。诗歌的建筑，正是在这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中，获得了它的立体性。
值得注意的是“黑洞洞的城门”这个意象。它在诗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溜出黑洞洞的城门去看乡村的风景”，第二次是“走到城门口的时候呜呜地哭起来”，第三次是“该走回那座有黑洞洞城门的城市了”。“城门”是城乡之间的边界，也是童年与成年、自由与规训、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分界线。大麦地的明亮、豌豆花的芬芳、蝴蝶的飞舞，都在城门的这一侧；而城门的另一侧，是“粗鲁地挤巴士”“把几枚小钱捏在手里厌恶而不能扔掉”“生儿育女在周末晚上闲聊三个小时随后睡觉”的成人世界。诗歌的建筑性，正在于它用“城门”这根柱子，撑起了两个世界的对峙。
这种空间结构具有一种诗学上的必然性。当“我”领着“阿夏”从城门走出去，进入大麦地的记忆空间时，那是一种从现实向记忆的逃逸；当“天快黑了，我们该回去了”，回到“那座有黑洞洞城门的城市”，那是一种从记忆向现实的被迫返回。去时的欢愉与归时的沉重，构成了诗歌建筑的内在逻辑。
笔者想要表述的“绘画的美”，是指诗要有视觉的冲击力。《我说阿夏》的绘画性，不在浓烈的色彩铺陈，而在印象派式的光影捕捉。
“豌豆花开得正香”——这是通感，也是色彩的暗示。豌豆花多为白、粉、紫，在夏日傍晚的光线中，它们不会以浓烈的姿态争夺视线，而是以香气的方式弥漫。高翔没有说豌豆花是什么颜色，但每一个读者都能“看见”它们的颜色。这种“留白式”的绘画，恰恰是中国美学的精髓：不画全幅，而让观者用想象补足。
“有许多蝴蝶在麦地里飞上飞下”——蝴蝶的色彩同样被省略了，留下的只有“飞上飞下”的动态。这让我想起中国水墨画中的“空”——画面上大片留白，却在留白处藏着无限。高翔的省略不是无能，而是一种自觉的减法美学。
诗中还有几处值得注意的色彩细节：“围墙上爬满开紫花的青藤”——紫花与青藤，是冷色调的搭配，暗示着洋楼里那种令人“吓得苍白”的氛围；“你一头黄发”——黄色在画面中是一个暖色的亮点，出现在童年的记忆中，与成年后“低着头”的灰暗形成对比。高翔的色彩运用是克制而精准的，他不用调色盘，只用几管颜料，就画出了两个世界的温差。
最动人的“画面”，是“你摘了许多豌豆花缠在头上”。这是一个动态的画面——豌豆花缠在头上，不是插在头上，“缠”这个动作暗示着某种孩子气的、不计后果的疯劲儿。紧接着，“你咯咯地笑了，我也笑了，当然还有阿狗”——三个人的笑声，是这个画面中最明亮的光。然而，当我们意识到这束光来自“过去”，来自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刻，这幅画就染上了一层挽歌的底色。高翔诗歌的绘画性，正在于他让明亮与忧伤在同一画面中共存。
文学不是生活的照搬，而是对生活本质的思考。文学的深处是哲学，哲学的表达可以是文学。《我说阿夏》的哲学支撑，不是从西方哲学书中借来的概念，而是从汉语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存在之思。
“低着头”在全诗中出现五次。这五次低头，串起了一条精神线索：从童年的“笑起来就没个完”“咯咯地笑”，到现在的“低着头不说话”；从“你可不能总是低着头”的温和劝慰，到“你倒是说话呀”的近乎哀求。“阿夏”的沉默，表面上看是情感创伤的结果(“阿狗已背弃了我们”)，但深层来看，是一种更深广的存在性症状——在经历了背叛、失落、幻灭之后，语言变得不再可信，表达变得不再可能。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我说阿夏》中的“我”，正是在做这件事：他没有试图“治愈”阿夏，他只是在说，不断地说，说那些童年的记忆，说那些美丽的错误，说“这大麦地好香”，说“天快黑了”。这些话改变不了什么——阿狗不会回来，城门依然黑洞洞，明天还是要挤巴士——但它们在证明一件事：我们还在，我们还记得，我们还愿意对彼此说话。
这正是语言的救赎：它不能改变世界，但它能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当“我”说“我说阿夏”的时候，他不仅在呼唤一个具体的人，更在确认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基于利益的计算，不是基于责任的捆绑，而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曾经一起穿过大麦地，豌豆花开得正香，蝴蝶在飞上飞下。回忆是这种关系的担保人，而语言是这种关系的履行者。
这种独白的困境与救赎，构成了《我说阿夏》最深刻的内容创新。它让一首关于失恋的诗，升华为一首关于存在的诗。阿狗是谁?阿狗走了红运，阿狗背弃了我们，阿夏因为阿狗变成了“哑巴”——这些具体的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经历了“阿狗”所象征的背叛与幻灭之后，人是否还愿意说话，是否还愿意相信语言的力量，是否还愿意在黑洞洞的城门之外，看见那片大麦地上的蝴蝶。
把《我说阿夏》放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诗坛，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独特价值。
那是一个诗歌的喷发期：朦胧诗以象征的荆棘划破时代的帷幕，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徽章；第三代诗人则用语言的狂欢解构一切，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于坚说“拒绝隐喻”。在这样“众声喧哗”的语境中，高翔的《我说阿夏》显得格外“安静”——它不呐喊，不反叛，不玩语言游戏，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话。
这种“安静”，本身就是一种逆潮流的选择。当许多诗人急于发表宣言、标榜立场时，高翔退回到最朴素的诗学现场：两个人，一段记忆，一片大麦地。他没有追求“名句”的警策，他追求的是“名篇”的整体性——一首诗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世界，你必须从头读到尾，才能感受到那种从明亮到暗淡、从欢笑到沉默的情感曲线。
高翔的诗歌语言如长江水般平缓而深沉，在直白的叙述中暗藏生命的湍流。这种直白不是简单化的表达，而是经过艺术淬炼的“减法美学”。诗人像一位精通水墨的画家，以最少的笔触勾勒最丰富的意境。在《我说阿夏》中，这种“减法”体现为对形容词的克制、对修辞的节制、对情感表达的直陈——但这种直陈在反复的“我说阿夏”中，产生了一种近乎祈祷的庄严感。
《我说阿夏》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证明了：在新诗的版图上，除了朦胧诗的精神苦旅和第三代的语言实验，还有第三条路——一条用直白语言包裹深沉情感、用复沓结构构筑内在秩序、用个体对话承载普遍关怀的路。这条路不够“先锋”，不够“震撼”，但它的持久生命力，正在于它对人间烟火的忠诚。
当年《我说阿夏》传抄社会、流布甚广，被《诗刊》印诸版牍，在诗坛传为佳话。今天重读这首诗，我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越时光的力量——它来自一个诗人对另一个人的关切，来自一种在荒诞中不放弃言说的勇气。普希金说：“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美好的回忆。”但高翔的《我说阿夏》告诉我们：有些回忆之所以美好，不是因为过去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在那个过去里，有人愿意对你说——“你瞧，这天空多美。”
在这个AI都能写十四行诗的时代，或许独白才是人类最后的诗意自留地。高翔的《我说阿夏》，以一个人的声音对抗整个时代的喧哗，以沉默的重量平衡语言的风浪，以记忆的大麦地抵御城门的黑洞洞。这就够了——诗歌的意义，不正在于为我们锚定那些值得珍视的瞬间吗?
【作者简介】李风宇，中国作协会员、《雨花》杂志原主编、资深文学读评人。
附：高翔《我说阿夏》
我说阿夏你瞧这傍晚的天空多美
你瞧这平缓的小山多美
我说阿夏我嗅出一股清香味儿
它使我想起童年我说阿夏
你可不能总是低着头我说阿夏
既然你说不出更爱他还是更爱我
就是说你是可以爱我的我说阿夏
干嘛死心眼儿那家伙走了红运
看到我们一副神气劲儿真让人恶心
我说阿夏既然阿狗已背弃了我们
他就不再是我们的朋友
我说阿夏你干嘛低着头你那时可不是这样
我说阿夏你小的时候可是个爱笑的女孩
那时你一笑起来就没个完
拚命扯住自己的头发
那时候你还是个黄毛丫头
你一头黄发笑起来就没个完泪水从你的眼角笑出来
弄得我也笑出泪来当然还有阿狗我说阿夏
那时我们经常溜出黑洞洞的城门去看乡村的风景
我们穿过一片大麦地那是一个夏天
我们穿过一片大麦地豌豆花开得正香
有许多蝴蝶在麦地里飞上飞下
我说阿夏那时我们玩得多好我说阿夏
那时阿狗那小子可不坏还挺害羞
经常带点洋玩意给我们开开眼界
也让我们进过两次他家的洋楼
那洋楼很少有人能进去围墙上爬满开紫花的青藤
我说阿夏你那时一进那洋楼小脸就吓得苍白
你说你再也受不了了以后我们就不再去了
我说阿夏阿狗那小子长得比我英俊
你不得不承认阿夏你对他总是比对我好点
我说阿夏那次穿过大麦地你一定没有忘记
我说阿夏你采了许多豌豆花缠在头上
我说阿夏你好漂亮呀你咯咯地笑了
我也笑了当然还有阿狗
后来我们走到一个小池塘边我们一起玩水
我说阿夏那时你真疯啊玩起水来可真疯啊
把裙摆全弄湿了把满身弄得都是泥巴
结果不敢回家了走到城门口的时候呜呜地哭起来
你说我怕我怕哭得好伤心我说阿夏你别哭
哭可顶不了什么用
你还是呜呜地哭着哭得越发伤心了
女孩子都是这样
我说阿夏那次我们玩得真痛快
那次你采了许多豌豆花缠在头上
我说阿夏你好漂亮呀你咯咯地笑了
你可不能总是低着头我说阿夏
你可不能因为阿狗变成哑巴我说阿夏
没有阿狗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也得唱歌也得笑
阿狗充其量不过是阿狗我说阿夏
让我们谈点什么吧就说这些山吧我说阿夏
这些山这些平缓的小山充满了女性的美丽
我说阿夏这些山在黄昏里充满了玄秘的精神
这种精神你我都无法说清
而恰恰是这种精神把我们整个儿笼罩其中
我说阿夏你该抬一抬头吧我说阿夏
这大麦地好像还是从前的大麦地我说阿夏
这豌豆花开得多水灵多生动要是那时的你
在这里一定要咯咯地笑了
一定要采许多豌豆花缠在头上
我说阿夏当然现在你已不是孩子你伤心的时候
再也不会呜呜地哭了我说阿夏不哭就不哭吧
可低着头不说话总不是一回事我说阿夏
你瞧天快黑了我们该回去了
该走回那座有黑洞洞城门的城市了
这大麦地好香我说阿夏天快黑了
这大麦地将在夜的怀抱里睡去了
将像温顺的婴儿一般躺入土地的永恒之梦
我说阿夏没有阿狗我们也得活下去
也得从城门下进进出出像一种必须
也得粗鲁地挤巴士痛苦或甜蜜地陷入一重重情欲之网
也得把几枚小钱捏在手里厌恶而不能扔掉
也得生儿育女在周末闲聊三个小时随后睡觉
我说阿夏你倒是说话呀天快黑了我们该回城了
你老低着头总不是一回事儿
我说阿夏这大麦地好香
(原载《诗刊》198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