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3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一项对俄制裁决定，将4名俄罗斯个人和5家实体列入限制清单。措施包括冻结在欧盟境内资产、禁止欧盟公民和企业向其提供资金，以及限制相关个人入境或过境欧盟。
制裁名单高度聚焦——全部指向俄罗斯互联网监控产业链上的关键节点。5家实体包括：VK公司(VKontakte，俄罗斯最大社交网络)及其子公司Communication Platform LLC(国家即时通讯应用MAX的开发方)，以及Citadel、VAS Experts和Norsi-Trans三家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SORM监控系统提供硬件和软件的企业。4名被制裁个人均为上述企业的负责人，包括Communication Platform总经理Elena Bagudina、VAS Experts负责人Dmitry Gachko、Norsi-Trans负责人Sergey Ovchinnikov和LLC Citadel负责人Mikhail Fomin。
这不是一次例行公事的“批量制裁”，而是欧盟首次系统性地将俄罗斯互联网基础设施纳入制裁范围。 制裁决议明确指出：这些措施针对的是俄罗斯“持续使用新技术限制言论自由、获取信息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行为。MAX应用预装在俄罗斯所有销售手机上，具备“广泛监控能力”，可监控用户通信及VPN使用、收集通讯录数据，被用于压制对俄罗斯对乌战争的批评者；SORM系统则被用于实时拦截电话、邮件、短信及社交媒体数据，监控对象覆盖记者、反对派人士、少数群体及普通公民。
一、制裁的“特殊性”：从寡头到代码
此次制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瞄准传统军工或能源行业，而将矛头指向了民用科技企业及其负责人。 过去欧盟对俄制裁多针对政府官员、寡头或国有银行；此次则选择了VK、MAX、SORM这一整套看似“民用”的技术产品——社交网络、手机应用、通信监控系统。在欧盟的定性中，这些技术产品并非中性的基础设施，而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延伸的触手：MAX的开发受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监督，SORM则是FSB用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监控的核心系统。制裁这些企业，实质是在打击国家监控能力的“供应链”。
这一选择透露出欧盟对俄策略的一个重要转向：从惩罚国家行为体，转向瓦解压制工具的物质基础。 制裁的不再仅仅是“人”——官员、寡头，而是“物”——监控技术的基础设施。然而，正是这种“技术制裁”的路径，将欧盟推入了一个国际法合法性的争议漩涡。
二、合法性的三重叙事
围绕此次制裁的合法性，欧盟、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给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每一方都从自身的法律框架和利益立场出发，构建了彼此无法兼容的合法性论述。
欧盟的叙事：合法的“限制性措施”。 欧盟的法律依据来自其内部制度框架，即《欧盟条约》第29条，该条款将限制性措施定位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核心工具。欧盟法院的判例为“技术制裁”提供了关键的司法背书。 2025年，欧盟普通法院在涉及俄罗斯IT企业的判例中确认了所谓的“IT标准”——允许对持有FSB颁发许可证的俄罗斯IT行业实体实施资产冻结。法院认为，这一标准“足够清晰和客观”，因为它针对的是“持有俄罗斯安全部门特定许可证的有限群体”；在比例原则方面，法院认定该措施对于向俄罗斯施压是必要的，理事会无需证明该公司直接参与了破坏乌克兰领土完整的行动。这一判例逻辑在此次制裁中得到了延续：制裁的依据是企业的“技术功能”及其与FSB的“监管关联”，而非具体的侵权证据。
俄罗斯的叙事：非法的“单边强制措施”。 俄方的立场针锋相对。俄罗斯官方多次申明，欧盟对俄制裁“不合法，因为它们未经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俄方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只有安理会有权根据第七章授权实施具有约束力的制裁。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在国际法上缺乏合法性基础。 俄罗斯将欧盟的制裁定性为“经济胁迫”和“域外适用”。
国际社会的分歧：第三方国家的态度。 中国官方多次明确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并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联合国大会也曾多次通过相关决议，谴责“未经联合国相关机构授权且不符合国际法的单边强制经济措施”——尽管联大决议不具约束力，但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单边制裁合法性的普遍疑虑。
三种叙事各自拥有不同的听众和合法性基础，彼此之间不存在公约数。这也正是此次制裁合法性争议的根源所在：它不是单纯的法律技术问题，而是国际法秩序的深层分歧——在单边制裁的合法性问题上，国际社会尚无共识，而欧盟正试图通过判例和制裁实践，单方面推动这一共识向其有利的方向倾斜。
三、域外管辖：合法性的制度裂缝
如果说法理分歧是表层的争论，那么“域外管辖”则是此次制裁面临的更深层制度困境：欧盟的法律权力边界在哪里？
制裁VK及其供应链企业，实质上是欧盟依据自身法律对在第三国注册、主要市场在第三国的企业实施限制。 这在国际法上被称为“域外管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将其法律适用于境外实体。域外管辖在国际法上并非绝对禁止，但通常需满足“真实联系”原则——即企业行为对制裁实施国产生实质影响。然而，VK和MAX的主要业务在俄罗斯境内，其在欧盟的商业利益微乎其微。 欧盟与这些被制裁对象之间的“联系”微弱，这恰恰是合法性争议的核心所在。
欧盟普通法院在相关判例中认为，FSB颁发的许可证本身即构成“监管关联”，足以支撑域外管辖。但这一逻辑在国际法层面面临广泛质疑——将“持有本国政府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等同于“与制裁实施国存在实质联系”，在国际法上并无先例可循。 当制裁的依据从“行为”转向“技术功能”，从“证据”转向“关联”，合法性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
四、制裁的实效与象征
VK公司在制裁公布后迅速回应：欧盟制裁不影响VK和MAX的工作方式，应用程序和服务照常对用户开放。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则称，这些制裁“无非是对VK和MAX为俄罗斯数字主权所做贡献的认可”。
这份回应既是对制裁效果的否认，也暗示了“技术制裁”的天然局限——当一家企业的主要市场在制裁实施者管辖范围之外时，制裁的穿透力终究有限。 欧盟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提供资金和入境禁令，但对于主要市场在俄罗斯境内的企业而言，这些限制的实际影响有限。
然而，将制裁的效力局限于“冻结了几笔资产”或“企业声明不受影响”的层面，可能低估了此类行动的象征意义。此次制裁的真正效力不在于经济打击，而在于规则塑造——它传递了一个信号：任何为侵犯人权提供技术支持的企业，无论注册地在哪，都可能面临域外制裁。这种“规则输出”的意图，可能比资产冻结本身更具长远影响。
此次人权制裁框架下累计列入名单的俄罗斯个人已达98人、实体7家。这一数据本身说明，在制裁的“数量积累”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制裁的依据从“惩罚行为”转向“瓦解技术体系”，从“有证据的指控”转向“基于功能的定性”，欧盟究竟是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略路径，还是走入了一个合法性不断被质疑的困局？
这次“4人5企”的制裁，既是一次针对俄罗斯监控产业链的精准打击，也是一次在合法性边缘的试探。它开启了欧盟对俄“产业链制裁”的新路径，但同时也将欧盟推入了域外管辖的合法性争议之中。当制裁从惩罚行为转向拆解技术体系，欧盟究竟能否走通这条路，答案尚未揭晓，但争议已经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