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召兵在研究遗址出土的陶器。（受访者供图）
台传媒记者陶子骞
工地四周，麦浪翻滚。村民早已迁走，徒留空空荡荡的屋舍。被围墙围护的下汤遗址，像一座麦田中央的“孤岛”。
寻常日子，考古队员只能猫在探方里，面对各种遗迹，用手铲和毛刷，一点点拂去岁月的黄土。身旁若有人，偶尔交流两句，除此外，耳边多是墙外的风声。
仲召兵是2015年来的。作为仙居下汤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他与团队一头扎进这片沉睡的土地，试图读懂这本近万年的“无字史书”。这一待，就是十年。
直到今年4月，下汤遗址成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位留着略长刘海、戴着黑框眼镜的考古人，才算真正从那座“孤岛”迈步至台前。“聚光灯”下，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向世人讲述这片土地埋藏的故事。
一
考古站内的文物陈列室，仲召兵拿起一件陶盆，亮出底部，上面有淡淡的印痕。
“你看这些席纹。”仲召兵说，“就是上山文化时期留下来的信息。”
席纹，即草席的纹理。盆底的席纹，规则、有序，绝非天然形成，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席子的编织手艺。
“顺着这条线索再想。”仲召兵的语速逐渐加快，“制陶的先民，或许是将陶胎直接放在席子上晾晒。这是否意味着，当时可能已出现了专职的制陶工匠？陶器生产达到了一定规模？”在他眼中，那片印痕，俨然是先民留下的“签名”，弥足珍贵。
如今的仲召兵，早已沉浸式地“迈入”了这段横跨万年的历史里。但如果将时光倒回十年前，他与下汤遗址的相遇，却带着几分“偶然”。
彼时，作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他还在温州负责另一考古项目，未到过下汤。
原本在下汤勘探的同事因工作调动去了别处，领导问他意愿，他想想，反正都是工作，来便来吧。
而仙居下汤遗址，自1984年被发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普遍认为其年代上限约在距今7000年到5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稍后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简单打了一圈土围墙，把核心区域保护起来。”仲召兵说。
仲召兵到岗后，了解到勘探结果显示，遗址的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更是达到惊人的2.5米。为了搞清楚这2.5米到底“藏”着多少秘密，考古队布设了探方，进行试掘。
这一次挖掘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当时就注意到，最底层的陶片具有上山文化的特征。”仲召兵说，“我们又把底层里的碳样送到北京大学去测年，测出来的年代也是距今9000多年。”
而更令仲召兵意想不到的是，2.5米的文化层，不仅包含了距今近万年的上山文化，其上还清晰叠压着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等不同时期的遗存。4个文化时期，绵延近6000年，如此完整且连续的文化序列，在国内实属罕见。
自此，一幅遥远而神秘的远古社会图卷，在仲召兵眼前徐徐展开。
二
对仲召兵而言，文化层年代与内涵的确认，不过是揭开了下汤之谜的冰山一角。
下汤遗址跨越的年代，注定找不到任何的文字遗存。想要一探究竟，唯有从遗址出土的“物证”开始，一点一点拼凑历史的真相。
在下汤，最不缺的“物证”，是陶器。准确来说，是许多已经破碎的陶片。
由于年代实在过于久远，这些陶片往往跟凝固的黄土“融为一体”，清理、还原难度巨大。
“但正是因为它们太原始，所以它们给文化‘定了调’。”在考古站内的文物陈列室，仲召兵指着架子上的一个个陶罐说，“你看，9000年前的容器，跟我们今天家里用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在文物陈列室里，摆在架上的陶器们静默不语。其中一件，口微敛、深腹，对称双耳，形似笔筒，就叫筒形罐；单耳设计，弧壁规整，叫圈足碗；与今天大碗造型无异，但体积更大的，叫大口盆……在仲召兵看来，这些陶器朴素的名称和外观下，藏着与先民对话的密码。
筒形罐，其外层带有红衣，被称为最古老的“中国红”。与景德镇陶瓷大学合作检验后，团队发现红衣的材料源自赤铁矿，陶器烧制温度已经达到600℃左右。
落到仲召兵眼里，这一抹“红”，展现了上山文化时期下汤人的制陶技术和审美追求。“大量选择赤铁矿，肯定有他的道理，那时并非只有这么一种材料。”他又指着罐底的镂空赞叹道，“你看，多漂亮的设计。”
而数量众多的陶杯，仲召兵则推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某种类似于酒的饮料。“假如只是喝水，用碗就可以。”仲召兵说，“当时的先民，在陶器上已经有了分类，生活上展现出了一定的细致度。”
当然，光靠陶器显然不够。仲召兵和团队，不仅想要了解先民用什么，还渴望了解他们吃什么。
遗址出土的碳化稻米，成为他们解开早期农业谜团的关键线索。
通过水稻植硅体分析，仲召兵和团队发现，在上山文化中晚期，水稻的驯化率已基本达到70%。这无疑颠覆了原本人们对农业历史的认知。
而配套出土的大量石磨盘，不仅是加工食物的工具，其上的残留物更揭示了先民的食谱。除了水稻，还有橡子、薏苡等。
但仅仅通过这些出土的器物来“管中窥豹”，对于完整理解这个延续了万年的聚落来说，还远远不够。
十年间，仲召兵带领团队做水磨功夫，一点一滴复原万年下汤的社会图景，但拼图总缺一角。好在，2024年迎来了转机。
三
这些年来，中国的考古理念，已从传统的器物类型学研究，转向更注重社会复原的聚落考古。但要在下汤的聚落研究上有所突破，仲召兵深知，必须从宏观结构上着眼。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4年，团队在遗址东区发掘时，惊喜地发现了十余座规整排列的土台子，它们围绕着一个独立台地。那一刻，仲召兵难掩心中的欣喜和激动。
此后，他迅速厘清了中心台地、外围土台以及最外侧环壕组成的三重聚落结构。
“土台的发现，对于理解当时村落的社会单元组织形式，具有重要意义。”仲召兵解释，“下汤遗址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全景式地揭示了早期村落的样态。”
下汤先民的生活场景，终于逐渐明晰。
中心台地，类似于村落的公共活动区域，上有多处房址，也有石磨盘等工具的集中区域，仲召兵推测，那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功能分区意识，将居住、食物加工，甚至举行某些仪式的场所作了划分。到了上山文化后期，中心台地更是被精心营建成一处红烧土广场，地面平整而坚实，其功能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外围土台上也发现房址、灰坑等生活遗迹及器物坑、墓葬等仪式活动遗迹，再向外，则是利用自然河道改造而成的环壕。这道环壕，不仅初步具备了防御外敌、划分“领地”的实际功能，同时也兼具蓄水之用，为后世城池的护城河系统，提供了难得的溯源样本。
更引人遐思的是，在这些土台之上，还分布着一些神秘的“器物坑”，坑内埋藏着数量不等的陶器。其中一个坑放置的陶器数量达到40余件，远多于其他器物坑。这一现象迅速成为学界热议焦点。
仲召兵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丧葬行为，放置陶器数量更多的器物坑，属于高级墓葬。
“倘若这个推论成立，那便意味着当时的社会，或许已经出现了身份的分化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仲召兵说。
四
“有时候，我会把自己当成下汤人，想着自己要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会做些什么，经历些什么。”蹲在器物坑旁，望着坑里堆满的陶片，仲召兵说，“你可以想象，在那一刻，下汤先民向坑内摆放和埋藏陶器时的情景，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怀着怎样的心情？”
在下汤的十年，这般与自己的对话，与先民的“对话”，日日都在上演。
但说来有趣，仲召兵对考古，并非“一见钟情”。直到大三前往殷墟实习，亲手触摸到3000多年前的遗存，那份历史的“温度”，才真正点燃了他心头对这份事业的热情，“考古的本质，是通过发现、研究、推理，去揭开历史的面纱，这太有意思了。”
遗址中能够获取的任何蛛丝马迹，都是帮助仲召兵拼凑真相的“钥匙”。而生逢这个时代，无疑也是他的幸运——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常常能化不可能为可能，让他“看”到前人所不能察觉的细微之处。
下汤遗址发掘过程中，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地质考古、环境考古等多种科技手段的综合运用，为团队提供了许多肉眼无法企及的信息，不断拓展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在仲召兵的脑海里，万年前下汤的那些人、那些事，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鲜活。
“我们考古人的快乐，一般人可能很难体会。”仲召兵的笑容里带着几分自豪。
考古人同时也是“苦”的。田野考古，跟农业差不多，都是“看天吃饭”。天晴抢工，下雨就得望天兴叹。在野外作业，风吹日晒。到了室内，还得修理文物。这更是精细活，下汤的陶片埋藏万年，得用手术刀把黏在陶片上的土一点点剥离，但动作还不能重，陶质疏松易碎，也不能沾水，容易掉色。这活干起来，慢得能让人抓狂。
但仲召兵说，上面这些都不算辛苦，最辛苦的是考古人常年在外，与家人两地分居，缺席孩子的成长。
五
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远非仲召兵这一程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如何让这些文化遗产“活”起来，是仲召兵一直琢磨的事。
如今，下汤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已被提上了日程。仲召兵作为下汤遗址发掘的亲历者和负责人，一直在参与遗址公园的规划与学术指导。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遗址公园建设的必要性，提出需“加快建设下汤考古遗址公园”，将其打造为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的样板。
仲召兵希望，随着未来遗址公园的建成，游客们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到那段遥远的历史”，“让公众了解考古，本身对文物就是一种保护。”
他还计划文创开发。
“做文创，能让古代文化遗产更‘接地气’地融入当代社会。”他兴致勃勃地说，“你看陶器里的大口盆，仙居不是有‘八大碗’吗，用这9000年前的设计，装今天的菜，我觉得挺好。”
谈及下汤遗址对于当下的意义，仲召兵有着自己的思考。
他感慨，下汤这个地方，似乎并未经历过剧烈的沧桑巨变，唯有这般恒定的环境，才孕育了如此绵延不绝的文化。
“今天的世界节奏太快，在这片土地上漫步，想想先民是怎么生活的，或许可以帮我们从日常的焦虑和迷茫里摆脱出来。”仲召兵说，“下汤遗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可以成为今天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探寻可持续生活方式的生动课堂。”
考古站的外边，天气晴好，麦田金黄，一片岁月静美。仲召兵的言语，不禁让人遥想，从前的下汤，大抵也就是这般的田园风光。
采访结束，我们一行人返程。仲召兵拍了拍衣服上沾染的土灰，缓缓又向遗址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