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邹雷的长篇儿童小说《金色阳光》以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历史为背景，通过少女袁非的探亲之旅，展开一段跨越时空的成长叙事。小说以“阳光”为名，却并未停留在明亮温暖的表层隐喻，而是将光芒引向阴影交织的成长现场，在儿童文学的框架中，完成了对于“光”之意义的深掘与阐释。
拿到这本小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标题：阳光。当我们在谈论“阳光”时，谈论的是什么?可以说，阳光不仅是一种抚慰，更是一种文学责任。自19世纪以来，儿童文学逐渐由“训诫”转向“成长”，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更进一步地承担起理解儿童世界复杂性、承认儿童主体性的使命。在此脉络中，若将“阳光”简单等同于“积极向上”或“正能量”，则显得薄弱。真正的阳光，应当是曾照亮过阴影的光。《金色阳光》的标题与主人公袁非创作的同名歌曲相映衬，象征着一种亲情、家国情怀。小说中孩子们的成长并非一条被温柔守护的直线，而是充满叠加、转折、困惑、试探，以及在失望后重新出发的过程。小说中的“阳光”， 更近似一种穿透困境的精神韧性。这种文学态度本身，即一种责任。
什么是成长?在我看来，《金色阳光》呈现了一种双向结构的成长。一方面，孩子是“被看见的对象”，成年人通过期待、关怀、制度与文化介入其成长；另一方面，孩子也是“学习看见世界的主体”，他们看见差异、矛盾，并体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距离。在许多儿童文学中，孩子常处于“被教育者”的位置，但在这部小说中，孩子们主动理解世界、判断世界，甚至与世界协商。这是一种极重要的文学伦理姿态：它不是要塑造完美的孩子，而是尊重孩子在与世界互动过程中展现的真实力量。邹雷老师并未让袁非仅仅作为被动的观察者或受教育者，而是通过叙事设计，使读者共同参与到一场成长旅程中，让“金色阳光”这一核心意象不被说教，而被读者亲身发现与确认。
小说开篇，袁非带着对名字的些许“嫌弃”和对非洲的模糊想象踏上旅程。其认知起点与许多读者相近：好奇而隔阂。随后，通过袁非和她身边同伴的视角，读者见证了这些小主人公是如何了解世界、逐渐成长起来的。比如他们发现苋菜能长成树，这是对自然的认知。关于人与自然这一主题，有两个故事情节让人印象深刻。一是袁非和“旺鸡蛋”一起去医院找正在工作的家长时，“旺鸡蛋”看到了猴子。李大厨本能地以为是猴子伤害到了“旺鸡蛋”，还教训了猴子一番。后来大家和猴子还互动了起来。又如第七章“老鼠、耗子和杰瑞”，这个小标题起得颇有意趣，看过《猫和老鼠》的小读者一定会将这三个词自然联想在一起，但同时又会觉得困惑，这三个名词为何会被并列起来放在标题里。袁非害怕老鼠，而“旺鸡蛋”恰好相反。在李大厨的介绍下，他们得知非洲卫生条件差，蚊虫鼠蚁成灾，就加入了捕鼠的行列。这一处理非常巧妙，孩子们既没有被浪漫化地教导“万物皆可亲”，也没有被粗暴地导向“恐惧自然”或者“消灭自然”。他们体验到的是一种极其朴素却极其真实的生态伦理：人并非自然的主宰者，而是必须与自然不断协商、学习相处方式的存在。
此外，亲历手术停电的紧张、对虞阿姨健康状况的担忧，使主人公们认识到生命与健康的重要性。当袁非看到当地人制作巨型擀面杖，当她理解“旺鸡蛋”省下零花钱为医疗队买理发器时，她明白爱并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在互动中生长的、具象的友谊。这些情节帮助孩子们逐步形成对社会、对他人的认知，推动其从理解走向共情。
邹雷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还没有去过非洲，更不曾踏足桑给巴尔。但通篇小说阅读后会发现，这部作品对非洲人文风情的描写细致丰富。小说并没有停留在“援非六十年”的宏大叙事上，而是用一个援非家庭、若干个援非家庭的小故事来展现中非友谊。在这样的叙事中，医疗队员的坚守不再仅是抽象的“英雄主义”标签，而成为一种在现实困难中依然承担的职业伦理。中非友谊也从宏大的外交辞令，化为一根擀面杖、一碗苋菜汤、一台理发器等具体细节。借助这些细微之处，年轻读者得以更自然地融入文本情感。
在叙事结构上，小说存在明暗双线。明线是袁非的探亲之旅，是从中国到桑给巴尔的空间横向流动。暗线则是跨越六十年的援非历史，构成纵向的时间回望。这两条线索在文本中不断互文。当袁非站在桑给巴尔的“石头城”时，她联想到了南京的石头城，此时地理距离被文化记忆连通。当她听闻1974年医疗队员乘船晕吐的往事，眼前的阳光便承载了历史的厚度。在此双线展开中，“金色阳光”的象征意义在时空交织中不断扩展：它既是袁非所见的赤道阳光，也是数十年来中国医生带去的人性光辉，更是两个古老文明持续对话的象征。
回到最初的问题：文学能为成长带来什么?《金色阳光》或许给出的启示是：文学未必灌输真理，但可孵化理解；不必一味歌颂伟大，却能让人见证伟大的生成。这或许正是本书作为儿童文学与现实题材创作，在当代语境中所抵达的一种境界：它既面向孩子，也面向成人；既关乎外部世界，也关乎内心；既关乎他者，也关乎我们自身。
方序龙(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