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结束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对着屏幕，记录白天脑海留存的吉光片羽。那些闪过的念头与想象，便一一化作诗行。
写诗，不只是诗人的事。
在南京，有一群特殊的诗歌创作者——打工诗人。他们白天在餐厅、车间、办公室里谋生，换取生活的六便士。到了夜晚，他们则化身文字工匠，用几行诗句铸造自己的一方精神世界，追寻心里的月亮。
近日，记者走进打工诗人的群体，看看他们如何以诗歌为针、以生活为线，缝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裂痕。
白天打工，晚上写诗
晚上11点半，初春的寒意浸润在空气里。在建邺区一家麦当劳准备好第二天的物料后，50岁的吴瑕要结束一天的工作了。临走前，值班经理交代明天的工作，她点开手机里的语音转文字软件，对方的话蹦成一个个文字，她看明白以后点点头，换上衣服冲出店门，风一般去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
以前连着上夜班，她练就了一个本事，“一上地铁就睡着，一个激灵醒过来地铁刚好到站”。到家后她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把口袋里叠好的纸片掏出来，对着屏幕把上班时间灵光乍现的只言片语，誊到了电脑文档里，再琢磨琢磨，把其余的补充起来。
这样的生活已经让她觉得满意。她来自湖北省一个偏远的小山村，15岁读初中时因病导致二级听障残疾，辍学在家后，诗歌与敏感、自卑的她为伴，陪她走过青葱岁月。来南京打工后，她的生活被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辗转在服装厂、工厂车间、餐饮店工作，一部分是照顾残疾丈夫和家人，剩下最后一部分留给了自己，浸泡在文字世界里。十年里她写下了60万字，包含散文、诗歌，出版了三本作品集。
夜晚也常常让刘鹏着迷。深夜的台灯下，这个80后常常一坐就坐好久。早出晚归地上班，一下班回来陪会儿孩子，一天就要结束了。但在失眠的深夜里，忙碌、嘈杂都退去，世界独属于自己，诗意的思绪飞舞，有时候灵感蹦出还会让他兴奋得睡不着。
对他来说，诗歌这一轮永恒的明月，能把灰暗平凡的日子照亮。他出生于泰兴的一个小乡村，2007年从无锡的江南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在纸巾工厂车间工作。彼时他和女朋友异地，餐巾纸生产线上会有一些多余的废纸，灵感来了，他会顺手把情诗写上去，等几个月见面时会当面送给她。如今，女友已成为妻子，至今还保留着这些皱巴巴的餐巾纸。
但他的梦想不是几张餐巾纸能包得住，他要成为作家。毕业后他还在装饰城发过单子、做过销售、创过业——这些经历都被他概括为“瞎混”。如今他在江北一家传媒公司做文案，“收入不高，但起码也是文字工作。”这是距离梦想职业最近的一次。
大地上“长”出来的诗歌
数千年前，诗歌的起点就在大地，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紧密相关。
对于吴瑕而言，自己写诗的起点并没有那么抽象，而是因具体的一个个“机关”触发而来。小时候，她的母亲要养育四个孩子，有一天她突然发现母亲的脸庞已经沧桑。她不着一言，默默写下了《母亲的皱纹》，“母亲的皱纹是一部刻在额上的自传/展开来是农家妇女的艰辛岁月/折叠起时是一本本生活写真的相册”，还觉得“她的皱纹是一座桥/由昂贵的学杂费和人情礼金搭建/我踩着她的皱纹一点点成长”。
她至今记得，在农田干活时收到了邮递员的一个信封，打开是一张样报，那是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诗歌印上油墨，刊登在报纸上。“虽然听不到声音，但却用文字让外界听到了自己的心声。”
55岁的季川颇为感慨，诗歌原本是他大学期间的消遣，如今还成了他“高开低走”人生的见证。他是江宁禄口人，1987年高考考上南京市金陵职业大学(现为金陵科技学院)会计专业，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成为父母亲和村里的骄傲。毕业分配在地方国营工厂做会计，干了整整13个年头。那时候，诗歌是风花雪月，是扬起的帆，是故乡的云。
2002年企业改制，他下岗了。紧邻35岁关口，他的人生开始转折，再找工作并不容易，同样做会计，收入却下降了不少，于是辗转在建筑公司、板材厂、餐饮店、文化传媒公司等地方，还在工地上做过搬砖工人，100斤重的砖头抬得气喘吁吁，被工头骂“百无一用是书生”。
他在一只狗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失落，写下了《一只狗老了》：“为了生存/它曾经用阳光般的吠声/对付阴影里的人/为了生存/它曾经无辜地挨打/瘸腿走着不平的日子/为了生存/它曾经夹紧自己的尾巴”。那时候，诗歌是荆棘载途，是脚下的泥，是滚烫的泪。
“雪中送炭”的自我救赎
“写诗有什么用?”这几乎是每一个打工诗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
吴瑕没想到，文字可以成为叩开新生活的敲门砖。27年前，二十来岁的她独自一人来到南京打工，租住河西中保村外来人口聚居地的单室套，与20多户人家共用两个水龙头，只买落市的蔬菜，发了工资先交房租水电。因为残疾，她找工作无望，有一天她提着装着20多件刊发作品样报的塑料袋，敲开了浦口区民政局的门，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开始了打工生涯。此后又在残联的助力下，作品陆续发表。在慢慢努力下，她开始有能力购买一套小公寓，她的文学梦开始在现实里闪光。
不是每个打工诗人都迎来了这个转折。在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中，诗歌似乎正在被边缘化。但写诗却仍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小学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个作家，这个理想至今未变。”刘鹏说在工厂打工时，收入微薄，有时候晚上加班到凌晨一两点，他趁着路上没有人，借着路灯捡易拉罐和饮料瓶去卖。一毛钱一个，捡到5个就可以买一块韭菜饼，幸运的话可以捡到10个。
成家以后，上有老下有小，家人需要长期吃药。深夜母亲睡醒走过他的房间，看到漏出来的灯光，总会叹气。他自己也困惑，写了五六十万字，靠写作能不能改变命运?他一直在思考，在尝试，很多诗歌就是失眠的产物。他不确定问题的答案，但他确定一件事，“诗歌是我情绪的出口，也是精神支撑，更是一种救赎。”
而对季川而言，春风得意时，诗歌为他锦上添花。“乡间诗社”创始人毛文轩始终记得，在报社投稿时第一次遇见还在国营单位上班的季川，彼时季川西装革履的派头让毛文轩印象十分深刻。“在乡镇这样的小地方，很少见到有人穿得这么讲究。”
失意困顿时，诗歌也为季川雪中送炭。下岗以后，他一度都怀疑自己能不能在这个大潮里站住脚。有一年住在地下室，口袋里只剩10块钱，连买一顿快餐都不够。幸好邮局邮差送来一张稿费单，是北京某报汇来的100块钱。他犹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顿时就觉得自己又可以继续生活了。”
苦闷烦恼时，他就读诗写诗。2022年他女儿结婚，他拿不出像样的陪嫁礼金，自觉无颜面对女儿和亲家，被迫选择缺席她的婚礼。“我内心希望女儿能够理解老爸当时的窘迫，理解一个父亲那一刻的无能为力。”那一晚，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把对女儿的愧疚都藏进一首诗里，方觉心里的石头轻了一些。
“坦率地讲，假如没有诗歌的一直陪伴，我感觉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诗歌像他前进的灯塔，在引领着他向前。退稿、再投稿，周而复始，如此下来，仅去年一年他就写了300多首。“一个人生活困苦点，不要怕，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写诗是我唯一的业余爱好，也是我此生的乐趣与精神追求。”
书写大时代的“隐形人”
除了写自己，他们还能写什么?
“可写的人，太多了。”刘鹏说。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坐公交，转两次，在上班路上要花一个半小时。路上，他喜欢观察身边的人和事，每一个最普通的身边人，都可能会让他出神。
而他写下的人，有车间机床上指头受伤的工人，“指头像不听话的零件/分割在一块巴掌大的平台上”；
有爬上爬下的脚手架工人，“等星星在闹市口点灯/他们再扑打自己的羽翼归巢”；
有东奔西跑的磨刀匠，“他和一辆二八自行车很般配/所有家当跟着一起流浪”；
有拿着玩具枪的无名老人，“颤巍巍趴在河边蓄水/打捞起消失已久的童年”……
上高中时，刘鹏就在日记本上写下“为天下百姓书心声”。至今日记本已经换了七八本，每一本的第一页仍然都有这句话。“他们可能没有文化，甚至大字不识，在这个城市这个时代无处不在，他们像穿了隐身衣一样，我们似乎看不到。他们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平凡普通，都会被时间淹没，不会留下自己的名字。”刘鹏一口气说完后顿了顿，“但他们也渴望表达。”
在时代滚滚向前的时候，人们看不到河床上底层的流水，尽管它们也是洪流的一部分。“我希望通过我的诗歌，社会能够关注认可，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群体，关注到他们的现状。”
但往往只有站得更高，呐喊的声音才能被听见。毛文轩想要帮助像刘鹏、季川、吴瑕一样的诗歌爱好者，把他们的诗歌传出去。他写诗有30多年了，笔名“土牛”，是江宁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曾在写作中认识到一群志同道合的诗友，希望能把大家聚合起来，让大家少走弯路，于是用祖宅改造成立了“乡间诗社”，至今吸纳了300多名成员，包括打工人、个体户、退休老人等，为大家改稿，推荐到全国各地的诗歌刊物。“我自小生活在农村，没读过大学，养过鱼、卖过菜，有过颠沛流离的经历。一路下来，我深知要想靠写诗走出来非常困难。”
困难，但仍然向前。刘鹏和几个打工诗人朋友，刚刚起步开了一个微信公 众号，想壮大打工诗人群体的声音。季川写诗，连上班路上的时间也不愿浪费。他至今记得，几十年前，从没给自己买过礼物的父亲，送他去国营工厂上班的第一天，在县城百货商场特意给他挑了一块昂贵的手表。那是一块上发条的手表，季川每天都戴着，也每天都转着“上劲”。因为父亲告诉季川，“一旦松了劲，它就不转了”。
这就是打工诗人们的人生底色。脚踩生活的泥泞，心怀天空的月亮。正如记者问起吴瑕最爱哪一首诗，她写下汪国真的《热爱生命》：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