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城的土地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已是耄耋之年。在他们的记忆深处，有着一段光辉的经历。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值青年的他们凭着一腔热血，离乡背井，踏上了艰苦的抗战之路。他们就是———抗战老兵们。
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但他们战死了便与草木同枯，战胜了却又经历诸多磨难。这样的老兵，我们身边还有许多。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我市部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
陈玉明
负伤11次的刺杀高手
陈玉明出生于1923年9月，1945年在八路军115师任营通讯员，参加过抗日战争和四平战役等。
老人的记忆力令人叹为观止，回忆中的每个人名甚至外号、每个地名他都说得很清楚。他还给我们学抗战时对着日军喊话：喂！放下武器，过来吧！“对日本人不能说缴枪投降吧，他们要拼命的。”他解释道。
20岁那年的麦收时节，陈老入伍2营4连3排，人称“小老虎连”。他亲眼见识了日军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日本士兵射击和刺杀水平很高，很刚烈，宁愿切腹也不愿意被俘虏，那时候很难活捉一个日本兵。”陈老讲到，“有一次，好不容易逮住一个外号‘老丈人’的俘虏，我就向他学习日式刺杀的诀窍，日军的刺杀技术融合了中、法、日三国剑术的精髓，使用起来威力很大。”陈老介绍，他就利用自身个头小的优势，自创了“蹲式刺杀法”，成为队伍中一名小有名气的刺杀高手。
为了防敌，战场上的壕沟底下布置了削尖了的竹签，一不小心就可能让人穿肠破肚。那时，战友之间都是以兄弟姐妹相称，对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了的战友们，大家想方设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遗体抢回来。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趁夜晚，陈老冒着枪林弹雨上下壕沟9次，拖弹药、拖伤员、拖牺牲的战友。“和日本人打仗时，很艰苦，也很危险，生命随时都可能丢了。”陈老低沉地讲到，“一次战斗中，敌人一颗炮弹打过来，身边的一位战友身上被炸出二十多个孔。”
在战斗中，陈老总共负过11次伤。
（李苏明）
唐宣
一直在学习的“新新老人”
唐宣老人今年90岁高龄， 1924年1月出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说起自己的抗日故事，老人记忆犹新。入伍后为了做好机要员，先是集中学习了半年，之后又去南京正式学习3年。“我的任务是接触机密文件，翻译数字代码，这是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也是掌握部队机密信息的岗位。”唐宣老人讲到一个惊险的往事，“当年在华东警卫团做行政秘书时，有一天中午被日军包围，全军需要转移，我抓起机密文件就走，连一件随身衣服都没带。”他说， “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别的可以不要，但文件绝对不能丢下，机密绝对不能够泄露。”
退休之后，唐宣从1988年开始上老年大学，一直坚持了27年。他每天早晨3点钟准时起床写书法，书法和摄影作品多次获奖，他还收集了很多关于庄子智慧、海洋未解之谜、书法练习技巧等方面的文章，自己装订成册。90岁的老人玩起电脑来熟练得很，更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位在战争年代与机要信息打交道的老人，现在丝毫没有落伍，平时还玩玩微信，刷刷微博，真是永远走在信息时代前沿的“新新老人”。
（李苏明）
嵇保书 关心下一代的“书虫”
嵇保书出生于1924年4月，1943年至1945年任涟水县三连东纵队战士、华东12纵队警卫团排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
即使年岁已大，老人依旧身体健朗，落座时腰杆挺得笔直。老人曾任通讯连连长，他以一名通信员的身份多次挽救部队于危难之中。而在问起老人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时，老人的回答让人感慨：“当年部队从苏北转战到东北，那时已进入冬季，部队冻伤严重。到了东北吃的是高粱米做的干粮，战士们都不习惯，全队有一半人得了胃病。” 老人讲到这里神色凝重，从微拧的眉头可以看出那段经历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苦痛。
嵇保书老人真是名如其人，在他家中，我们看到了一打打的旧书籍，还有他自己写的笔记，这些都是他参加每场战役后的“战利品”。“打仗那些年，什么都没留下，拿回来的就只是这些书。”老人自己讲：“我打算把这些书都捐献出去，大学的图书馆里应该需要的吧！”“年轻人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提高自己的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在老人看来，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侵略。 （李苏明）
刘东兴 一心抗日的幸运儿
刘东兴出生于1923年10月，参加过抗日战争。
刘东兴称自己是个幸运儿，因为他在战场上经历了太多次命悬一线的时刻，却总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他说，那时候人命不值钱，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能活多久，面对生死，大家都坦然，随时准备为抗日牺牲。
刘老是家里的独子，1943年2月，他不顾家人的阻扰，跑出家门，大冷天把棉袄棉裤脱了过河找到组织。
那时，刘老在山东博兴县兵工厂做手雷、手榴弹和炮弹。那时候条件差，没有原料，就用瓦罐装火药和铁渣。白天，他们在工厂做弹药，晚上，怕鬼子袭击，天一黑就隐蔽到玉米地和高粱地睡觉。冬天身上就一件破棉袄，虱子都被养出了尾巴。刘老介绍，“我们还有一项危险的工作，就是去捡敌人的哑雷。战斗最频繁的时候，要赶制弹药，就要站在那里一直做炸弹，最长的时候7天7夜没合眼。”
那时，群众的觉悟很高，为了抗战打日本什么都愿意。有一次，他送牺牲的战友回家，家属什么话也没说，拉起席子就裹上了，他们觉得为革命牺牲是值得的。刘老介绍，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能够感受到军民鱼水情深，当地很多老百姓都把战士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很多战士衣服、鞋子、袜子都是老百姓给做的，战友牺牲了，活着的战友就把牺牲战友的母亲认作干妈，一个战士最多认过8个干妈，百姓还经常帮助掩护兵工厂防止日军破坏。 （李苏明）
周长德 14岁到部队先做小号兵
周长德出生于1927年1月，参加过抗日战争，担任过参谋等职务。1943年2月至1944年5月为新四军海防大队战士，1944年5月至1946年7月任新四军三师二十四团班长。
1942年，在抗战最艰难阶段，周长德加入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主要在徐淮一带作战。14岁的他有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投奔革命，参加了新四军。他刚到部队时，个子小，体力弱，还扛不起一杆长枪，部队就让他先做了一名海防大队的小号兵。后来部队转战东北，途中他所在的队伍与日本人遭遇，战斗中周长德受重伤，生命垂危，幸好被老百姓救起。在医院养伤时，被时任解放军第54师师长丁胜相中，做了他的警卫员。（李苏明）
高振富 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抗日战士的名声
每天下午，只要天气尚可，新浦区南小区95岁的老人高振富总会从家步行到附近的海宁园，静静地坐上一会儿，然后，走回家。在他的身后，有追打嬉闹的孩童，有健身聊天的居民，还有一段尘封已久却无法忘怀的记忆———抗日战争。
高振富曾是一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18岁时，高振富住在海州东门附近，他和大哥一起到国民党税警总团当兵，1937年秋，淞沪抗战（也称淞沪会战）进入到第二个阶段，9月底至10月初，接到上级命令，税警总团从海州（连云港）驰援淞沪战场。在高振富的记忆里，他所在的部队负责守卫一座小桥：“那时，日本人有很多飞机参战，炸弹威力大，还用催泪瓦斯，熏得战士们眼睛睁不开，日军攻上来了，我们就和鬼子用刺刀硬拼。”拼刺刀是十分残酷的，在安徽打青阳时，高振富头顶被鬼子刺刀削去一层皮。
1939年，高振富参加南昌会战，他在担架队当连长，带着四五十个人抬伤员，险些落入日本人的手里，幸亏当地老乡帮忙，他才得以脱身。后来，高振富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党第40师，归第三战区指挥，调往安徽、浙江一带，和新四军接触比较多。抗战结束前，日军打江西抚州，高振富腿被打断，住进了部队医院。日军投降后，他才伤愈出院。
对过去的那段历史，95岁的高振富已经很平静了，他会和自己的孙辈们讲述历史。外孙女说，外公能活下来不容易，一次被俘，日本人放狗追战俘，谁被狗咬到，就会被日本人打死，熬到交换战俘那一天，百八十口人中只有几个人活下来。
解放初期，高振富将能证明自己抗日的证件、证书及奖状都付诸一炬，但抗日战士的名声，高振富却像生命一样去爱惜。 （朱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