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顾杰 王海燕 胡幸阳 洪俊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并提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再创新高。如何做好大学生和青年群体就业工作？AI时代的就业焦虑该如何破局？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如何保障？制造业职工如何转型发展？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积极建言献策。
向“促匹配”转变
“叠加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加深的结构性变化，我国青年就业将面临‘总量压力短期持续、结构性矛盾长期深化’的双重挑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吴瑞君分析，从短期看，毕业生规模高位运行，加剧了岗位竞争，从长期看，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将倒逼产业升级与教育体系改革，催生巨大的终身技能更新需求。
“这个过程伴随着阵痛，也催生着机遇。”在吴瑞君看来，做好就业工作，首先需正视其中的结构性矛盾，即劳动力技能供给与产业技术需求之间的“双向错配”，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加剧了“有人无岗、有岗无人”的困境。在解题思路上，需要从传统的“保就业”进一步向“促匹配”转变，同时提升岗位质量。
吴瑞君建议，依托新质生产力培育，在人工智能、银发经济等领域创造更多高技能岗位，深挖就业潜力。“近年来，AI训练师、低空经济运营师等一批新职业，已成为青年的就业新选择。”
与此同时，青年能力素质与新职业新需求的匹配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吴瑞君建议，顶层设计上，亟需建立“人工智能—就业—产业”动态监测预警平台，将重大技术政策的就业影响评估前置，推进实施“国家技能重塑工程”，深化产教融合与学科动态调整，强化数字素养、人机协作等前沿能力培养。
要真正“投资于人”
全国人大代表、东浩兰生会展集团工会副主席陈达认为，关键是要真正“投资于人”，构建面向未来的终身学习与技能重塑体系，从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陈达调研发现，当下，AI不再局限于替代生产线上的重复性体力劳动，更是通过大模型、生成式AI等工具，甚至对内容创作、代码编写、客服咨询、数据分析等传统意义上的“白领”岗位都有影响。
同时，就业形态加速向“平台化”与“灵活化”演变。AI驱动的平台经济进一步深化，大量工作被分解为零散任务，通过算法进行派单与匹配。劳动关系从传统的“企业—雇员”模式，更多转向“平台—个人”或“项目制”合作模式。
新旧岗位的转换也存在“时滞”与“错配”。“尽管AI创造了如AI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数据标注员、人机协作管理员等新岗位，但其数量在短期内难以完全对冲被替代的岗位。更重要的是，新岗位所需的高阶数字技能、复合型知识结构，与传统岗位释放的劳动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技能鸿沟。”陈达说。
“技术发展的根本宗旨是服务于人，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是简单用来替代人力的。”陈达认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资源配置，应牢牢把握“技术为人、发展靠人、成果惠人”的核心原则，明确政策导向，从替代思维转向赋能思维。
“技术进步虽不可阻挡，但路径选择关乎社会公平。应以政策引导与财政投入，将数字化转化为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拓宽职业空间的动力，最终实现技术进步与人民福祉同步提升，做到‘技术向上，人心向暖’。”陈达表示。
加快劳动用工制度创新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30年，全球约有22%的就业岗位将发生变革。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会贯穿职工职业生涯始终，而现有技能形成体系在应对技术快速迭代方面仍显滞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宝武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望明在调研中发现，对于应届生求职者，由于产教融合滞后于产业升级，容易产生“入职踏空”风险，加剧社会面“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矛盾；对于在岗职工，技术迭代大幅缩短技能“保鲜期”，现有技能认证、岗位配置及转岗培训等保障机制不健全，削弱职工就业安全感。
加快人工智能时代的用工制度创新，需要尽快提上议程。胡望明建议，要探索构建基于劳动、技能、数据、算法等要素价值的人工智能时代新型收入分配机制，加大社会保障再分配力度，让全员公平分享技术进步红利。他还表示，要关注数智化环境下职工职业健康与心理疏导，构建包容尊重、温暖友爱的职场氛围，保障职工身心健康。
胡望明发现，虽然当前多数企业日益重视人工智能赋能企业发展，但容易忽视一线职工的“微创新”，而这恰是助力人工智能落地见效的“最后一公里”。为此，他建议应该激励职工自主优化岗位重复性劳动，将岗位经验数字化，着力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数据理性转变，从熟练操作向创新创效转变，从“单兵作战”向人机协同转变。
服务保障新就业群体
近年来，网约配送、快递物流、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已达8400万人，成为支撑城市运行、服务民生保障的重要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普陀区副区长王珏表示，尽管各地在加强新就业群体的服务管理方面都做了很多探索，但是从整体来看，还存在体系不完善、效果不充分的情况。
“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是，面向新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平台企业算法治理与劳动规则还需持续优化。”王珏说。
对这些问题，各地正在积极探索。以上海市普陀区为例，地方党委、政府与辖区内平台企业“淘宝闪购”共同推动签订网约配送算法和劳动规则协议，优化算法治理，涵盖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保护、协商协调机制等方面，惠及骑手超400万人；为骑手全额缴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费，截至2025年共覆盖全国17个试点省市；打造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共计提供近3000张床位；在全市范围内的1500家全家便利店建设“侬好小哥”驿站，提供24小时暖“新”服务；上线《普陀区新就业群体友好地图》，集成六大类近1000个服务点位，切实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出“城市治理践行者”五大行动，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打拼奋斗的过程中更有尊严感、获得感、归属感。
王珏建议，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国家层面或可加快研究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巩固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成效基础上，探索建立多层次、多选项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制度，允许新就业群体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加相应的养老、医疗保险。同时，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与工伤保险的协同发展，在基金统筹、待遇标准、经办服务等方面实现有机衔接。针对‘众包’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研究降低参保门槛、简化参保流程的具体措施。”
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强化政企协同，优化算法治理。王珏建议，相关部门推动建立算法协商机制，指导行业协会制定算法指南和劳动基准指引。在算法规则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建立平台企业与新就业群体代表、工会组织的民主协商程序，充分听取骑手意见，将劳动强度、配送时间、天气条件、交通安全等因素纳入算法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