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上海松江万达广场和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完成了它们近年来的第二次易主。苏州安益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认缴出资21.98亿元，持有接盘方上海安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99.9995%权益，成为绝对控制方。这家基金成立于2026年5月19日，由太盟投资集团(PAG)联合广州资产、弘毅投资共同出资设立，认缴出资额29.49亿元。
这不过是万达资产大甩卖的最新一幕。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至今，万达集团累计转让的万达广场数量已超过80座。2024年，万达出售了约26座万达广场；2025年5月，更是一次性将48座万达广场打包出售。今年以来，大连智新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又陆续收购了13座万达广场。此外，中建一局和中建二局在2026年初接手了常德、遂宁、常州新北三座万达广场。据多方消息，还有多个万达广场的股权变更手续正在推进中。
曾经的中国商业地产之王，为何走到如此境地?这背后，是一场由对赌失败引爆、债务危机倒逼、资本接盘主导、战略转型驱动的多重压力叠加。
一、对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切始于一场豪赌。
2021年8月至9月，珠海万达商管为谋求在港上市，与太盟投资集团、郑裕彤家族、碧桂园、中信资本、蚂蚁、腾讯等共计22家投资者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获得约380亿元投资。其中，太盟投资出手最为阔绰，投资额高达28亿美元(约180亿元人民币)。
作为条件，各方签订了对赌协议：如果珠海万达商管在2023年底前未能完成上市，万达商管有义务向Pre-IPO投资者回购股份。据披露，这笔回购款高达300亿元。
然而，珠海万达商管四次递交招股书均告失效。2023年12月，在最后期限来临前，太盟投资与大连万达商管签署新协议——太盟联合其他投资者，在投资赎回期满时对珠海万达商管再投资。代价是：大连万达商管的持股比例从78.83%骤降至40%，太盟等投资机构合计持股60%。 新协议不再设定对赌条款，但王健林事实上交出了对珠海万达商管的控股权。
二、债务的层层叠加
对赌危机只是表象，真正压顶的，是万达庞大的债务盘面。
截至2024年6月末，大连万达商管合并口径有息负债高达1375.61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302.69亿元。 截至2024年9月，万达商管短期债务约439.74亿元，有息债务合计1725.33亿元。而同期账面货币资金仅约151亿元，缺口触目惊心。更大的压力来自公开市场——由于再融资渠道暂未恢复，万达难以通过发债等方式补充流动性，资金链处于高度紧绷状态。
与此同时，昔日盟友纷纷“翻脸”追债。因万达商管未能上市，苏宁易购于2024年10月申请仲裁，要求万达支付50.4亿元股权回购款；融创中国也提出仲裁，追讨95亿元；永辉超市则因股权转让款纠纷，于2026年4月获得仲裁裁决支持，涉及金额超38亿元。仅上述几起股权纠纷，万达被追讨的金额已超过250亿元。 万达集团自身也深陷司法执行漩涡——截至2025年12月，万达集团存在12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81亿元。
在融资渠道收窄、司法诉讼叠加的多重挤压下，万达过去引以为傲的“自持+运营”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现金流考验。
三、资本接盘的“多米诺骨牌”
万达广场的买家名单，勾勒出一幅资本接力的清晰图景，也折射出各方资金的不同逻辑。
险资先行。 2023年5月，大家保险通过旗下公司收购了上海松江、西宁海湖、江门台山三家万达广场。险资偏好长期稳定租金回报的优质商业资产，万达广场恰恰符合这一特征。
巨头打包。 2025年5月，太盟投资、高和资本、腾讯、京东、阳光人寿等企业，通过合营企业收购万达商管旗下48家目标公司的100%股权。这48家目标公司对应39个城市的48座万达广场。据披露，本次交易总规模或达500亿元。从后续工商信息看，大连智新盟正是投资方设立的主体，其背后股东还包括广州资管、中英人寿、长城人寿、苏州国资等。这笔交易不仅是万达广场数量最多的一次集中出让，也标志着以险资和国资为代表的资金方，开始大规模接盘万达的核心商业资产。
中建系入局。 2026年初，中建一局接手常德万达广场、遂宁万达广场，中建二局接手常州新北万达广场。这三座万达广场当年的原始总承包方正是中建系。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出售的本质为“以资产抵偿工程款”——此前中建系部分工程局与万达存在合作纠纷，涉及工程款拖欠问题。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表示：“这本质上是建筑行业化解应收账款的主流方式——以存量资产抵偿工程应付款。”不过，接手不足半年，中建一局已在2026年6月将常德、遂宁两座万达广场挂牌转让，显示出工程方接盘后的处置意图。
太盟持续加码。 2026年6月，太盟PAG联合广州资产、弘毅投资设立的苏州安益基金，通过入股上海安垭收购了上海松江万达广场和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值得关注的是，松江万达广场已是“二度易手”——2023年5月大家保险接手，如今大家保险退出，太盟成为新投资方。同一资产两年内两次流转，折射出万达广场在资本市场上已从“持有运营”变成了“交易标的”。
此外，2026年3月，万达以20.48亿元出售上海颛桥万达广场，接盘方为浙商金汇信托旗下的苏州新联；广州增城万达广场则由弘毅投资旗下公司收购。
四、轻资产转型的“未竟之路”
出售资产并非全然被动。早在危机爆发之前，王健林就已启动了向“轻资产”模式的战略转型，这一次的资产大撤退，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进程。
早在2015年4月，王健林就喊出了“向轻资产转型”的口号。其核心是不再走“拿地、建商场”的重资产模式，而是靠输出品牌、招商、设计与运营管理能力获取收益。2017年，万达以637.5亿元出售13个文旅项目及77家酒店，被视为转型的关键节点。
从数据来看，轻资产转型确有成效。自2017年提出转型以来，万达轻资产项目占比已突破60%。万达通常保留运营管理权，所有权和股权则已经易手。2024年上半年，万达商管营业收入268.5亿元，同比增长5.5%，核心的投资物业租赁及管理业务收入243.99亿元，显示出运营板块仍具备一定的造血能力。
但现实远比蓝图复杂。租金收入增速已明显放缓，2024年租金收入增幅收窄至个位数；有息负债规模仍然庞大，每年仅利息支出就超过百亿元，进一步侵蚀利润空间。更重要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万达广场不再姓“王”，万达轻资产模式的根基——品牌溢价——本身就在动摇。截至2026年6月，万达管理的近500家万达广场中，超过30%的产权已在近三年内易主。在部分城市，接盘方选择更换运营团队或降低租金标准，甚至有万达广场在易主后被更名。品牌价值的稀释，反过来又可能削弱万达在后续项目中的议价能力和管理费收入。
2026年1月，万达一笔4亿美元债券展期方案获得通过，该债券原定于2026年2月13日到期，票面利率为11%，展期后到期日延长至2028年2月13日。2026年2月，万达商管又以12.75%的息票率成功发行3.6亿美元高级有担保债券。高息发债与债务展期，折射出万达融资渠道仍未真正恢复的现实——市场愿意给万达时间，但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从对赌协议的380亿元回购危机，到1375亿元的有息负债，从大家保险到太盟投资，从48座打包出售到中建系“以资抵债”——王健林用超过80座万达广场的产权，换来了一条暂时的资金生命线。但控股权已经让渡，品牌正在稀释，而轻资产转型的盈利模式尚未完全跑通。2026年，将是决定万达能否真正“轻装上阵”的关键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