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进两步
——从《上岸记》看长江禁渔的生态觉醒与社会重生
裴 伟/文
长江“十年禁渔”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史上极具分量的一章。它不只是一项物种保护措施，更是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新缔约。本地报告文学作家蔡永祥的长篇纪实文学《上岸记》(江苏大学出版社，2026)，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为原点，溯江而上又顺流而下，呈现了这一宏大叙事背后具体而微的生命故事。作品的可贵在于：它没有停留于政策宣讲或生态数据的罗列，而是将镜头聚焦于那些“交出渔网的勇者”，在时代的洪流与个体的阵痛中，书写了一部关于退让、重生与和解的平民史诗。
（作者：蔡永祥，中国作协会员、镇江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
一、生态维度：从“资源榨取”到“休养生息”的文明转向
江苏镇江地处江河交汇之处，历来是长江水产的重镇。《镇江市志》记载，这里“以出产鲥、刀、鮰鱼著称于世”，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起，镇江所产鲥鱼即列为贡品，一直沿袭至清末。中华路、小闸口、鱼巷、虹桥门一带皆为鱼市场，刀鱼、鲥鱼、螃蟹、鳗鱼、河豚等名品云集，最高年收购量曾达150万公斤。然而这份丰饶并非取之不尽。《镇江市志》在分析资源衰减原因时，直言“三废”污染、捕捞强度增大、水利工程建设阻断洄游鱼类通路等叠加因素，致使“亲鱼遭害，种源毁灭，成幼平衡失控”。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长江镇江段有渔场10处，到1985年仅存5处——这组数据是长江渔业资源断崖式下跌的无声证词。
《上岸记》以老渔民的记忆为尺子，丈量了生态崩溃的速度：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一网三四百斤刀鱼”，到2018年“一天只能捞几斤”，再到白鱀豚绝迹。这不是简单的渔业资源衰减，而是一个完整生态系统的预警。《镇江市志》中那组数据尤为触目惊心：1959年渔业公社成立时，渔船平均吨位9.5吨，最大不过16吨；到1985年，机动船已达129艘、981千瓦。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对长江鱼类种群的索取呈几何级数增长。当“渔网”变成“机械化围捕”，自然的再生能力终于被击穿。作者在卷首写下这样的句子：“渔网在黄昏编织最后一道皱纹，沉入江底时，正缓慢成为水草的一部分。”——这不仅是文学修辞，更是对一种生产方式终结的深沉凝视。
“十年禁渔”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承认了人类认知的边界：当技术无法逆转自然规律时，最智慧的行动恰恰是“不行动”。这一决策标志着治理逻辑从“榨取自然资源以支撑发展”向“通过生态修复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转变。书中护渔队队员周忠亮那句“捕鱼是为生计，护渔是为了子孙”，道出了这一代际伦理的核心：当下的退让，是对未来的投资。
从生态成效看，镇江润州江段江豚频现、水质从Ⅲ类提升为Ⅱ类、消失三十年的鳤鱼重回洪泽湖，这些细节印证了“休养生息”的初步成果。作者写道：“直到所有涟漪都成为年轮，渔火褪去锈迹，化作江豚嬉戏时的笑脸和跃出水面的弧度，我们才看见那些游动的伤口正在长出新的经纬度。”——在这段充满意象力的文字中，生态修复被赋予了生命自愈的尊严。但作品并未陷入盲目乐观，而是以清醒的笔触记录下生态修复的漫长性——正如渔民所说，十年只是开始，长江需要更长时间来愈合伤口。
二、社会维度：断裂、阵痛与新社群的艰难重构
禁渔的本质，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工程。23万渔民上岸，意味着一个沿江而生的职业群体、一种世袭的生存方式、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必须在短短数年内完成断裂与重组。
近百年以来，镇江渔民社会有着较独特的组织传统。《镇江市志》记载，1959年镇江市(包括丹徒县)成立渔业公社，下设高资、立新、金山、丹徒、谏壁、大港、圌山、姚桥等渔业大队。这些行政村构成了镇江渔业的基层组织网络。渔业公社的建立，将一船一户的分散渔民纳入集体化体系，使得镇江渔民相较于其他地区，具有更强的组织认同和社群网络。《上岸记》中润州新金江社区“都市渔村”的形成、渔民在血缘亲缘小圈子中抱团转型的现象，正是这种历史惯性的延续。
《上岸记》最动人的力量，来自它对“阵痛”的诚实书写。那些住了一辈子“住家船”的老人，面对三室一厅的安置房时，既有“不用在船舱发抖”的庆幸，也有深层的惶惑。历史上镇江渔民多为0.5吨以下的小型渔船，一船一户，船即是家。这种“家船合一”的生存方式，使得上岸不仅是职业转换，更是一种存在方式的断裂。《镇江市志》所载渔业风俗中，有“筷子不能搁在碗上，忌讳‘搁浅’”“吃鱼不能翻身”“称‘帆’为‘抹儿’，忌讳‘翻’”等细节——这些禁忌体系，是渔民在风险极高的水上生活中建构起来的意义之网。当这张网随渔船一起被收起，上岸者面临的不仅是物质生计的转型，更是一整套象征秩序的瓦解。
缺乏固定住房、职业技能单一、社会关系网络狭窄——这些困境在《上岸记》中被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故事所承载。护渔员工资不及捕鱼时的一半，转型初期的生计压力真实而沉重。书中一位渔民的话道出了普遍心态：“没技能，企业哪会要我们?能继续和江水打交道就是福气。”
镇江市润州区的实践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1.05亿元投入、专场招聘会、养老保险全覆盖，构成了托底的第一重保障；而“护渔红袖章”更是巧妙地将“生存技能”转化为“守护资源”，让老渔民在熟悉的江面上找到了新的身份认同。昔日的“下网点”变成今日的“巡护重点”，曾经的生存智慧转化为生态守护的利器——这种“技能再利用”模式，大大降低了转型的心理成本。
更具远见的是文化根脉的岸上新生。“新金江渔文化科普馆”里，渔船模型与VR“渔舟唱晚”并存，不回避、不美化，这种“冷峻的温情”恰是文化传承最健康的态度。当文化从“谋生手段”升华为“记忆载体”，它便获得了超越代际的生命力。作者以一种近乎祈祷的语调写道：“深水中的鳃开始学习如何呼吸星辰，漩涡里漂浮着去年秋天的桨声”——那些消逝的声音与节奏，并没有真正消亡，而是沉入了集体记忆的深处，等待被另一种方式唤醒。
三、人与江的新契约：从“征服”到“守护”的哲学重构
这本书深层的思想价值，在于揭示了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传统渔业文明中，人与江的关系是“征服—被征服”“索取—被索取”的二元对立。渔民曾被称为“打鱼的”或“戈帮”，是“讨生活”的边缘者——他们敬畏江，却也榨取江。
而禁渔之后，以护渔队为代表的“新渔民”，正在建构一种“守护—共生”的新型关系。当周忠亮指着芦苇荡说“这里过去是下网的好位置”，当华庆富巡江时与江豚“频频邂逅”，当老渔民学会了用智能手机拍照打卡、在微信群蹲守偷捕者——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种“水感”在不同语境下的延续。他们依然是离江最近的人，只是手中的工具从渔网变成了袖章，从柴油机变成了无人机。
这种转变的意义远超生态保护本身。它意味着：人类文明可以不通过征服自然而实现自我价值，守护也可以成为尊严的来源。正如润州护渔驿站墙上的那句话：“爱长江就让她喘口气”——这不再是功利主义的“资源管理”，而是一种带有情感温度的“照料”。作者在书的结尾处写道：“第十个春天，江水依旧翻卷着流向大海，不再惊恐的鱼们游向时间表层，而所有未被说出的故事，都成为江风中带有刻度的微腥絮语。”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镇江渔民经历了从个体散捕到集体化生产，从机械化捕捞到全面禁捕上岸的完整周期。曾经，我们以更大的船、更强的动力去征服长江；如今，我们以退让的姿态去守护长江。这两条看似相反的道路，最终指向同一个问题——人类究竟以何种方式与这条母亲河共存?在这场深刻的文明转向中，长江的每一次呼吸都在提醒我们：退让不是溃败，而是另一种抵达。
四、书写作为见证：口述史结构与在场写作
《上岸记》的副文本结构值得注意。它不仅有作者对禁渔历程的全景式记录，更在目录中保留了大量渔民口述史的痕迹——“鱼精”“高手”“出海去”“定心丸”……这些带着江水咸腥味的词条，构成了一部沉在水面下的“渔民心灵史”。这种结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让渔民自己发出声音，而非仅仅被叙述。
作者蔡永祥的书写姿态也耐人寻味。他从2014年第一次踏上润州渔船开始，十年追踪，跨越数省，记录下从“每年只有禁渔期”到“全面禁渔”、从“交出渔网”到“护江重生”的完整弧线。这种“在场”的写作，使文字获得了比新闻报道更厚重的质感——它不是旁观者的观察，而是同行者的铭记。这部作品既是“一份珍贵的转型档案”，也是一曲“叩问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牧歌’”，在史料性与文学性的交织中，完成了对这场时代变革的深度凝视。
当我们在《镇江市志》的纸页间读到那些旧城街衢之名与渔业行政村的组织沿革，再对照《上岸记》中护渔队无人机掠过江面、屏幕上三头江豚逐浪嬉戏的画面，一种历史的纵深油然而生。渔火并未熄灭，只是换了形态——从船舱里的煤油灯，变成了江岸社区的万家灯火，变成了科普馆里VR复原的那一阕“渔舟唱晚”。
作者想象着芦苇新芽在退潮后的泥土里扎根，“就像那些上岸的渔民，把对水的眷恋，种进了新的生活里”。这个意象精准地捕捉了这场变革的辩证法：人类退出的空间，终将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人类。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这是长江的故事，也是所有试图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终将踏上的道路。
五、纪实文学如何凸显传奇性?
《上岸记》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世代以江为家的渔民，一夜之间交出渔网；曾经在风浪中讨生活的人，转身成为江豚的守护者；一条母亲河在濒临枯竭的边缘，被一纸禁令从死亡线上拉回。这些情节如果写进小说，读者可能会说“太巧了”；但出现在纪实文学里，读者会说“太神了”。其中的区别在于：小说里的巧合是编的，纪实里的巧合是命。
那么，纪实文学究竟如何凸显传奇性，而不滑向“被包装的谎言”?《上岸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第一，以“真实的细节”支撑“传奇的骨架”。 传奇性不是靠夸张的情节堆出来的，而是靠一个个可以触摸、可以验证的真实细节累积而成的。《上岸记》中，老渔民回忆“一网三四百斤刀鱼”与当下“一天只能捞几斤”的对比，不是文学夸张，而是亲历者的口述；1959年渔业公社渔船平均吨位9.5吨、1985年机动船达129艘的数据，不是随意写就，而是来自《镇江市志》。这些细节本身就有一种超越虚构的力量——读者读到它们时，心里会自动生成一个判断：这是真的。而“真”，恰恰是纪实文学传奇性的唯一合法来源。
第二，以“克制的叙述”成就“震撼的效果”。 优秀的纪实文学作者懂得一个道理：越是传奇的真实，越不需要渲染。《上岸记》的作者蔡永祥在处理最富戏剧性的情节时，始终保持了一种近乎冷静的笔调。他没有用煽情的语言去描写渔民上岸时的眼泪，而是写“螺旋桨正在锈蚀，合金钢的叶片划过沙漏”——一个意象，道尽了时间与告别。这种克制，恰恰是对传奇性的最大尊重。读者会觉得：作者没有在“卖”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一定值得信任。
第三，严守“纪实文学的信任契约”。 读者拿起一本纪实文学，心里有一个默认的契约：作者告诉我的一切，都真实发生过。读者对“神奇”的容忍度，其实远比作者想象的高。一个孩子从四楼掉下来被路人接住，一个癌症晚期患者不治而愈——这些事如果有确凿的证据、真实的当事人、可查证的时间地点，读者不但不会质疑，反而会感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读者不是不能接受神奇，而是不能接受你把普通的事包装成神奇，更不能接受你把编造的东西伪装成真实。
这就是“神奇的真相”和“包装的谎言”的本质区别。前者是命运的手笔，作者只是忠实的记录者；后者是作者的手笔，却冒充命运。
纪实文学的力量，从来不在于情节有多曲折，而在于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居然是真的。这种“居然”，带给读者的震撼是任何虚构都无法替代的。反过来，如果读者发现某个关键情节是编的，他的反应不是“这个情节不够好”，而是“这本书还能信吗?”——一本纪实文学一旦在某个点上丧失了信任，全书都会在读者的怀疑中坍塌。
一句话：你可以告诉读者“这是真的”，也可以告诉读者“这是我编的”，唯独不能让他自己发现“你骗了他”。前者是纪实，后者是小说的变体，而中间那个灰色的地带，叫作失信。《上岸记》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始终站在“真”的这一边——所有的传奇，都有真实的出处；所有的感动，都不依赖编造。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是一部关于长江禁渔的好作品，更是一部关于纪实文学应该怎么写的示范之作。
当那些“未被说出的故事”在江风中继续漂流，或许我们应当相信：每一次真诚的书写，都是对未来的一种投递。而《上岸记》，正是这样一次值得尊敬的投递。
作者简介：裴伟，文学读评人、镇江市政协文史馆特邀馆员、镇江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