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终止Ⅲ级响应”的新闻时，被下派到街道的佛山当地机关工作人员刘睿感叹，“终于告一段落了!”
8月26日下午，广东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佛山市政府决定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疫情防控策略将由应急处置转为常态化防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场对抗基孔肯雅热主要传播者——白纹伊蚊的战斗中，人类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然而一些居民在防控过程中察觉，蚊子比以前少了，却也更难消灭了。8月中旬，有专家指出，广东的蚊子对菊酯类杀虫剂已产生抗药性。
抗药性意味着什么?人类该如何应对?暂时的胜利让人们回归日常，也带来新的思考：或许，人与自然之间并非谁控制谁，而是需要在不断调整中找到动态平衡点。
蚊子更难杀了
8月24日，台风“剑鱼”来了。“台风前后，蚊子会多一些。”回到家的中山居民夏琪看到纱门上停了三四只蚊子，这是她近一个月来见到蚊子最多的一次。
25日中午，消杀人员金勇刚结束佛山一所中学的消杀任务。一周后就要开学了，他所在的消杀公司收到不少学校的订单。这段时间，公司业务量大增，许多企业、机构找他们消杀。
佛山某城中村，菜市场里摊贩叫卖，老人聚着聊天纳凉。一位餐饮店主称，村里现在没什么蚊子。
23日下午，一位研究者在珠海高新区一栋办公楼捕蚊。吸蚊器和蚊笼是他行李箱中的常备工具。一小时后，蚊笼中捉到十多只蚊子。对方解释，作为专业人士，在蚊子多的地方，一小时能抓上百只。这次捉到的几只，多来自下水道附近的“卫生黑点”。蚊笼中的蚊子数量间接反映出防控成效。
7月初基孔肯雅热疫情暴发后，佛山当地街道将居住区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由居委会、派出所、卫生站人员组成团队，负责张贴提示、登记住户信息、排查发热及积水情况、派发灭蚊片、清理杂草杂物等。发现发热或积水，须及时通知户主并跟进。清理消杀中还动用了无人机，准确定位杂物堆积和积水黑点，立即处理。
与之相关的布雷图指数，此时已降至5以下。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郑爱华解释，该指数通过检查积水容器及伊蚊幼虫孳生情况计算得出，是评估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的重要指标。布雷图指数在5以下，属于相对安全范围；介于5到10之间，提示该地区存在低度风险；介于10到20之间，提示该地区存在登革热流行中度风险；高于20，提示该地区属高风险地区，有暴发风险。
不过，也有人感到蚊子似乎更难杀了。
佛山某区级机关单位的杨珊在近期一次消杀后注意到一个细节：不远处，两三只蚊子仍在盘旋。她还发现，蚊子似乎总在消杀后不久再次出现。另一名工作人员则表示，如今被蚊子叮咬后，包肿得更大，且四五天不消，挠破后容易留印，蚊子不但难杀，好像也更毒了。
很难说这些细节指向蚊子的抗药性提升。不过，“如果你在点着蚊香的半夜，还起来打蚊子，那你就感受到蚊子的抗药性了。”郑爱华说。
杨珊看到佛山三水区相关单位近期得出的监测结果：白纹伊蚊幼虫对残杀威的抗药性指数为4.53(低抗)，对双硫磷为16.86(中抗)，对氯菊酯为41.43(高抗)。白纹伊蚊成蚊对马拉硫磷的死亡率为81.67%，属“可能抗性种群”；对溴氰菊酯的死亡率为25%，属“抗性种群”；对恶虫威的死亡率为98.33%，仍属“敏感种群”。
日前，顺德区也测定了白纹伊蚊成蚊对4种杀虫剂的抗药性，结果与三水区基本一致。
蚊子抗药性变强
蚊子出现抗药性是一个老问题。
郑爱华说，早在2.26亿年前的三叠纪就出现了最早的蚊子。当时人类的祖先仍是水陆两栖动物。能历经数亿年演化而不被淘汰，蚊子自有其生存之道，人类难以彻底消灭。
19世纪，人类合成化学杀虫剂并广泛应用于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如农业害虫一样，蚊虫抗药性问题也逐渐显现。
简单来说，抗药性就是连续使用某类杀虫药剂后，蚊子发展出对这类杀虫剂一定剂量的耐受能力，这种能力可遗传到下一代。只要持续使用杀虫剂、驱避剂，蚊子就必然产生抗药性。
令郑爱华担忧的是，短时间内，大规模、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升级，打破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平衡。
一个周末，小雨淅沥，中山水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王颖被派往某村协助工作。“当地布雷图指数达到20了。”村干部告诉她。
指数“爆表”的是一片工厂区。王颖被派往的厂区面积近3000平方米，积水点多集中在电动车棚周围——因水泥地面浇筑不平，墙角低洼处容易积水。她看到不少积水混杂泥土、垃圾、青苔，明显属于卫生“黑点”。厂区周围还有多处水洼。村干部称这些都是隐患，要求他们立即清理。
王颖说，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太了解生态平衡和抗药性方面的知识。她注意到药剂包装上明确标识每平方米3克的用量标准，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人带秤，往往直接倾倒。
村里一位连续多年参与防蚊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类药“没有这么严格的讲究”。在蚊虫孳生地附近多倒才有效。对方边说边抖抖包装袋，将药物倒入窨井。“如果杀不死，那就多倒点。”至于抗药性，他们相信大点剂量总能见效。
以往下雨前，蜻蜓——蚊子的天敌低空盘旋。最近几个月，王颖感到，蜻蜓比往年少了。她住的小区外有条水沟，夏夜总能听到蛙鸣。如今，蛙鸣消失了。
因消杀人力紧张，刘睿被要求每个工作日有半天下沉社区防疫。十个工作人员一组，每组在一个社区轮值两周，再转往下一处。消杀防控后，他发现周边蚊子少了，病例增速也放缓了，“即便穿短裤上街，也不太被叮了”。但他注意到，路边的灌木丛被铲平。他感到难过，消杀一种昆虫可能导致其他物种死亡。刘睿说，“我们不能放任不管，但也不能过度干预。”若其中一环遭到破坏，势必影响整个生态链。
郑爱华担忧的是，短时间内，大规模、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变化，蚊子因此更难杀死。“对长期防控而言，今年的用药终点就是明年的起点。”人类不得不持续增加剂量和频次，投入更多成本——这不是可持续的防控方式。
他进一步解释，事实上，蚊子传染病毒有“窗口期”，正式名称是“外潜伏期”。蚊子叮咬感染者后，病毒需在蚊子体内“潜伏”1周多，才能通过再次叮咬人传播病毒，而成蚊的寿命仅1至2个月，其所携带的基孔肯雅热病毒不会传给下一代。此外，蚊媒病传染传播有几个决定因素，包括：蚊子密度、人口密度、人蚊接触强度。因此，清除蚊子孳生地、消灭成蚊和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是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
如何学会共存
佛山禅城区居民梁刚感受到生活的变化是在8月中旬，台风“杨柳”影响佛山之时。当时，暴雨导致佛山部分区域内涝，他所在的小区有车辆被淹，他的车因停在高处而幸免。
台风过后，梁刚发现内涝与防蚊措施有关：街道在下水道铺装纱网，却被落叶垃圾堵塞，导致排水效率骤减。他把人们生活的城市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装纱网是必要的，但任何措施都可能带来新问题，我们应该提前研判、系统解决，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城市治理如此，面对自然亦如此。
郑爱华表示，大家无需对蚊子的抗药性过于担忧。具有抗药性的蚊子，其环境适应能力相对于敏感的蚊子往往更差。在不用杀虫剂的时候，蚊子的抗药性种群会发生可逆的变化，但前提是环境中还有敏感的蚊子种群。但如果蚊子全部产生了抗药性，那这种可逆性变化就很难发生了。
此外，为了延缓抗药性产生，在消杀用药时可以采用“鸡尾酒”方式，即消杀过程中，混合两种不同靶点或者不同杀伤方式的药物，延缓抗药性的形成；也可使用“生物控制”方式，如通过释放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使其与野生蚊交配后不育后代，从而降低总体蚊子密度；还可研发新型的蚊虫驱避剂、杀虫剂等，有效规避蚊子对现有杀虫剂的抗药性问题。
这个夏天，佛山在全市范围内多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全面清除蚊媒孳生地，筑牢基孔肯雅热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但蚊媒疫情也对爱国卫生运动提出新课题。我国以前应对的虫媒传染病，如疟疾、血吸虫病和乙型脑炎等主要发生在农村。而现在流行的基孔肯雅热的发病规律显示，人口密度是关键指标。随着城市化推进，城市人口密度增加，该病更像一种“城市病”。针对佛山这类有高密度城中村的地区来说，它介乎城市和农村之间，其路面、管网系统有所欠缺，产生的卫生死角也与以往不同。郑爱华呼吁，需在过去有效方法的基础上，优化出一套适应未来复杂城市环境的防控策略。
人与环境、政策与执行、集体与个人——每一种关系，都在重新寻找平衡。
“我住在一楼，有些潮，蚊子也多。”早在多年前，住在中山一小区一楼的夏琪给家里装了纱窗、纱门。她还学会通过观察纱门、纱窗上停落的蚊子数量，判断是否点蚊香或涂抹“蚊怕水”。
夏琪觉得，防蚊已成为生活常态。常态化防控加上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才是有效措施。
每天回家时，她都先拍打纱门惊走蚊子，再开门侧身进屋。白天在室外点蚊香，夜晚室内用温和的蚊香液，床上加装吊顶蚊帐……她逐渐学会与蚊子共存。
王颖参与到村里宣传基孔肯雅热的工作。她发现，某些村民家中积水多是有原因的。这些村民家的农田在地势较高处，缺少水系灌溉，但当地早就禁止打井，而用自来水灌溉不仅成本高，村民还担心氯气影响作物生长。于是，村民用水缸、桶收集雨水。作为一名水务工作人员，王颖觉得应看到居民需求，尽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就读社工专业的彭雅在佛山某街道实习。“大家并不焦虑，只是每日做好该做的防护。期待生活回归正轨。”彭雅说。
8月26日，“终止Ⅲ级响应”的消息传出。彭雅感叹道，这一切离不开政府各部门和市民的共同努力。杨珊期盼能有个正常双休，好好休息一下。
佛山乐从镇南区公园内设了五个消杀网格，每个网格间隔六七十米。一个喇叭播报着公园每天上午7点至9点、下午5点至7点开展灭蚊消杀。当天下午5点，公园里有老人举着麦克风唱起了歌；还有年轻夫妻带着孩子在公园玩耍；一对老人来公园散步，志愿者拎着驱蚊水，喷在老人的手臂、脚踝处。
给桥底的草喷完药后，一名消杀人员拎起管子走向下一个消杀网格。(除郑爱华外，其他人物均为化名)
解放日报记者 郑子愚 实习生 甘煜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