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滥觞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这一深入实地、直面研究对象的方法，于二十世纪初崛起为社会研究的核心路径之一。费孝通教授，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江村经济》在国际上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社会研究领域的典范。随后，此方法广泛渗透至社会科学各领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独特范式。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田野”的内涵也愈发丰富多样，任何能够摆脱书斋局限、深入研究对象生活情境的研究探索，均可纳入“田野”实践的范畴。
《纪念碑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田野调查》(以下简称《纪念碑下》)是一部以历史伤痕为经纬、以田野调查为方法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肖振才与顾茂富深入南京24处遇难同胞丛葬地，结合权威调研与幸存者口述，以纪念碑为线索，重新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南京大屠杀悲怆图景。例如，江东门丛葬地纪念碑上刻印着斑斑血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日军将已被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囚禁于原陆军监狱院内，傍晚押至江东门，藉放火焚烧民房照明，骤以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者众声哀号，相继倒卧于血泊之中。……始由南京慈善团体收尸万余具，掩埋于就近之两大土坑内，故称‘万人坑’。爰立此碑。”截至2021年12月，共有24座纪念碑，这些碑分别位于南京的多个地点，如草鞋峡、下关电厂、汤山、西岗头等。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深刻唤醒。书中采用“田野调查”这一方法，成功突破了传统史料的束缚，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作者耗时两年，沿着日军侵略南京的足迹，遍访江宁、栖霞直至雨花台、下关，精心探寻24处纪念碑，通过档案文献与实地踏勘的双重验证，细腻重现了南京大屠杀在城乡各处的惨烈场景。例如，江宁区汤山街道的湖山村，日军在1937年12月6日至13日期间屠杀了64名村民，焚毁200余间房屋，村民自发集资建立纪念碑的细节，展现了农村作为大屠杀重灾区的历史真相。这种以“纪念碑”为切入点的独特视角，不仅追溯了地理空间的变迁，更深刻地缝合了民族的集体记忆。
本书作者肖振才与顾茂富两位先生选择了一条鲜为人知的“田野”之路，用一张张实景照片打开《纪念碑下》叙事的胶片，投影在1937年至1938年的至暗时空，沿着寻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墓碑这条主线，进行探索和描述。这种调查具有解释性和研究性的特征，调查点聚焦在了“纪念碑”上，显然，这件事是颇费时间和心力的，因为时间久远，实地探访和史料的对应，这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也是必要的环节。人们通过图片直观大屠杀的血腥和残忍，而“纪念碑”上的铭文与地下冤屈的亡灵安息地，总能让人们的视觉上有沉重感、压抑感。作者从“牢记历史”责任感出发，来尽可能地还原这段历史至暗一页，将那些大量的、特定的细节重新组成一个个全新的清晰图景，提出尝试性的理论解释，通过“纪念碑”这个“田野点”，来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与战争的残酷，以警示人们“不忘国耻”“珍爱和平”。
田野调查离不开人和事件，历史事件发生久远，现场早已褪去斑痕，本书作者之一肖振才早在2006年参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情况调查。2006年3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统一领导，开展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作，课题名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国家重大课题的内容覆盖面很广，也可以称之为是抗日战争期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的课题。调查工作过去多年，沧海桑田，有些纪念碑、纪念地几经变更，幸存者和见证者逐年减少。《纪念碑下》作为南京市2019年文化建设工作目标的重点项目，两位作者不辞辛苦，肩负着“留住历史”和“警示未来”的责任感，开始历经两年的实地探访和田野调查。《纪念碑下》一叶知秋。村民、守墓者、见证者的回忆，就像一片片树叶，构建起一棵布满血泪的悲情树，与历史记载相对应。无辜的百姓、溃败的官兵、残缺的尸体，遍布街巷血染江河，来自外国友人、寺院的避难所的庇护，民间团体与个体的掩埋，有些事件是人们熟悉的，比如江南水泥厂难民保护、“日军杀人竞赛”等，通过笔者实地调查走访，讲述更为具体、详细和深刻。这些材料被循序渐进地采用在书中的章节里，这些看起来平常的话语，声声血泪，在该书中变得更加真实、掷地有声!
《纪念碑下》以南京现存24座遇难同胞纪念碑(馆)为线索，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将冰冷的石碑转化为鲜活的集体记忆载体。这些纪念碑散落在城市各处，如湖山、西岗头、草鞋峡、江东门等，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记忆的锚点。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许多丛葬地已演变为繁华街区或公园，纪念碑的存在与周边环境的割裂，折射出历史记忆在现代化浪潮中的脆弱性。本书通过翔实的档案数据、幸存者口述、加害者证词，重构了纪念碑背后的血腥历史。例如，江宁区湖山村村民自发集资建碑，纪念64名被日军屠杀的村民；下关电厂工人纪念碑的守护者邓成翠数十年如一日祭扫，以行动对抗遗忘。这些细节揭示了记忆的坚韧——它既依赖于物理符号，更需要人的主动传承。
记忆的脆弱性首先源于时间的侵蚀。书中提到，大屠杀幸存者逐渐离世，口述史料的抢救迫在眉睫。其次，空间变迁模糊了历史痕迹：上新河丛葬地变为滨江公园，马群战场成为科技园区，物理场景的消失使后人难以直观感受历史之痛。更严峻的是，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否认暴行，试图篡改历史叙事。作者指出，本书的写作初衷之一便是以铁证回击这种扭曲，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如掩埋尸体数量、日军暴行细节)形成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2014年，《雨花》编辑部在有关部门指导下为12月13日首个国家公祭日出版一期专刊——《不可磨灭的记忆》，用它来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笔者时任《雨花》编辑部主编，特邀肖振才先生为专刊写一篇专稿。不久，他传来《揭开一角看历史》的稿子，披阅之后被其内容震撼了，洋洋洒洒近两万字，要不是有字数约定，就其内容可以写一本书。之后，在一次座谈中，我与文史专家张国防先生提议，以他手中的资料完全可以写一本专著了，并建议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来写作，本书的创作笔者与张国防先生都是主要策划人，从头至尾追踪着两位作者的写作脚步。鉴于鼓楼区(2013年原鼓楼区、下关区合并成新鼓楼区)也是日寇大屠杀的重灾区，他邀请了在鼓楼区工作的顾茂富一同参加。没想到，他们没有在现成的资料中进行重新整合，而是不辞辛劳，实地踏访每一块纪念碑。他们说，在每一块碑前，感受到历史的沉重、空气的凝固，好像听到死难者的呼喊，看到日寇的狰狞面目。因此，此部书字字浸透他们的心血与泪水。
注重细节的描述，是本书的亮点之一。对于日寇的每一次屠杀暴行，作者在整体铺陈史实的同时，更对诸多细节做了深度挖掘与细致描摹。如三汊河屠杀、下关码头江边的屠杀、煤炭港大屠杀、草鞋峡大屠杀、难民区的“良民登记”……情节有始有终，细致入微，且过程完整，能吸引人、感染人。翻开此书，细节描写无一处不存，一改以前专著的枯燥，让读者在心中树立一座“无形纪念碑”，使此书增色。
概述中有分述，内容全面不冗繁，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本书的重点在于陈述日寇的大屠杀，但在陈述之中，添加了国际安全区、难民区、红十字会等相关内容，是对事件内容的补充与佐证；在细述日寇凶残的同时还突出了国际友人约翰·马吉、约翰·拉贝、明妮·魏特琳等，展现人性中的善，让读者在严寒中感受到春天，在窒息中得到一点喘息，有张有弛。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方法论——将历史学、社会学与文学结合。作者肖振才、顾茂富历时26个月，走访南京及周边地区，查阅档案、采访亲历者，甚至追踪湘鄂籍木材商后人，挖掘出如盛世征、昌开运等人冒险掩埋28730具尸体的壮举，这一数据来自盛世征、昌开运于1946年1月9日呈文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信件。这种“拉网式”调查不仅填补了郊区、农村屠杀史料的空白，还揭示了日军暴行的系统性：从城区到乡村、从战俘营到寺庙，无一处幸免。田野调查的成果被转化为具象的文字与数据，例如附录中列出的集中屠杀统计表、尸体掩埋记录等，使历史记忆从模糊的集体创伤升华为可量化、可追溯的学术实证。其意义超越了学术范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教材。
书中以大量统计数据与幸存者证词为支撑，揭露了日军暴行的系统性。例如，附录中详细统计了集中屠杀、尸体掩埋及财产损失数据。此外，幸存者的口述如“做梦都叫‘鬼子来了’”“扬子江的江面变红”等细节，赋予冰冷的数字以人性的温度。书中还特别记录了“逆行者”的善举，如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德国商人拉贝等人的庇护行动，展现了人性在至暗时刻的光辉。
本书的出版恰逢国家公祭日，其意义不仅在于揭露真相，更在于为青少年提供了一部紧贴实际的爱国主义教材。作者强调，南京大屠杀的悲痛历史应成为年轻一代“心中的无形纪念碑”，激励他们以史为鉴、振兴中华。书中对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的批驳，以及对幸存者口述的重视，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不容辩驳的证言。
碑文记录的不仅仅是历史，对于南京人来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永远的痛。笔者在走访与调查见证人的过程中，我们回溯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在南京11个县区的相关脉络，也为现实经济发展中部分纪念碑的“失落”深感遗憾。历史与现实相互诠释，相互印证。本书串联起往昔的历史脉络，日本舆论与教科书中颠倒黑白、妄图掩盖这段罪恶历史的“质疑”声，与“记入家书的证词”“首个刻有死难者姓名的纪念碑”等细节，一同镌刻在记录着冰冷数据的碑文之上。即使书中总是在回放那段沉重的灾难片段，总是在叙述那段灭绝人性的杀戮，但叙事的坐标总是置于真实的历史时空里，不容篡改，不容抹去。这部《纪念碑下》，无疑又是一部翔实的历史证言。
战争是残酷的非人道的，书中在叙述南京大屠杀那些血雨腥风的历史事件时，也用温情的笔墨记下“大屠杀的逆行者”。在南京受苦受难同胞守望相助时，众多国际友人伸出援助之手，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们当中，有人们熟知的外国友人：拯救了数十万中国人生命、被誉为“南京辛德勒”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人约翰·马吉，还有金陵文理学院的“守护女神”——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这些跨越国界的善意，是黑暗里永不熄灭的光。放出人性光芒的无畏义举被人们所铭记。
作者走访了由政府出资建造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21座，而那些鲜为人知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唯一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难民救助机构——栖霞山难民所，还有那些民间资助和私人建造的纪念碑背后的故事，也被作者采集到，进行了调查走访。特别是湖山村守墓老人、守诺祭扫18年的清洁女工，令人尤为印象深刻。作者强调，年轻一代需通过了解具体案例(如汉中门街头刑场、清凉山佛门之难等)，在心中树立“无形的纪念碑”。书中收录的日本人视角(如松冈环的证词)和跨国档案(如《日内瓦条约》被日军践踏的史实)，则打破了单一叙事，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本书荣获江苏省报告文学奖。上图系作者肖振才先生与顾茂富先生)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与本书的创作互为呼应，前者以仪式强化记忆，后者以文本固化真相。这种“双重叙事”构建了抵御遗忘的防线，《纪念碑下》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部抗争史。它揭示了记忆的脆弱——随时间流逝、空间变迁、政治干扰而褪色；更展现了记忆的坚韧——通过纪念碑、文本、仪式和个体坚守得以延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这本书提醒我们：记忆的存续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一个民族的身份与未来。
循迹追索，在《纪念碑下》的思路导向和结构聚力中，释放着深刻意义；国家危亡与民族受难，彼此交织的剧痛，永难愈合。掩卷《纪念碑下》，读者沉浸在悲愤中，获得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守望和平的现实重心始终得以保持。《纪念碑下》以冷静的笔触重构了南京大屠杀的时空经纬，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调查，也是一部充满悲悯情怀的文学记录。它提醒我们，纪念碑不仅是石质的符号，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正如南京大屠杀公祭鼎铭文所言：卅万亡灵，饮恨江城。唯有铭记历史，方能守护和平。这部作品以血泪铸就的证言，为人类文明敲响了警钟——暴行可以被掩埋，但真相永不可磨灭。好的田野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辅助资料，甚至可以引入教科书，让每一个看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从那段苦难深重的历史中深刻思考，居安思危，使命担当，在共赴复兴追梦之路上，聚集民族力量。显然，《纪念碑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田野调查》做到了。
李风宇 文学读评人、曾任《雨花》杂志主编、江苏省作协原副巡视员。
(此文原载《雅集》杂志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