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淮安新路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正式公布，该遗址是继泗州城遗址、板闸镇遗址之后江苏省发现的又一处大运河沿岸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的水下古城镇遗址。这些曾经繁华一时的古城镇是如何淹没于水下的?它们在历史上有着怎样独特的地位?遗址发现对当今大运河研究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记者进行了探访。
淮安新路遗址：“运河之都”重要见证
新路遗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区，西边为河下古镇，考古发掘时间为2023年7月至12月。“从目前发掘揭露的主体遗迹来看，应当是一处典型的街巷类遗址，形成于明代晚期。目前多数专家推测，这座古镇的消失是被一场洪水淹没。”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祁小东说。
在遗址现场，可看到街区保存完好。中间的一条道路清晰可见，长75米，宽约4米，呈西北—东南走向。路面为小砖立砌，少部分为碎石铺垫，应该为后期修补。道路两侧各有排水沟和辅路，辅路两侧分布有房址。
这些房址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王梦珊介绍：“结合房址分布位置、内部结构及与周边遗迹关系等，可以将数处房址划归为一处院落基址，这些院落或者为普通住户，或者为商铺。”
比如其中的YL2院落，沿街为店铺，其他灶间、厢房、堂屋和中心庭院为店主私人生活区，四面封闭，说明是“前店后宅”的结构；YL3院落，整体由偏房、堂屋和庭院组成，院门朝北，推断为一处普通私人住宅院落。
在这些院落中，还可确定有一家为饭店。因为房间内发现了三处灶台遗迹，普通人家不会有这么多灶台。更有趣的是，发掘区发现多处“侵街现象”，也就是店铺直接在中间路面上建起一座灶，以便其沿街叫卖。王梦珊认为这种“侵街”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该地当时商业的繁华程度。
经初步研究，该遗迹划分为三期。从房屋建筑方式看，极具地方特色。第一期房址多为砖墙构筑，砌筑方式多为淮安地区特有的“空斗墙”，是指用砖侧砌或平、侧交替砌筑成的空心墙体。第二、三期房址为篱笆墙，构筑方式为芦苇编织而成，多为双层，少数为单层，这就是古籍中记载的“淮屋”样式。
古镇虽然遭到洪水袭击，但并没有人员伤亡的迹象，出土的器物也不算多，推断百姓已提前获知消息，有序撤退。
“新路遗址让我们看到了它与运河、漕运及城市发展的密切关联。”祁小东分析了该遗址的背景和价值。
根据《漕河图志》《天启淮安府志》等文献记载，在淮安城西门外有管家湖，萦回八十余里。明朝永乐十四年，为方便漕运，平江伯陈瑄在湖内修筑长堤，名谓“新路”。到万历年间，一名姓陈的官吏重修此路，时人称为“陈公新路”。因史载“以便牵挽”，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这条道路可能为纤道。此次发现的道路内部为沙土堆筑，表面和侧面用砖包砌，两侧坡度较大，应为消减水的冲击而专门设计，这与文献中“沙堤低陷，水潦不时，计得安久之策，非大加培筑不可”相吻合。
发掘出土遗物以明代中晚期青花瓷器居多，与文献记载“陈公新路”的时代基本吻合。经勘探可知，目前揭露的遗迹向下至生土仍有2-3层文化堆积，目前虽未解剖，但存在明代早中期，是永乐时期的“新路”及其相关遗迹的可能性极大。
此外，遗址所在位置北侧为古淮(黄)河河道。明初，在淮河南岸相继筑五坝，为漕运必经之路，周边商贾往来络绎不绝，在明代前期已形成规模可观的商业活动街区—窑沟市，明中后期商业更加繁荣。这条路是后建的，但应与漕运的商业繁荣有关，因此，遗址对研究淮安地区明清漕运史、运河开发史、城市发展史、古建筑、社会生活史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明清时期淮安作为“运河之都”重要的见证之一。
板闸镇遗址：为复原清代城镇提供依据
在淮安新路遗址的西北角，就是板闸镇遗址，曾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是一处大型灾难性聚落遗址。“结合遗址所处位置、现场发掘和解剖情况及文献记载，已初步理清板闸镇向外辐射扩张、后遇灾废弃的时间脉络。”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张荣鑫说。
据介绍，明永乐十三年，平江伯、漕运总兵官陈瑄修疏清江浦，设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闸，第二年增建板闸。宣德年间，在板闸设置钞关，方便拦船收税。板闸附近因钞关而兴盛，形成板闸镇。明清时板闸镇是与清江、河下并列的淮安三大镇之一。
通过对房址的解剖，发掘区西侧房址内遗存堆积偏厚，而且层位清晰，人类活动密集，使用时间明显偏长，向东堆积渐薄，存续时间较短，这反映了板闸镇由中心逐渐向东扩张的过程。”张荣鑫说。
根据史书记载，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淮阴及上游徐邳一带连日大雨，黄河水位迅速高涨，到了十九日，河堤溃决，洪水漫溢，“过水由板闸后山子湖下达马家荡、射阳湖归海，板闸至怀城一带被淹”，板闸一带“关署、民居，悉遭淹浸”。
考古发现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发掘过程中共采集、清理出土遗物1965件，其类别、器型、纹饰等均极为丰富，按照材质可分为瓷器、陶器、金属器、玉石器、琉璃器、竹木器及骨蚌器等，绝大部分为日常生产生活用具，这些遗物都没有晚于乾隆朝的。同时，出土的M1碑，刻有关键纪年“乾隆三十八年”，可推断该处遗址即应废弃于乾隆三十九年的黄河洪灾之中。
遗址内多数房址墙壁倾斜塌陷，应被洪水冲毁。发掘过程中也没有见人骨，可见并没有居民伤亡。各类遗物依照功用堆叠在各类房址中，而且大多数可以修复完整，一部分有意识地收拢在容器内。由此可以推测，洪水到来前，当地政府仓促之间通知和组织人员撤离，但因为时间紧迫，部分物品并没有来得及带出。
“遗址内遗迹类型多样、功能完备、布局规整、结构分明，出土遗物数量丰富，而且饱含生活气息，为复原清代早中期当地城镇的布局结构、人文风貌，乃至居民生计方式、自然地理变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张荣鑫说。
泗州城遗址：被誉为东方“庞贝城”
泗州城遗址，位于淮安市盱眙县境内的淮河北岸。因为保存较为完好，是国内唯一一座整体格局淹没于水下的州城城址，所以被誉为东方的“庞贝城”。
最早的泗州城建于南北朝时的北周，唐宋时成为连通黄河、淮河、长江的漕运中心，是唐初至清康熙年间泗州州治所在地。
泗州城文保所负责人谭勇介绍，明初朱元璋在泗州大修明祖陵，泗洲城成为“龙兴之地”再得到振兴。明祖陵为朱元璋高祖、曾祖、祖父衣冠冢，明代祖陵祭祀大典时，皇室成员及各级官员都宿住在泗州，泗州因此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那泗州城为什么被淹呢?谭勇解释，明代时，黄河水南下淮河，由于泥沙淤积，致使淮河流域洪水泛滥，著名治水名臣潘季驯提出了“蓄清刷黄”的治水方略，即将淮河清水蓄在洪泽湖中，以冲刷黄河泥沙。此后，随着洪泽湖大堤越修越高，淮河水位也不断增高，常发生大面积泛滥。康熙十九年(1680)，洪水终于将泗州城和明祖陵彻底淹没。2011—2012年，考古队对泗州城遗址进行了发掘。
江苏省文物考古院副院长陈刚认为可从多个角度理解泗州城的重要意义。首先，对研究唐宋时期运河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泗州城处于淮河下游、汴河之口，为中原之襟喉，南北交通之要冲，史书称“江淮险扼，徐邳要冲，东南之户枢，中原之要会”。所以，泗州城是唐宋时期漕运的重要中转站，每年经此河运送物资的船只达六七千艘，是当时内陆最重要商埠之一，地位并不亚于沿海贸易城市泉州。
泗州城也反映了“蓄清刷黄保漕”国家大政下城市的兴衰，反映了几百年间人与灾害不断抗争的过程，显示了一座城市在大运河历史中的沧桑巨变，为研究大运河边百姓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提供了真实的物质实证。
由于泗州城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古城中“闾整饰、栋宇毗连”，城的轮廓、构筑方法基本可以确定，因此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古代建筑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泗州城襟川带水，风景秀美，诗词、佛教文化丰富，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众多名家游历此地，创作了大量诗文。泗州因地处南北之间，也促成了豪爽豁达与清丽悠然兼具的人文历史风貌。
